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罚的故事-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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顽固的罪犯是另一回事了。被认为不可改造的罪犯估计占3％。1968年，第一个“超高警戒程度”机构在魁北克的拉瓦尔建成了，关押能力为140名罪犯。这种机构的概念立即引起了争议。
对许多治疗进行了试验
加拿大感化院的“精神病学”时代从20世纪60年代初持续到70年代初。几乎能够想象到每一种治疗都进行了试验，包括各种精神药物治疗、电击、行为修正、剥夺感觉、周末马拉松，甚至裸体谈心小组。
在20世纪70年代，对囚犯们开始以名字称呼，他们能
够蓄胡子，甚至可以通过囚犯委员会对监狱条件提意见。
1963年，第一个专业机构马特斯奎吸毒者治疗中心建成。1972年，第一个地区精神治疗中心在英属哥伦比亚的阿博茨弗德建成。在20世纪30年代，通过将患者沉在一个装满碎冰的浴盆来“治疗”精神病。从那时开始的矫正医学走了很长一段路。
在20世纪70年代进行了将感化院一些方面的生活人性化的尝试。对囚犯们开始以名字不再以号码称呼。他们的囚服被重新设计以便看起来更像普通服装。他们被允许须胡子和留长发。除这些装扮方面的变化之外，感化院还尝试通过囚犯委员会给囚犯一定程度的自治。
1971年，莫尔委员会建议，囚犯在小组环境中能够得到更好的康复。囚犯和职员在一起生活的类似家庭环境的“生活单元”产生了。
监狱：最后的手段
1973年，代表内政部观点的文章建议对非暴力罪犯进行转处。作者主张，监狱应当成为最后一种惩罚手段。在这一时期，社区服务令在一些案件中开始代替监禁判决。而且，还对赔偿进行了成功的试验。此外，越来越多的罪犯根据工作和教育释放计划而获得离开监狱的机会。
在20世纪70年代中叶，加拿###律改革委员会的报告说，无论是作为威慑手段还是作为改造手段，监狱都是失败的。这篇报告声称，在被从社会生活中隔离出来的情况下，罪犯不可能得到为适应社会生活所需要的再教育。或者，就像一个囚犯指出的：“你在潜艇里不可能学会开飞机。”
1980年，在新文森特姆斯特的英属哥伦比亚感化院关闭。这一“古老的堡垒”已经矗立了一个多世纪。它的关闭或许是加拿大维多利亚监狱和它们所代表的哲学终结的开端。
感化院建筑体现了现代哲学
在19世纪80年代，当约翰·霍华德在英格兰和欧洲大陆调查监狱时，还没有产生一致的刑罚哲学，也没有产生与众不同的监狱建筑。
18世纪的普通看守所、习艺所和教养院都仿造中世纪的医院和修道院，把房间安排在一个空旷的广场周围。绝大多数囚犯都一起工作和睡觉。
1722年在吉亨特建造的国家监狱是一个值得注意的例外。它是第一所意图以建筑来促进治疗的大型刑罚机构。这一监狱呈巨大的八角形。每一个角都是一个不规则四边形的单元。每一个单元都完全独立，设有单独的囚室和工作间，二者紧密相连。一个单元关押一种类型的罪犯。
这一监狱对19世纪的监狱设计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其所拥有的单独监禁、24小时监视和“防逃”建筑等独居制特色成为加拿大、美国和英国感化院的最重要的建筑要素。
感化院建筑师们受到建构一种对监狱管理来说完全能够控制的环境的可能性的激励。从1780年至1840年，伦敦改善监狱纪律学会出版了一系列关于监狱建筑的书籍和宣传册。
在这一时期采取三种基本的计划：传统的矩型计划、放射性或称星状计划和圆型计划。
示范监狱
最具影响的圆型监狱倡导者是经济学家和哲学家杰里米·边沁。在19世纪头20年里，他顽强地游说英国政府采用他的设计作为示范监狱，以保证“重塑道德，保证健康，鼓励勤奋和传播教诲”。
边沁的“圆型监狱”应当能够既可以持续监视囚犯又能够不间断地监视看守人员。“圆型监狱”应当是由铁铸件和玻璃构成的绝对圆型的建筑，周围是一排一排带有栅栏的单人牢房。在中心控制塔内带天窗的看守长办公室和每一间牢房之间用一根通话管连接起来。这样，看守长能够对各个视角和各种声音进行不间断的监视。
尽管“圆型监狱”从来没有建成，但是它对许多机构都有启示。各种根据这一基本设计而建造的变体监狱在西班牙、荷兰和美国拔地而起。英国和欧洲大陆的许多半圆形监狱也是根据边沁的观念建造的。
放射性的或星状监狱也能够试看守人员从一个中心的有利位置来对各个走廊进行可视检查。这类监狱变成最流行的监狱设计之一。
1829年在宾夕法尼亚州切里希尔建造的东部州感化院是第一所放射性监狱，而且也是早期放射性监狱中最著名的一所。
最耗资的公共建筑
切里希尔感化院有7个翼从一个圆型中心大厅放射出来。它关押250个囚犯，耗资50万美元，成为当时北美最昂贵的公共建筑。
