刑罚的故事-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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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个官员由于不良行为被解雇时，通常没有上诉。一些官员以向司法部长申诉或向报纸写匿名信的手段报复横暴的监狱长，但是没有人给予太多注意。
“高尚的官员”
尽管现实中存在着人事问题，但是刑罚改革家们依然抱有为囚犯树立良好榜样的“高尚官员”的幻想。圣文森特·保罗感化院的第一任牧师约翰·莱克勒克神父对看守的角色有一种几乎神秘的观念。1874年，他写道：“要成为一个好的感化院官员要求宛如一种特殊的需求。”这一职位要求“能够将慈善精神和公正精神结合起来的人。”
看守们自己做到了部分公正和慈善。在19世纪80年代，看守们的薪水比血汗工厂工人的工资高不了多少。即使加上补贴的住房和免费午餐，他们的生活标准依然很低。
1892年，金斯敦感化院的官员们向司法部长呼吁增加工资。“我们现在每年500元的工资根本不能满足我们不断增长的需求。我们当中许多人以现在发给我们的工资水平几乎难以维持。”
他们的呼吁书继续写道：“我们的职责与您领导之下的其他各感化院所雇佣的看守们相比，如果有所不同，那就是我们的压力更大；压力大到这样大的程度，我们常常被迫24小时－36小时回不了家，并且没有任何轮换。”
他们提醒部长，他们长期处在危险之中，而且“在伤残和死亡的情况下我们不能为家庭的未来做出安排。”
由于没有退休金，许多看守一直工作到他们倒下为止，而不仅靠过去的工资而陷入贫困。许多官员无视不得雇佣近亲的规则，想方设法使自己的儿子在同一机构获得雇佣。这是一种退休保险：当父亲干不动的时候，年轻人的工资可以养家活口。
在19世纪，看守们几乎像囚犯们一样受到限制，为一成不变的程式和缺乏灵活性的规则所主宰。
莫伊兰从1875年－1895年担任感化院的总监。他认为对看守不必太重视。在1892年的报告中，他对看守讲得很严厉。“当然有许多看守们在执行职务时干得不错，但是他们毕竟还是少数。”
金斯敦感化院的看守们愤怒了。他们贴出了如下保留条款：
“我们，本感化院的签名看守们，吃惊和义愤地获悉，你在你的报告中认为我们中很大一部分人在智力上不适合我们现有的职位，如果不在上级的眼皮子底下就不可靠和玩忽职守，仅仅是阳奉阴违的仆人和没有其他任何能力生存的人。
我们将尊敬问一声：在没有对我们的作为人和公民的私人生活或我们作为本感化院官员履行我们职务的方式没有切身了解的情况下，你怎么能发自良心地对我们提出如此严重和广泛的指控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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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制度抗衡：看守们对管理者们
莫伊兰与看守们之间的相互憎恶成为看守们长期不断的形象问题的征兆。感化院的管理者们倾向于将看守看作监狱机构中最弱的成份。看守们自己也感到他们被当作制度缺陷的方便的替罪羊。当局需要最好的人，但是不愿承担费用。1911年，一个试用期的看守每月的工资仅50元。当时，劳动部估计，一个5口之家的房租和食品就需要这么多钱。1924年，一个看守的起点工资是每月元加上制服和靴子（一个熟练工人的工资是195元）。这很难吸引像英属哥伦比亚感化院监狱长库珀盼望的那类人。在1926年的报告中，他这样描述了他理想中的看守：
“感化院工作的核心是人的品质。领导的能力和自制很重要。看守要接管一伙20－30个不同国籍和性情的人，使他们保持有序地工作，防止他们逃跑和违反监规，准备随时牺牲自己的生命或与难驾御的囚犯搏斗以及晚上将这些人带回来，而且要使他们靠近一些以便在一个人的监督之下。所有这些需要的不仅仅是高品质的勇气，而且还有体格。”
1892年，看守们的工资是每年500元，没有退休金。
在加拿大感化院建立后的第一个世纪里，看守们的职责没有什么变化。1835年的看守在1935年的监区里仍然感觉很适应。只是枪支和制服变了。尽管囚犯们享有了更多的权利，但是看守们仍旧被各种规章包围着。他们的日常生活依旧单调乏味，只是偶尔被惊惶打断一下。
困在机械上：对囚犯一视同仁
1818年，一个名叫塞缪尔·丘比特（Samuel Cubitt）的人向英格兰伊普斯维奇郡（Ipswich）的法官提供了一套使罪犯保持忙碌的新设备。这种设备便是齿轮机（Treadwheel）。
