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罚的故事-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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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过40先令的盗窃一般都可以判处死刑。有人因为盗窃一顶帽子、一块手绢、甚至一片牛肉而被处死。1801年，13岁的安德鲁·布朗宁因为偷了一个调羹而被绞死。但是，即使布朗宁这样的案件也不是最悲惨的。7岁的小孩都有被处死的。
在这种情形下，许多原告不愿意起诉，许多陪审员拒绝定罪。他们抓住任何可以挽救被告的法律稻草。如果被指控的是盗窃，陪审团可以做所谓“尽职的伪证”。他们假装被盗物品的价值不值40先令。
并不是所有被判处死刑的罪犯都上绞刑架。法院有将其死刑减为‘流放’的选择。这意味着到美洲殖民地当契约奴隶，那里劳动力极度匮乏。一些流放的罪犯被分配给没有怜悯心的残酷主人。但是，那些能够坚持到其刑满的奴隶通常会获得授予的土地和重新开始的机会。许多从前的流放犯都成功了，变为受人尊重的公民。
到1775年，英格兰每年向美洲流放2000名罪犯。但是，当13个殖民地赢得了独立之后，英格兰必须找到另一个罪犯倾销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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飘浮的地狱：囚船
同时，过度增长的罪犯人口必须得关在什么地方。现有的看守所已经爆满。刽子手在超时工作。一直持续了80多年的‘临时办法’是把旧战船当作飘浮的监狱使用。那些‘废船’狭窄、不透气，并且污秽不堪，还爬满了害虫。船上的条件如此恶劣，以至于每4个罪犯中就有1人死亡。像城市看守所一样，废船里充满了无事可做的人。在关押定罪的罪犯的同时，这些废船还关押乞丐、精神病人和私生子。后来甚至还发现了废船曾经将一个2岁的孩子关押在二层甲板以下的记录。
即使流放复兴之后，这些废船还保留着。1828年，依然有4000名罪犯被关押在监狱船上。最后一艘废船直到1875年才被凿沉了。从废船上活下来的罪犯可能盼望着另一个飘浮地狱：去澳大利亚的长途旅行。这一新殖民地就是罪犯刑罚殖民地而建立的，那里的绝大多数居民都是非自愿移民。
1787年，第一船流放者在悉尼港抛下猫。整个旅途花了8个月，许多到达者的状况都很糟糕。这些船都由雇用的签约者充当船长，他们的报酬按人头付给。这不可避免地导致可怕的拥挤、欺骗口粮和其他形式的虐待。
“在英格兰，载入名册的死刑犯罪增加到
200多种，绞刑架在重负之下吱吱作响。”
那些罪犯被委婉地称之为“政府的人”，被送到工地上筑路和架桥。许多罪犯被作为廉价劳动力出租给了自由殖民者。像在美洲一样，他们的命运取决于雇主的仁慈。绝大多数流放者最终都赢得了自由，成为农民和商人。其他一些逃到内地去了，还有一些成了歹徒——传奇的土匪。
被捕获的土匪和其他‘不可救药者’被送到了诺福克岛的恐怖监狱。那里的条件非常可怕，以至于囚犯们都急于签订自杀协议。死亡是唯一的逃脱办法。
英国不是实行流放的唯一国家。在19世纪，法国在南美的圭亚那和太平洋的新喀里多尼亚建立了刑罚殖民地。西班牙、意大利和葡萄牙都向其非洲属地流放过罪犯。俄罗斯沙皇向西伯利亚流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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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的看守所
在欧洲，普通看守所变得更加糟糕。即使在流放的船上安装了保险真空管装置，也都完全没有安装现在的一些操纵设备。
18世纪的看守所不是一个政府机构，而是一个政治闲职，都奖赏给出身名门的企业家。他们把看守所当作盈利行业经营。在这所具有栅栏的旅馆中，‘客人’必须为最基本的服务交纳昂贵的费用。这里甚至存在着为了‘免除烫烙’而贿赂的现象。一个富有的犯罪者可以生活在相对奢华的条件之下，享有私人套间和24小时的房间服务。看守们为那些能够负担的罪犯开酒馆，拉皮条嫖娼。
但是，那些没有现金也没有亲属或朋友支持他们的不幸囚犯们特别悲哀！他们不得不极力讨好参观者，以赢得他们的怜悯或者在墙上伸出乞讨的篮子。官方没有供其饮食的预算，许多贫穷的囚犯都饿死了。
由于每个看守所都是一个小帝国，一个国中之国，因此这种恐怖很常见。看守不向任何人负责，甚至不向地方行政长官负责。一旦打开了罪犯枷锁的钥匙，法院就对罪犯失去了任何兴趣。看守们便可以对罪犯为所欲为。有时他们甚至在囚犯刑期届满时也懒得释放囚犯。如果有人注意到了，他们就声称这些囚犯还欠他们的‘押运’费。
