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落的一代:中国的上山下乡运动-第2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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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204。＇。根据四川某县的一项调查，安置一名知青在知青农场需要1900元，安置在公社或大队的工厂需要1300元，但安置在乡镇集体企业只需500元＇ 《工人日报》1980年7月30日，第2版。＇。知青生活条件是从1973年开始好转的，而在1978到1979年间改善工作进行更快了。对国家和城市企业来说，主要是额外的开支多了：增加安置费、发放社会福利、为农场购买土地＇ 在某些情况下，国家可以利用已废弃的“五七干校”，而免除这项开支。＇以及保证知青在农村依旧享有城市人口的供应。尽管有了改善，花费了那么多钱，但新制度还是没有足够的吸引力。利用过去安置知青的经费来帮助他们在城里找工作，这个想法最初是邓小平1979年10月4日在一次省党委书记联席会议上提出来的＇ 《当代中国的劳动力管理》，页445。＇。知青办的负责人于是准备了实行这项政策的方案。根据他们的估算，未来几年里，如果每年只送70或者80万知青下乡，那么年开销就能控制在5亿元之内，那就是可以节省全国会议预计的每年投下10亿元资金的一半。这笔款项可由财政部门直接转给劳动部。实际上，后来预算给下乡运动的经费是拨到了负责招工的部门名下，而且比原来估计的多得多，因为下乡知青少了，那些负责人没想到运动那么快就刹车停运＇ 刘小萌，前引，页813。＇。
农民的消极抵制也肯定起了作用，令官方改变了立场。随着1980年的去集体化政策，农民有了更大的自主决定权，因此欲将无法接受的事情强加给他们，比起过去是难上加难。在财政经费上略加安排调整固然可行，但无论对国家还是对城市单位都过于昂贵。在这种情势下，当局开始放弃继续进行下乡运动的念头。如同往常，在最高领导人会议上作出了有关政策改变的高层决定，然而内容却不公开。在1980年5月胡耀邦就在一次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宣布：“要把城市青年上山下乡种地的办法改过来。要用其所长，不要强其所难。
过去的办法是一举两害＇ 他指的是对知青与国家两者都有害无益。＇，现在要一举两得。”谈到政府改转向的问题时，胡并不回避社会抵制所起的决定性作用：
“回头看看上山下乡的做法，家庭不接受，农民不欢迎，社会有阻力。＇ ＇我不说过去错了，过去在那种历史条件下，那样多的人下去，是有成绩的。但是小孩子不愿当农民，就连去上海郊区也稳定不住。”＇ 顾洪章等，《始末》，页195。＇
得过了好几个月以后，某些省市才陆续宣布结束下乡运动。8月初，湖北省政府作出决定，凡是有可能的地方，都应该把知青安置在城镇，包括那些本来认为是可以继续下乡运动的市县＇ 湖北电台广播，1980年8月3日，刊于SWB，1980年8月14日。＇。10月底，长春市宣布所有的中学毕业生今后都可以留在城里，包括前几届没有下乡的学生＇ 吉林电台广播，1980年10月23日，刊于FBIS，1980年10月28日。＇。11月，陕西成为首个公开宣布结束知青下乡的省份。所有毕业生都应该可以在城里找到工作，一般是在集体经营的工厂单位，特别是在服务行业＇ 陕西电台广播，1980年11月11日，刊于FBIS，1980年11月13日。＇。第二天，北京市政府宣布，经决定从夏天开始不再进行“强制”下乡，只是提倡“自愿”下乡＇ 北京电台广播，1980年11月12日，刊于FBIS，1980年11月25日。新华社讯，1980年12月1日。北京电台广播，1980年12月2日，刊于FBIS，1980年12月3日。＇。这些自愿者有两种选择：到知青农场去当农场工人，签订可续约的月薪不低于30元的两年合同；或者报读设在某些农场的半工半读学校。两种情况下，学生都保留原有的城市户口及粮食关系。这实际上就是宣布在北京市不会再进行下乡运动了。这些新建议的措施仅仅涉及几百人，所以后来没有任何进一步发展的下文。到了1980年，要求青年真正地自愿下乡，甚至是在相对优越条件下的下乡，都只能是个微不足道的提议。另外，市政府宣布1978年以前下去的以及已经在农村待了两年以上的，都回城了。1979年秋下乡的1万名知青可以在1981年9月前回来。在这个日期之前，禁止招募那些本应该跟他们一起下乡但拒绝走的，为的是要将优先权给予那些接受下乡的青年。