这种齿轮机的结构是，在一个旋转的巨大圆柱上安装一个由梯阶构成的铁架子，形状就像一个大齿轮。罪犯们用手抓住架子上的一个棒，用脚踩齿轮的齿，从而使这个大齿轮不停地转动。齿轮机的轮子被设定成每分钟转50个梯阶。当齿轮转动的时候，囚犯们一步也踩不实，因为他们一踩某一个齿，这个齿就下滑。
踩齿轮机的工作特别消耗体力，许多体弱的囚犯都累倒下了。怀孕的女犯流产了。到1824年，至少有3个人被齿轮碾死了。
如果说任何东西象征着感化院，那就是齿轮机。像齿轮机一样，19世纪的感化院是一部不人道的机器。像齿轮机一样，感化院没有制造出任何东西，除了纪律的幻想。像齿轮机一样，早期的感化院制度把它关押的囚犯简化到无思想，自动操作的程度，仅仅是这部机器上的齿轮。
感化院制度对所有囚犯一视同仁，不允许囚犯有特殊的需要。感化院的建立是为了处理典型的囚犯——健康的白种盎格鲁萨克逊人。任何调整都是不可能的。
但是，在加拿大，像在其他地方一样，矫正当局必须处理许多不适合这一模子的人。女人、原住民、宗教上的少数派别、吸毒者、性罪犯和心理或生理具有残障的人是一些不能用传统方式处理的例外群体。
他们之中的一些人努力尝试使机构的轮子停摆，但是许多人都被绞进去轧烂了。
精神角斗士
加拿大感化院当局有史以来不得不处理的最顽固的罪犯是“裸体圣歌歌手”。
他们是杜科波尔派自由之子派的狂热信徒。脱光衣服是他们蔑视当局的方法。
裸体是自由之子派囚犯使用的破坏性最低的一种手段。他们尝试以任何手段来打击、羞辱和破坏监狱。如果他们不能严密地打击监狱系统，至少他们绝不会被它所吓倒。
杜科波尔派（意为灵魂力士派）产生于18世纪的俄国。这个名字的含义是“精神角斗士”。这个带有嘲讽意味的称谓是东正教教堂给他们起的。杜科波尔派教徒拒绝东正教。他们还拒绝各种形式的现实政府。除了上帝之外，他们不承认任何权威。
杜科波尔派的独立就像卡在沙皇喉咙上的一根刺，俄国政府愿意让他们迁移到加拿大。1899年，第一批移民的杜科波尔派教徒抵达哈利法克斯。移民官员在大草原上向他们提供了土地，而且如果他们同意遵守加拿###律还可以免除服兵役。
但是，仅仅一年之后，杜科波尔派教徒便食言了。他们宣布不打算注册出生、死亡和婚姻。他们感到这与他们信奉的“神圣真理”的指示相抵触。他们声称是宗教迫害的受害者。他们以绝食和游行示威来戏剧性地表现他们的观点。1903年，他们在萨斯喀彻温省埃尔伯附近举行了第一次裸体示威。
1908年，由于杜科波尔派教徒拒绝宣誓效忠皇家，他们被剥夺了政府在大草原上授予他们的土地。他们的领袖彼得· “上帝的”维里金（Peter “The Lordly” Verigin）决定在英属哥伦比亚省的大福克斯（Grand Forks）重新开始。
此时，他的追随者中争端纷起。“独立”的杜科波尔派教徒们不再迷恋传统的公社式游牧制度，而要像其他加拿大人一样生活。他们注册了他们的土地，把他们的孩子送到了学校。
黑手党式的胁迫
但是，“自由之子”派杜科波尔信徒拒绝与加拿大社会做出任何妥协。他们使用黑手党式的胁迫手段强制其他杜科波尔派教徒们支持他们的温和抵抗。
自由之子派信徒特别反对公共教育制度。1923年，他们焚烧了英属哥伦比亚省布里朗特（Brilliant）城的一座学校。这引发了杜科波尔派社区里的一股放火和爆炸浪潮。大多数暴力都是针对政府机构的，但是自由之子派教徒们也相互倾轧。1924年，维里金自己也被一颗自由之子派教徒的炸弹炸死了。
当局感到很为难。自由之子派恐怖主义似乎完全没有意识。裸体示威变得特别令人愤怒，以至于议会在1931年修改了刑事法典，将对当众裸体的处刑增加到3年。
立法者全然没有意识到的是，许多杜科波尔派教徒渴望着被捕。他们的新领袖彼得·维里金二世（Peter Verigin II）告诉他们：“我们将通过监狱移居”。许多杜科波尔派教徒相信，如果他们使自己足够麻烦，加拿大就得为除去他们付出代价。
1929年，一群赤裸的杜科波尔派教徒聚集在布里朗特城。在加拿大历史上最大的一次“逮捕”中，725个男人、女人和儿童被羁押。儿童们被送到抚育院和工业学校。1932年，一些成人被监禁到在乔治亚海峡（Strait of Georgia）皮尔斯岛（Piers Island）上专门为杜科波尔派教徒建立的特别刑罚殖民地上。
新囚犯们除了满足自己的需要之外拒绝做任何工作。即使对他们实施肉刑也没用。除了厌恶劳动之外，皮尔斯岛的杜科波尔派教徒的表现相对较好。他们不放火，还放弃了在受到新教徒刺激之后就裸体示威的作法。
1935年，绝大多数囚犯都符合了假释的条件，皮尔斯岛刑罚殖民地便关闭了。在此后的15年里，自由之子派罪犯都被送到英属哥伦比亚感化院。
在50年代，可列斯特瓦（Krestova）定居点的杜科波尔派居民焚烧了他们的家园。这导致了另一轮大逮捕。这一次，加拿大在英属哥伦比亚感化院的地界上建造了一个特别的杜科波尔派教徒收容所。
