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落的一代:中国的上山下乡运动-第2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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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龋耙�704…705。＇。在其他的知青模范中，曾经身为山西省革命委员会常务委员的蔡立坚1978年被捕，被定罪为反革命＇ 1984年平反。关于蔡立坚的资料，见肖复兴，《绝唱老三届》，页3…18；姜昆主编《中国知青回忆录》第2册，页688…695。＇。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人民公社的薛喜梅曾抱怨当年成了“瘟神”＇ 《人民日报》1979年5月23日第四版。尽管有政治压力要把她赶出大学，薛喜梅最后还是成功地获取农学高级文凭。1998年她当上河南农学院科学技术信息部的主任；见晓剑、郭小东，《老三届与共和国同行》，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9，页96及255。＇，不过她很快就重返自己的角色，重获威望，因为1979年8月全国大会第34名被邀请的知青模范就是她。四人帮崩溃，连文革前的一些模范也受到牵连。像侯隽，1976年进入领导小组担任副组长，3个月后就丢了官，还被指控跟四人帮勾结，被平反解放后，就给送回宝坻县当生产大队党支部书记。至于董加耕，则遭了两次难：1970年代初期他被控为“516分子”而被关押蹲了3年监狱，后来经周恩来干预才被释放了出来。之后他获得多项公职：三届人大代表、四届人大常务委员、国务院知青上山下乡领导小组成员、共青团“十大”筹备组副组长（他是重要负责人）。而该筹备组的组长是四人帮的亲信谢静宜，董因此又再一次身陷囹圄。1977年秋获得释放后，他回到了自己的农村。
除了张铁生，为模范称号付出最高代价的要数以知青之父闻名的李庆霖，他敢于给毛写信反映知青的困难，还揭发下乡运动的不公平及干部的特殊化。由于有毛的撑腰，3年之间李的社会政治地位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得到提升＇ 见本书，页117，注91。＇。
然而，他在1977年初被逮捕了，11月14日在一个群众大会上接受了猛烈的批判，指责他“一贯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1979年初对他的判决书指控他与四人帮的关系，尤其是他举报了县里、区里和省里的干部。很明显，李的信件给这些人找了那么多麻烦，他们决不会饶恕他。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判他无期徒刑。当政治气氛有了变化，他的刑期就改为10年，后来又改为8年。
退回去看，当年那些知青典型似乎全都是当政者手中的卒子，随着高层政治斗争的风云变幻无常而起伏不定。有些后来对他们的经历进行了反思。王冬梅就是一例。她是旅大的知识青年，当年她说服了100多位青年和她一起去到偏僻的大草原安家落户，1974年当选为模范＇ 辽宁省很多城市的知青都是敲锣打鼓地被送到昭盟这个穷地方。1978年他们全部返回了原居地，因为当局发现这些青年根本做不到自给自足，又没有用，然而相关城市每年得在他们每个人身上平均付出1000元，这相当于一个中级干部的工资收入。顾洪章等，《大事记》，页160。＇。在一篇以“被埋葬的青春梦”为题的文章里，她谈到知青典型人物的“代价问题”。为了符合知青典型的“光辉形象”，她其实成了一种强迫压抑自我的意识形态的牺牲品。她总是被逼着去扮演某个角色。梦想上大学，但她必须放弃所有的机会；想到要在这个落后的“洞穴”里过一辈子，并嫁给一个牧民，她心里就苦恼万分，但她强迫自己留在这个地方，以为自己是个“悲剧的勇士”。17岁当选为模范，20岁被逮捕，两年后，1979年，获释。那时她明白到自己不过是个“政治道具”。现在她是记者了，别人都说：“无悔青春”，而她却说：“痛悔万分”＇ 刘小萌，前引，页713…714。＇。
1979年底，宣传部门依旧不遗余力地介绍各类模范，像一位长期失业的女青年于1956年离开上海去了宁夏，而另一位知青由于他在研究消灭白蚁上的成功，24岁就当上了某个林业研究中心的副主任＇ 《人民日报》1979年11月26日第4版及1979年12月18日第4版。＇。在12月底的最后3天，《人民日报》连续登载了一篇文学报道式的长文，是表彰吉林知青赵军翔的事迹，1964年当赵高考完全有希望成功之时，他却毅然决然地自愿插队到市郊的一个生产队＇ 《人民日报》1979年12月28、29及30日。＇。