长春、陕西和北京的例子在全国都完全有代表性。虽然消息从来没有正式公布，但1980年无疑就是全面放弃下乡运动的一年＇ 青海由于远离中央地区，跟得总是慢一点儿，到12月政府也通过了有关在市郊建立知青农场的报告，但那是过了时的一役。见青海电台广播，1980年12月19日，刊于FBIS，1980年12月30日。＇。根据半官方的资料，在最后一年，全国有15万5千名青年下乡，主要去郊区知青农场，其中1/3是在辽宁及黑龙江两省，有10个省完全没有下乡的＇ 顾洪章等，《始末》，页193。这15万5千名知青一般都不计算在下乡运动的统计内，大概是因为他们在农村的时间太短。这个数字也从来没有正式公布过。＇。
其实，从该年夏天开始，让当局操心的似乎是如何安置仍在农村的知青。7月底，《工人日报》透露，只剩下了“大约200万”＇ 《工人日报》1980年7月30日第2版。＇。到了8月中，又宣布只有150万＇ 《中国新闻》1980年8月12日，刊于JPRS…China Report，1980年10月3日。＇，这就是说从年初开始，有差不多150万青年回了城。虽然留在乡下的人数很少，但《工人日报》的那篇文章依旧强调领导干部应该解决这些青年就业问题的重要性，提出3种可能：
… 重组知青场队和农工商联合企业：这些单位是经济独立核算的，但需要援手才可进一步发展。安排与农民结了婚的知青是最难解决的问题。他们占了43万＇ 根据顾洪章，只有20万，见顾洪章等，《始末》，页212。＇1972年前下去插队的仍在农村的“老知青”的大部分。有些地方，这些知青和他们的爱人及孩子被安置在知青队。夫妻中城市出身的一方恢复城市户口，重获城市粮食配给，并且领取有保障的基本工资待遇，而另一方则仍然保留农村户口，挣工分。
… 城镇集体企业招工：政府鼓励以各种方式发展这类企业，包括发放预留为安置下乡知青的贷款，以便招募已在农村的知青。
… 帮助已婚知青继续留在当地：对于这些“所在社队生产条件好、收入比较高、本人愿意在农村扎根”的青年，他们所属的知青办必须“规定鼓励办法”。可以请他们列出一个单子，写明他们在住房、农具以及家具方面的需要。准许有一技之长的搞个体户，并帮助他们获取必要的工具（如缝纫机、理发工具等）。在后一种情况下，他们可以恢复城市户口。
下乡运动遗留下的问题长年危害着社会气氛，而且在迈向四个现代化进程中形成了团结全国各方力量的一大障碍，上述的那篇文章明确地表明了要尽快了结这个问题的决心。作者谈到要关心年老的父母，他们上了年纪，完全有理由为他们的子女的前途担忧，他呼吁知青办早日解决这个”老大难问题”。他承认在这些“受到了锻炼、吃过很多苦”但是“长期得不到安排”的知青中，“有些人感到没有出路、苦闷、彷徨”，所以他呼吁：“我们要以高度的革命责任心关怀他们、体贴他们”。
1980年底还有96万知青滞留在农村＇ 顾洪章等，《始末》，页193。＇，几万名在农场。在12年来分散于农村各个角落的青年大军中，这个数目其实只占很小一部分（6％或7％）。即使把已在接待地区市镇获得有固定工资的非农工作的几十万老知青都包括在内，也总共不到10％。因此可以说，这一场大规模的人口迁移总体上来看是到达了终结期。
下面3张图表可以显示出上山下乡运动导致的人口流动情况＇ 这些图表是根据下列资料制成的：《中国劳动工资统计资料1949…1985》，页110…111，及顾洪章等，《始末》，页193及301。＇。
图表1 1962…1980年城镇知识青年逐年上山下乡人数
1962…1980年间总数为17 919 800（其中1967…1980年间为16 627 000）
图表
据《中国劳动工资统计资料1949…1985》，第110页
图表2 1962…1980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累计人数及身在农村的人数
图表
据《中国劳动工资统计资料1949…1985》，第110页；顾洪章，等《始末》，第193页和301页
从图表2可以明显地看出，直至1977年，尽管已经有人回城，但在农村的知青人数仍然继续增加＇ “回城”这个词是简化了的，其实包括了已改变了身份但没有回原居城市的知青。＇。相反，从1978年起，下乡人数急遽下降，而同时期返城人数大幅上升。
图表3 1974…1979年知识青年下乡和回城的情况
图表
据《中国劳动工资统计资料1949…1985》，第110页和第111页
下乡运动引致的主要跨省移民图显示出总的方向：从国家最大的城市，主要是三大直辖市（北京、上海、天津），往最近的省份，或者向最远的边疆地区移民发展。大多数的迁徙都在省内或市郊，大约8％的知青（1962…1980年间17 919 800名下乡的知青中，有1 429 200名）被送到了外省去。