切里希尔感化院是采取宾夕法尼亚制或称独居制的感化院的样板。在这种制度之下，囚犯们在服刑期间每天被24小时单独监禁。牢房设施齐备，面积较大——米×4米（相当于现在的一个小卧室）。每一间牢房都有相连的个人活动小院（米×6米）、单独的供水系统和一个冲水厕所（在当时是很奢侈的）。
从经济和人两个方面，都证明独居制是非常昂贵的。因此，这一制度在美国、甚至在宾夕法尼亚被抛弃了。但是，它却成了欧洲的标准体制。切里希尔感化院的设计被许多欧洲国家拷贝了。在加拿大和美国，奥本制或称“沉默制”盛行了。“沉默制”这一术语是指这样一种事实：囚犯们夜里被单独监禁，但是白天允许他们在一起不出声地工作。
一张床和一个桶
在奥本制式的监狱里，牢房仅仅是一个睡觉的地方。典型的单人牢房5㎡左右，约为一个小洗手间的面具。唯一的卫生设备是一个桶。
加拿大19世纪建造的感化院沿用了基本的奥本制模式。一排一排没有光线和不通风的小囚室在每一层上相互背靠着背，被一条俯瞰中心有利位置的钢质走廊连接起来。在一些感化院里，工作间、礼拜堂和活动院只是公共活动区域。囚犯在他们的牢房里吃饭。
金斯敦感化院和类似的监狱被建成最高警戒程度的监狱。这类监狱由石头高墙环绕，设有像炮楼一样的岗楼和加强的大门。最高警戒程度的监狱是封闭式的机构，常常被以“巴士底狱”相称。它们令人可畏的外表意味着将增加其威慑力。英国一个建筑专员委员会总结出当时流行的看法：“一个监狱的外表应当尽可能展示巨大的力量，使心灵感受到一种不快活的空白，预示着等待进到大墙里面的人的是痛苦。”
像金斯敦感化院这样不多见的监狱展示的是一种希腊宗教复兴的外观，但是当时最流行的风格是阴沉的城堡式的哥特式建筑。首先，这类机构的宏大规模会使里面的人感到畏惧和微不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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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监狱”
这种宏大的规模一开始就是加拿大感化院制度的特色。金斯敦感化院是当时最大的公共建筑。到19世纪中期，节减逐渐变为监狱管理的核心。大规模监狱的产出更大，而且运转起来更加便宜。金斯敦感化院被扩建了，并建造了新的更大的感化院。这一时期被称为“大监狱”时代。
监狱拥挤加剧了大监狱设计所固有的问题。1867年，金斯敦感化院关押了907名囚犯，但是却没有下水道或浴室。感化院内通风很差，来访者不断抱怨味道太浓。
在19世纪的后50年，在美国和加拿大出现了一个建新监狱的高峰，但是在设计上没有多少革新。1885年新改建的金斯敦感化院的单人牢房的面积才是3/4m×2m（比现代一个单人床还小）。
早期的感化院在建筑上是很时髦的（包括金斯敦感化院，在1835年建成时曾经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设计），但是它们逐渐赶不上时代了。然而，监狱建筑的过高代价（即使囚犯的劳动无偿）致使当局不愿拆除它们。在加拿大，维多利亚的机构被简单地扩建、改造和重修了，以适应现代需要。还有一些感化院长期没有改进。例如，不太有名的圣文森特·保罗感化院内一张床、一只桶式的牢房在1938年就遭到了阿香博委员会的谴责，但是直到1969年才拆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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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模式
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感化院当局开始计划不特别正式的矫正设施。他们承认，中等和最低警戒程度的监狱不需要防逃钢顶。
建筑师们采用了“校园”模式。包括家庭式的“居住单元”在内的低层建筑群开始代替古老的要塞式建筑。在新的建筑群内部，栅栏越来越少，窗户和多彩的活动区域越来越多。复杂的电子探测系统提供四周的警戒，闭路电视成为全视角看守的眼睛。
感化院早期：最可怕的镇压
在19世纪三四十年代，金斯敦的新感化院对旅游者有些吸引力。它甚至收门票。作家查尔斯·狄更斯曾是早期的参观者之一。在《美国札记》中，他把金斯敦感化院称之为“管理良好和精明的一个感化院”。
狄更斯在骗人。
在这一感化院开始收押罪犯不久就不断发生骚乱，稍后到处都开始传闻感化院公然虐待囚犯。感化院医生詹姆斯·萨姆森对外披露的令人震惊的事实最终迫使政府采取了行动。1848年，《多伦多地球报》主编乔治·布朗领导的一个委员会开始对金斯敦感化院的管理进行调查。
“极度混乱”