18世纪的看守所是一个狄更斯式的暴力和悲惨恶梦。在这场恶梦中，只有强者才能活下来。男人、女人和孩子都被塞进常见的大囚房中。他们在里面进食、睡觉、打斗和通奸。当看守不在周围时，囚犯团伙进行统治。他们勒索新囚犯，杀死告密者。
另一大灾难是伤寒或称‘看守所发烧’。一旦发生伤寒，便会一个接一个地传染遍全看守所。在1773－1774年间，英格兰死于伤寒的囚犯比死在绞刑架上的罪犯还多。在伤寒传入法庭，律师和法官开始死亡之前，没有人关心伤寒在看守所的流行。此后，突然出现了一股对看守所卫生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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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的开始
对身体酷刑的觉醒
“自由与平等的新哲学强调人的尊严和个人权利。这激发了对身体酷刑的不断觉醒。”
几种不同的思潮对推动刑罚改革发挥了作用。自由与平等的新哲学强调人的尊严和个人权利。这激发了对身体酷刑的不断觉醒。死刑和肉刑开始被看作是残忍的。教友派信徒和福音教信徒复兴了通过孤独和严格的纪律来获得精神再生的观念。
1777年是刑罚改革的转折点。当时，贝德福德治安官约翰·霍华德出版了《监狱的状况》一书。在书中，他记述了他对英国和欧洲大陆看守所的调查。霍华德对监狱条件的兴趣可以追溯到1754年，当时他自己曾经在法国被短暂地监禁过。
霍华德是第一批应用科学方法从事社会研究的人员之一。他的发现致使颇为自满的上流社会受到很大震惊，促使政府采取行动。霍华德对监狱生活的混乱和残忍均感不满。他建议实行一种他认为既理性又人道的新制度。
霍华德构想的模范监狱将是安宁、干净和有序的。看守将是对当局负责的文职人员。在这样的监狱里，没有必要实行肉刑。囚犯们被隔离在自己的单人牢房里，以免受到任何堕落性的影响。
1778年的英国感化院法就受到了霍华德建议的启示。该法规定了几项重要的改革，包括安全和卫生的建筑结构、系统的检查、收费制度的废除和感化计划。不幸的是，这些理想经过许多年之后才全部实现了。
“独居制起初被认为是一项人道的改进，
但是后来变得与最残忍的刑罚一样可怕。”
1790年，监狱改革之父霍华德逝世了。而且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死于看守所伤寒。霍华德生前见到了绝大多数古老的中世纪酷刑的废除，还见到了1785年在诺福克郡怀蒙德海姆建造的第一所感化院。但是，他绝不知道他为之艰苦奋斗的这一制度——独居制——变得与最残忍的刑罚一样可怕。
鞭打之下维持的社会风纪
几个世纪以来，都是靠体罚来维持社会风纪。儿童在家里受到捆绑；男孩在学校受到桦木条抽打；佣人在工作中受到痛打；战士在军营里受到鞭打。
即使精神病人也以这种方式‘受到矫正’。英格兰的乔治三世（1738－1820年）在其疯癫期间也被毫不留情地抽打。
‘以痛苦补救过错’的政策特别适用于轻微罪犯。他们欠社会的债通过对他们的抽打就被完全折抵了。他们被绑在一个公共广场的柱子上或者被拖在一辆车后面沿镇游街鞭打。
鞭打的程度取决于其犯罪的性质和所用鞭子的类型。鞭子分为许多种，有3根皮条的，5根皮条的，6根皮条的，9根皮条的；还有带结的，带球的，带钉的。致命的俄罗斯鞭中间夹着金属线以便变得更硬。
在中世纪的英格兰，最普通的鞭子是九尾鞭。这种鞭子在尾部突变为金属爪。到18世纪，九尾鞭去掉了金属爪，但仍然是一种可怕的体罚工具。在一个罪犯背上抽打300鞭能够打得他皮开肉绽，打上500鞭能够要他的命。
在死刑之后，鞭打是17世纪英格兰和法国最常用的一种刑罚。在法国人统治加拿大期间，共有95人遭受过当众鞭打。其中15人是妇女，一半以上是小偷。
“公众对待处理犯罪和罪犯的情绪和脾气在任何
国家都是对其文明程度最为可靠的试金石之一。”
1800年之后，监禁逐渐代替了肉刑，成为一种司法处罚。鞭打便不太常用了。直到1967年，加拿大才彻底废除了鞭刑。但是，此前它一直被用作在感化院控制不服从罪犯的最终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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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禁
当著名的监狱改革家约翰·霍华德在18世纪70年代对监狱进行调查的时候，他看到了一个在无政府主义边缘上摇摇欲坠的社会。这个英格兰贝德福德的治安官对上升的犯罪率和市民秩序的腐烂感到惊恐不已。