但是，自由之子派教徒继续放火，既在监狱内放火，也在监狱外放火。最终，联邦监狱局决定设计一所杜科波尔派风格的监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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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火者的梦魇
1962年建成的阿加塞兹山（Agassiz Mountain）监狱对放火者来说是一个梦魇。监狱的建筑是建在混凝土地面上的金属小屋。在小屋里面是金属床、金属橱柜和金属工具。床垫子和毯子是用特殊的防火化学材料处理过的。这样的总体效果是严酷的：《哥伦比亚人》称之为“大猩猩的牢笼”。
自由之子派囚犯到达时，他们立即被剥光了衣服。他们拒绝整理被褥，拒绝做饭，拒绝为火炉劈柴。他们想让看守为其做所有事情。但是，监狱长汤姆·霍尔（Tom Hall）有在皮尔斯岛处理杜科波尔派囚犯的经验。他命令职员别理那些杜科波尔派囚犯。自由之子派囚犯在寒冷中睡觉，在饥饿中上床。11天之后，他们停止了绝食。
1962年9月，大约1200名杜科波尔派教徒离开大福克斯前往阿加锡兹（Agassiz）去声援囚犯们。他们在监狱篱墙外面安营以胁迫监狱当局。同时，监狱里面的自由之子派囚犯继续进行零零星星的绝食。
1963年夏，绝食者们的情况严重，监狱局长阿兰·J·麦克里奥德（Alan J．Macleod）亲自前来调查。他下令进行管饲。不幸的是，对22岁的保罗· 博德莫罗（Paul Podmorrow）来说，麦克里奥德的决定做出的太晚了。博德莫罗在8月饿死了。
博德莫罗的葬礼之后，绝食者们疯狂了。自由之子派教徒在监狱外的营地里呆了几年，等待着他们的朋友和亲属们释放。他们中的许多人在当地社区找了工作，把自己的子女送到当地学校。几乎在不知不觉之中，他们被同化了。
杜科波尔派的结局
1983年8月，3个同为女性的老年杜科波尔派纵火者在英属哥伦比亚省地区心理治疗中心开始了绝食抗议。她们被决定假释，但是拒绝遵守任何假释条件。她们甚至不答应不再放火了。到10月，她们的身体状况特别糟糕，便被附条件赦免了。1984年6月，在她们被释放8个月之后，其中两名妇女又放火烧卡斯尔加的杜科波尔派博物馆。她们被逮捕之后，便又开始了绝食抗议。7月，她们获得释放，被宣告缓刑3年。
今天，在联邦感化院里已经没有被划分为杜科波尔派的囚犯了。
在长达50多年里，加拿大的自由之子派恐怖主义造成了2000多万加元的损失和至少23人的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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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囚犯的困境
当森林克里（Wood Cree）部落的酋长大熊听到他由于参与1885年的里尔（Riel）叛乱而被判处3年监禁时，他咆哮道：“我宁愿被绞死。”
大熊所在的马尼托巴感化院对他很纵容，监狱长甚至允许他留长发。但是，坐牢的经历还是把他毁掉了。他在1887年获释不久就死了。
在19世纪，对于许多加拿大印第安人来说，在监狱里被监禁一段时间就等于被宣告了死刑。
其中的原因来自生理和心理两个方面。原住民对一些疾病的抵抗力很低。在寒冷、潮湿和透风的环境中，他们常常死于肺病。马尼托巴感化院的医生定期报告原住民囚犯中的淋巴结核和肺病。他们中的许多人虚弱得不能劳动。
1882年，感化院监察莫伊伦指出，原住民囚犯在监狱生病和死亡的情况很常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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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疾病
但是，一种更敏感的精神疾病正影响着原住民囚犯。
1876年马尼托巴感化院建立的时候，原住民处于混乱之中。他们实际上失去了所有的土地，土地都到了欧洲定居者手里。原住民的传统生活方式正在消失。他们被成群地赶到保护区里。在那里，他们作为政府的监护对象过着一种边缘生活。从法律上和政治上讲，政府对待他们就像对待那些虽然长得过大但是为了其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