1979年就这样结束了，最后还为一名应邀出席8月全国大会的充满牺牲精神的理想主义青年模范作了一个感人肺腑的介绍。然而，这不过是下乡运动所能点燃的最后几把火。当局已经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让知青留在农村，返回农村或者到农村去工作，尽管如此，也没有能力阻止运动在下坡路上急剧地往下滑，该年回城知青及下放知青的人数就清楚地说明了这个事实。
知青在1979年是像逃离地狱般地以惊人的速度于纷纷乱乱之中返回城市的。他们或者采用“顶替”父或母的方式，或者请求病退困退。由于知青及家长双方共同施加压力，这两种申请的批核都很宽松。这种速度大大超过了官方的预测（虽然预测与前几年相比已经相当大胆）。河北省政府在国营与集体单位为知青预留了6万个职位，但到6月底就已经有10万8千名知青列入了招募名单＇ 《河北省志…劳动志》，页112。＇。从全国来看，大约有400万知青在1979年被接受重新迁入原居城市。1978年250万回城青年中的一大部分是在年底才离开农村的，这就意味着中国出现了一次与1968年底到1970年初的从城市往乡下的人口移动很相似，但是朝相反方向移动的人口迁徙潮。十年后的这一大浪潮所涉及人数甚至会略高于前一次＇ 山西省的统计显示，在1979年知青点的数量比知青还要多，也许那股迁徙潮流的飞快速度可以解释这一现象。知青当时成群结队，什么都顾不上，抢在第一时间离开农村，以至于关闭知青点的工作都无法跟上那个速度。见《山西通志…经济管理志…劳动篇》，页51。＇。大约500万知青在这个时期离开了农村，而在1978年底到1980年初这一时期，有差不多600万青年回了城＇ 见本书，页192，图表2及3。＇。在上海，虽然市政府尽了力，还是有大约40万知青在1978到1979年间回来了，这数字相当于1968到1977年间下乡知青总人数的37％＇ 《人口研究》1981年第2期，页32。＇。
相反，下乡的人数远远低于预先的估计。前面谈过，本来预计遣送80万下乡＇ 新华社讯1979年8月17日，刊于FIBS，1979年8月21日。＇。11月甚至公布最理想的数字是100万，因为当年中学毕业生人数为300多万，而可提供的城市工作职位数量大约为200多万＇ 新华社讯1979年11月2日，刊于FIBS，1979年11月7日。＇。政府当局当时没有提供任何有关夏天之后的动员所得到的实际结果的数据，不过省一级的有足够说服力的数字倒是公布出来了。比如在辽宁，本来决定要比往年付出更大的努力来搞好动员＇ 见本章注129。＇，结果到了10月份只送走了1万7千名知青，而在下乡人数已骤降的1978年同时期是3万名＇ 辽宁电台广播，1979年10月16日，刊于SWB，1979年10月25日。另外，辽宁电台广播，1979年10月16日，刊于SWB，1979年11月3日。＇。到月底，政府宣布动员了2万4千人，“比原定计划少了很多”＇辽宁电台广播，1979年10月27日，刊于SWB，1979年11月10日。＇。上海的情况也很说明问题。1979年10月初，劳动局组织了一次会议，准备10月11日开始的1978年毕业生的分配工作（晚了一年）。9万名待分配的学生中，3万多名得去市郊的国营农场＇上海电台广播，1979年10月4日及1979年10月11日，分别刊于SWB，1979年10月16日及1979年11月15日。＇。11月底，政府宣布6万名分配在城里的都登上了工作岗位，还斩钉截铁地说在不久的将来国营农场会招收更多的青年，但完全没有提到，预计要去农场的3万人实际上去了多少人＇上海电台广播，1979年11月24日，刊于SWB，1979年12月20日。＇。看来成绩不佳，下去的人数少得可怜，这才会三缄其口，一字不提。我们掌握的其他不完全数字与后来提供的1979年的全国数字所反映的总趋势相吻合：24万7千7百名知青下了乡，还不到预计数字的1/3＇ 见国家统计局社会统计司，前引，页110。＇。显而易见，大部分新毕业生都以消极但有效的抵制手段对抗下乡政策，而地方当局既没有办法亦没有决心来跟这种消极抵抗力量抗衡。
1980：运动终结（1）
到了1980年，当局在现实面前低头了：上山下乡运动在后毛泽东时期是没有可能继续下去的了。社会上各种形式的抵制与抗争在1979年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这就促使了政府最终放弃了这场运动，而且也停止了传统上为其辩护的毛式话语。此时，数量庞大的一大批毕业生到了就业年龄。问题因此转移，其实在1978年，特别是1979年，已经开始了，但至今才真正转变成为纯粹的城市就业问题。