但是，他对用于镇压犯罪的残忍方法更加吃惊。当局简单地以暴治暴。对死刑和肉刑不加区分的适用非但远远不能威慑犯罪，反而损害人们对法律的尊重。
在霍华德及其追随者看来，司法恐怖的政策是残忍的，也是愚蠢的。他们有更好的主意：他们建议用监禁代替死刑和肉刑。但是，他们甚至走得比这更远。他们建议不再用旧的普通看守所来监禁罪犯，要建立一种新的机构：一种既改造又惩罚的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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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化院：既改造又惩罚
监狱改革运动源于宗教理想主义。作为监狱改革运动先锋的教友派信徒和福音派信徒确信：人类是无限完美的。弯曲的可以使其变直。
拯救的工具是感化院——一个悔改的地方。而且，感化院纪律的核心是独居制。
这一概念并不是全新的。中世纪的教堂总是隔离犯错的牧师。到霍华德在欧洲进行考察的时候，在许多监狱里已经建立了独居制。
1704年在罗马建成的圣米歇尔矫正院是一个天主教的少年管教所。它采取了教堂的修道士惩戒传统。它是第一个按照隔离、工作、沉默和祈祷原则组织的刑罚机构。
忏悔的谴责：独居
霍华德认为，独居制不仅比肉刑更人道，而且也更有效。独自沉默地在其单人牢房中，作恶者将不得不面对着他们自己的良心，向这一“忏悔的谴责”的鞭子投降。
这些监狱改革家肯定，他们通过控制人的身体来调整他们的心灵。他们甚至感于期望感化院会变成社区中其他人的秩序和道德示范。
犯罪是疾病，隔离是疗法
在这个时代，犯罪被看作是一种道德疾病，病人必须被隔离。改革家们认为，一般看守所最糟糕的一个方面就是将囚犯不加控制地混押在一起。
在旧式的混押监狱中，少年犯和无辜者很快就会因与顽固罪犯接触而受到传染。改革家们相信，在一个运转良好的感化院中，这种情况绝不可能发生。
尽管感化院的想法源于欧洲，但是美国人成为最早的热衷者。事实上，即使在殖民地时期，美国人也抵制英国的死刑和肉刑制度。
“独居制最初被设想为一种人道和赎罪形式的惩戒，
但是后来变成了恐怖的 “墙窟窿”——查尔斯·狄
更斯称“比任何对身体的酷刑都不知糟糕多少倍。”
1682年，教友派领袖威廉·佩恩制定了一部以监禁劳役代替鞭打或肢体刑的刑法典。在这部刑法典中，只对谋杀保留死刑。
1718年，在佩恩死后，他的法律被一道皇家法令撤销了。但是，费城依然是刑罚改革的沃土。1787年，威廉·布雷福德、本杰明·拉什和凯莱布·洛恩斯建立了费城减轻公共监狱痛苦学会。1790年，他们说服州政府在沃尔纳特街看守所的一个侧楼建立了北美第一个“矫正机构”。
在这个感化院里，嫌疑人、证人和轻微罪犯仍然一起被关押在一些大房间里，但是顽固罪犯被单独监禁。沃尔纳特街看守所的戒规制度被后来以宾夕法尼亚制而著名。
1821年，在纽约州的奥本感化院进行了最激烈的独居制试验。一组囚犯被关押在他们各自的单人牢房里，没有任何娱乐，也没有劳动。许多被试验者自杀了，因此这一计划2年以后就被抛弃了。法国犯罪学家亚历克西斯·德托奎维尔和古斯塔夫·德博蒙特对这种极端主义进行了谴责：“这不是改造，而是谋杀。”
奥本监狱的制度随后被改为允许囚犯白天沉默地工作，只在晚上单独监禁。这就成了奥本制或“沉默接触”。
此时，再回到宾夕法尼亚，监狱当局仍然坚持完全隔离的原则。按照宾夕法尼亚制（也称“隔离”制）建造的典型监狱是在切里西尔的一个巨大的东部州感化院，于1829年建成。
在切里西尔感化院，对所有囚犯都进行24小时单独监禁。他们独自在自己的单人牢房里工作，从事纺织、缝纫和制鞋。饭通过门上的一个小孔送进来。囚犯有自己的私人活动院，用高砖墙与其他人的院落隔开。
这些高墙很隔音。囚犯们唯一能够接触到的人就是看守，看守每天对他们进行3次检查。偶尔也有宗教信徒来访问囚犯，带给他们一些宗教宣传册。囚犯与外界朋友和家庭的通讯实际上也被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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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人中疯了50人
查尔斯·狄更斯在19世纪40年代参观切里西尔感化院之后写道：“这种对大脑这一神秘机体的日常慢性损害比任何对身体的酷刑都不知糟糕多少倍。”
1849年，加拿大布朗委员会的成员参观了这所监狱。他们发现，“囚犯们总体看起来外表呈菜色、衰弱状：双眼深深地凹陷，眼球反射着狂躁的光亮。”监狱当局很不情愿地承认，300名囚犯中死了50个。
约翰·霍华德自己没有倡导完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