委员会成员们发现，金斯敦感化院确实存在着许多虐待。他们于1849年发表的报告严厉地谴责了监狱长亨利·史密斯。报告谴责他的“管理不善或疏忽致使感化院达到了一种极度混乱的境地。”
委员会发现，史密斯吮吸资金和盗取政府资金供个人使用。他还任命他自己的儿子弗兰克为厨房主管。在厨房，年轻的史密斯在损害囚犯的情况下个人谋取暴利。食物供应被转换了，向囚犯提供的面包和肉常常不适于人类消费。只有当像狄更斯之类的来访者在周围时才会向囚犯提供适当的膳食。
弗兰克·史密斯并不满足于让囚犯饿肚子。他还导演恶作剧：他喜欢把不幸的囚犯浸入水中或者在练习射箭时让囚犯当靶子。有一次，他用箭将一个囚犯的眼睛射穿了。
他父亲像统治一个秘密帝国一样管理监狱。他横暴、好争斗。反对他的职员或者被他以莫须有的罪名开除，或者被他大幅削减薪水。留下来的职员变得愤世嫉俗、风纪败坏。
监狱长感觉对囚犯们采取强硬路线是正当的，“他们当中的许多人胆大妄为和绝望透顶。他们全都脾气倔强，不懂得纪律约束。”
金斯敦检查员们于1836年制定的感化院规章对职员和囚犯一样严厉。监狱长必须随时随刻呆在监狱里。从4月底到9月底，看守们每周工作6天，从早上6点工作到晚上6点。在其余月份，他们从日出工作到日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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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许眨眼
在看守们长长的一天中，他们最困难的任务是执行沉默制规则。根据沉默制规则，不仅禁止囚犯们说话，而且还禁止他们“交流表情、眨眼、笑、点头或者相互打手势。”
当吃饭铃声响起时，囚犯们必须按秩序从牢房中鱼贯而出，面向同一个方面行进。看守依靠经常存在的肉刑的威胁来维持纪律。常用的肉刑是用生牛皮鞭或九尾鞭抽打。
在史密斯掌管金斯敦感化院的最初7年（1835－1842年）里，鞭打是对各等违纪行为的唯一惩罚。在1842年之后，又辅之以手铐、禁闭、暗室、水浸、“装箱”（装入一个直立的没有窗户的“棺材”）、35磅的轭和禁食禁水。
但是，鞭打一直作为一种选择方法保留下来，而且惩罚的人次一年一年地迅速增加。1843年，共有720人次。过了2年，增加了2倍，达到2012人次。又过2年，到1847年，这一数字又增加了2倍，达到6063人次。当时，金斯敦感化院共计关押约500名囚犯。
肉刑用得如此频繁，以至于囚犯们被鞭打的背伤尚未痊愈又受到鞭打的情况并不少见。罪犯们因为非常琐碎的违纪而受到鞭打，而且几乎不分年龄和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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鞭打儿童
安托万·博彻8岁时入监，在入监后一周内就受到了鞭打，而且在9个月里受到了47次肉刑。皮特·查尔博诺，10岁，也是9个月里，因为凝视、眨眼和笑等违纪而受到了57次鞭打。亚历克斯·拉弗勒，11岁，在1844年平安夜因为说法语而被打了12生牛皮鞭。监狱长称他是“一个野家伙。”
少女也不能幸免。12岁的伊丽莎白·布林是几个悲惨的例子之一。她在3个月里受到了6次鞭打。
对待精神方面的疾病，监狱的治疗特别残忍。一个名叫詹姆斯·布朗的精神病囚犯被鞭打了72次。萨姆森医生证明，几个囚犯被不断的鞭打“刺激成精神病。”
委员会成员们的结论的是：“我们追求的这一制度成了最恐怖的镇压。”在这种情况下，毫不令人吃惊的是：“罪犯的改造是不可知的。”
1850年，当局任命唐纳德·麦克唐奈为新监狱长，还任命了一个新检查员名单。第二年，惩罚的数量减少了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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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年的苦难
本篇欲使读者品味一下自1885－1935年这50年间囚犯的日常生活。之所以选择这50年，是因为这一时期是加拿大矫正史上的一个转折点，从中可以看出刑罚哲学的重要嬗变。在这一时期的开始，只是强调惩罚。到20世纪30年代，囚犯们取得了许多新的权利和特权。感化院纪律的目的从镇压转向改造。
第8110号罪犯的故事
编者按：詹姆斯·杰拉尔德·麦克里尼是一个小说中的人物。但是，他作为一个罪犯的经历完全是以1885－1935年期间的真实论文集和历史文献为依据的。
1935年4月，金斯敦感化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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