1980年头两个月，还有一些有关下乡运动的宣传＇ 《人民日报》1980年发表的有关下乡运动的15篇文章里，9篇是在1月和2月出笼的。＇，但调子是绝对地“现代化”了。介绍的模范知青及模范知青队都在经济上赚到了钱，那是因为他们在农村现代化中取得了成就，主要是农业机械化和工商行业的发展。宣传文章强调他们比在城里生活得好：新疆的某一个队的知青在1979年每人平均收入高达1005元（当时模范红旗农场只能分450元），另外一个队居然拥有一个藏书3千的图书馆，那儿的知青都在撰写科学实验的文章＇ 《人民日报》1980年1月2日第一版。新华社讯，1980年1月1日，刊于China Report，1980年1月14日。《人民日报》1980年2月5日第5版及1980年2月25日第3版。＇。主要是突出农场生活能真正吸引青年人的一切。属于江西一个知青农场的一个农工商联合公司还进行了干部制度的“大胆改革”：所有在公司一级以下的干部都是通过不记名投票“民主”选出来的，每半年重选一次。有良好业绩的会获得奖金。这个例子不是独一无二的＇ 《人民日报》1980年1月30日第一版。我们听说在山西也有这样一个实施类似制度的知青农场；与芒克的访谈，1981年7月12日。＇，可以显示出负责人们想方设法要把知青留在他们的生产队或他们的农场，但不再采用那经已破产的简单行政措施，而是求助于一些更有效的办法。由于在这些农场发展了工业（一般是加工业）以及行商企业，越来越多的知青离开了农业生产劳动，而领取固定工资＇ 《人民日报》1980年2月25日第3版，1980年5月30日第2版及1980年6月22日第一版。＇。政府当局甚至都预见可以利用这些农场，在市郊建立卫星城市网，正像前一年曾经提议过的那样＇ 《人民日报》1979年10月27日第2版。＇。这些下乡运动“温和”模式跟过去的形式已经毫无关系了。就像福州市动员一些中学毕业生到郊区的秃山头去参加造林工程，为时两年，之后可以在城里得到一份工作。两年中，这些青年人只需参加植树，男的不少于120天，女的不少于100天，就有权回城读书＇ 新华社讯，1980年1月17日，刊于SWB，1980年2月4日。＇。
下乡运动虽然呈现出新面貌，但不能完全抹掉过去的残余痕迹。春节临近，一年一度的“慰问活动”在某些地方继续进行，对象是已在边境地区安家落户的知青＇天津电台广播，1980年1月22日，刊于SWB，1980年2月4日。新疆电台广播，1980年2月11日，刊于SWB，1980年2月11日。这两个例子都是讲文革前下乡的知青。＇。此外，一直到8月，召开了几次“先进知青”大会＇新疆电台广播，1980年2月11日，刊于SWB，1980年2月11日。福建电台广播，1980年5月13日，刊于SWB，1980年5月29日。吉林电台广播，1980年8月8日，刊于SWB，1980年8月14日。＇。与王震有密切关系的“保守派”王恩茂，当年任吉林省委第一书记，他以最强硬的态度重新肯定下乡运动的传统价值。夏初，那正是每年出现新毕业生分配问题的时候，王恩茂组织了一次有关下乡问题的工作会议，根据他的意思，目的是要统一对该问题的“不同意见”。他在讲话里重申上山下乡是一项正确的政策：
“问题就是：今天的知识青年需要不需要下乡呢？我的回答是肯定的。我要说，过去需要，今天需要，将来还是需要。”＇吉林电台广播，1980年7月12日，刊于SWB，1980年7月18日。＇
王虽然死守传统、墨守成规，尽量维护下乡运动的原则与价值，但他也意识到必须改变形式。他大谈1978年以来运动中涌现出的新鲜事物，可又明确指出“下乡知青的户口及粮油关系应该不变（即留在城市）”。即使用这样的办法作了点儿革新，王的思想观念在当时已经散发出一股前朝旧时的霉味儿，就像他还坚持农业生产劳动集体化的立场。而他的属下从他的讲话里只挑取了改良的那一部分。两个星期后，《吉林日报》在头版宣布四平市决定改变政策。知青办公室有一笔原本要作为安置费发给1980年应该下乡的3000名毕业生的资金，“考虑到过去的经验”，现在准备将这笔款项借贷给郊区的20家工厂企业，他们答应以合同的方式招聘知青。如果他们能保证知青在该厂的全部劳动力中的百分比不低于60，那么就可以豁免税项直至1985年。一年之后，这些工厂将可以转换成市属的集体企业。文章还解释说：“对知青来说，与去农村插队相比，在工厂工作的好处更多。他们现在对工作有兴趣，努力学习文化和技术，成为对四个现代化有贡献的人”＇吉林电台广播，1980年7月25日，刊于SWB，1980年8月1日。＇。
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负责干部认为下乡运动的新办法太昂贵，对它进行资助简直就是个“无底洞”，还不如拿来发展集体所有制的工业生产更见效＇ 《人民日报》1980年9月17日第4版。关于国家预算中下乡运动的经费，见本书，页204。＇。根据四川某县的一项调查，安置一名知青在知青农场需要1900元，安置在公社或大队的工厂需要13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