图：知青的跨省移民情况
1979…1980：回城及就业问题（1）
当年组织下乡运动给政府带来许多忧虑烦恼，最后嘎然终止又造成新的惊恐不安。人口的迁移也就将问题从农村迁移到城镇去了，因此当局的注意焦点全集中到了城镇招工问题上去了＇ 株洲市成了这种发展的象征，因为安置青年取得的成绩，曾先后两次被提名为典型，而其郊区农场虽然几年前全国有名，但现在连提都不提了；见湖南电台广播，1979年6月14日，刊于FBIS，1979年6月22日，以及《人民日报》1980年6月4日第三版。＇。实际上，中国在1979年面临着1949年以来从未遇过如此广泛的就业问题，那一年在各城镇有将近2000万人等待安排工作，占了劳动力人口20％＇ 这个官方数字后来重新修订降低到1500万了，但我们认为2000万似乎更合理些。关于这个问题，见M。 Bonnin，前引。＇。为此所采取的措施，有些是与经济改革方向一致的，但其他的正相反，由于对生产力的消极影响，构成对市镇经济发展的严重障碍。在最初阶段，采用了各种对策来发展轻工业和服务性行业，尤其是那些只需投入有限资金就能招聘更多职工的集体及个体企业。然而，对这类企业的钳制与歧视相当强烈。有一条法例就规定因特殊困难留城或回城的青年可以分配到国营企业，而因病留城或回城的就只能分配到集体所有制企业，北京市在1979年8月废除了这项规定＇ 新华社讯，1979年8月11日，刊于FBIS，1979年8月13日。＇。还有许多其他的歧视性的举措被取消了，同时通过提供贷款及减免税项来鼓励待业青年建立集体所有制的或个体经营的企业。这直接关系到新近回城的知青，以及没有获得分配的留城毕业生。成立了“劳动服务公司”，安排工作（通常是临时性的），给无业青年（特别是近期回城的）开办训练课程＇ 就是这样，上海徐汇区在1978年5月成立了一个“劳动服务队”，吸收了200名近期回城的知青，到1979年2月又把它改编成一个拥有900人的“公司”；见新华社讯，1979年2月12日，刊于FBIS，1979年2月14日。1979年8月，法中友好协会代表团参观了这个公司，那时容纳了近期回城知青的80％。见1979年8月11日进行的参观访问汇报打字稿； 题为？Visite de la Société des Services Publics？； 页1。＇。政府不得不面对非常严重的城市就业问题，而且再也不能利用上山下乡这个虚假的解决办法。在某种程度上看，这对中国的经济起了积极作用。也就迫使共产党放弃国营经济绝对优先、大企业及重工业优先的教条主义观念。
另一方面，下乡运动在当时终止了，在农村多年的知青大批回城，又加上同时期大批城市青年到达就业年龄，这种紧迫的异常形势令当局不得不采取一些从经济角度来看是有害的方法，后来都一一废弃掉了。在这个层面，首先采用的是顶替政策＇ 见本书，页161。＇。这个办法确实很见效，仅仅3个月的时间（1978年11月到1979年1月）上海就安置了10万名青年＇ 上海电台广播，1979年2月13日，刊于FBIS，1979年2月15日。8月，数字上升到17万；见AFC，Entretien avec Monsieur Chen Shou，页7。＇，在天津6个月内安置了11万＇ 新华社讯，1979年7月3日，刊于SWB，1979年7月14日。＇。即时掀起了一个退休及提前退休（有时甚至是虚构的健康理由）潮，充分显示出那个时期青年就业问题非常严重＇ M。 Bonnin，前引，页202。＇。顶替政策在解决上海就业问题上起了主要的作用，在1978年10月到1981年12月期间，27万9千名上海知青就是通过这个办法在城里找到工作＇ 《中国人口 上海》，页150，156。＇。从全国范围来看，在大规模实行顶替政策的5年内（从1978到1983年），80％的退休或辞职的人都是为了让子女顶替，这就使900万青年因此得到了安置＇ 《当代中国劳动力管理》，页152。＇，其中很大一部分是知青（没有详细数字）。在很多地方，政府从1979年起实行“归口包干”或“系统包干”的方法来安置青年，实际上就是“单位包干”，每个单位必须提供工作给在职职工的子女＇ 理论上讲，安置工作的责任不应该落在单位，而应由单位所属的市政府经济部门担负；见庄启东等，〈辽宁省城镇劳动就业问题调查〉，载于《经济研究》1981年第12期，页25…31；亦见《青年就业 》，前引，页5…6、117、153。＇。这样的一种处理方式其实是延续了1974年推行的模式，当年就是父母所属单位，而不是学校，负责将学生遣送到乡下去＇ 见本书，页121。＇。来自社会的压力是可以理解的，因此产生了这种方式。在这个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