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落的一代:中国的上山下乡运动-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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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底至1979年底：群众的抵制与政府的坚持
会议虽然制定了相应明确的政策，但是并没能让主要的当事人接受。在14日的新华社报道中已经可以觉察到对这个问题的一丝焦虑：“中央相信，广大知识青年是会从大局出发，服从国家的统筹安排”。其实，对刚过去的运动进行批判（即使是有限度的），又对知青的实际困难表示关心，这只能令那些青年更加坚定决心要全盘否定下乡运动。当局准备将来完全停止上山下乡，许多青年本来就觉得自己是牺牲品，现在更加喊冤叫屈了，他们中间有些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内还得被迫继续下乡，更不用说那些把生命中的10年（甚至十几年）在农村而仍滞留在那儿的知青，这次会议并没有对他们何时能返城作出任何保证。插队的知青也许还有点儿理由怀抱希望，可那些在农场的所能看到的机会是微乎其微了。陈永贵直言不讳，“要在国营农场继续安置知识青年，办好农场，使青年们看到发展前景，充满信心，为建设现代化农业生产基地作出贡献”＇ 新华社讯，1978年12月14日，刊于SWB，1978年12月18日。＇。
热火朝天的请愿潮
接受还是不接受，提出这个问题在过去是荒谬可笑的，因为中共有种种办法将它的决定强加给社会；但是在1978年底这个问题以十分尖锐的方式提出了，负责人都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上面谈到的《中国青年报》的那篇文章最后以这几句话结束的：“千百万知识青年在看着我们，广大人民群众在看着我们。我们应当以出色的成绩来回答他们的期望”＇ 《中国青年报》1978年11月23日第一版。＇。
1978年底至1979年初出现了一场大规模的抵制运动以及众多的诉求活动，这大概证明会议的结果是没有满足知青的希望。实际上，早在这次会议之前，知青就已经利用政治气氛的转变及当局的犹豫不决大举返城。与1977年相比，1978年“困退”及“病退”回城的增加了两倍＇ 见国家统计局社会统计司，前引，页111。＇。同年春天，公安部发出的一个通知更方便了户口转换。天津政府在简化行政手续上走得更远，所以从1978年上半年开始回城知青激增。这种形势的演变除了用标准放松来解释之外，还应看到行贿受贿现象的普遍化，其中以行贿收买医生为最。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郊的一个区；182名天津知青经过体检，结果178名有病，得到准许返城。天津的例子当然鼓动起其它城市的青年，像上海知青，去争取得到同样的待遇。那个时期，国营农场的知青像其他的一样，可以申请办理这类返城手续。有些地方，像内蒙，当地政府本来就很想甩掉知青这一包袱，所以执行政策时特别宽松。这头一股返城风也影响了已经在当地获得固定工资工作的知青，他们纷纷提出退职，要求恢复知青身份，从而可以申请“病退”或“困退”返回自己的城市。而已婚知青则感到自己是让人骗了，在1978年春也出来请愿要求返城资格。在辽宁省闹事闹得特别凶，因为当年这个极左省份曾经从意识形态的动机出发，竭力煽惑知青在农村结婚＇ 见本书，页134…136。全国共有85万名已婚知青，10万名以上在辽宁；见刘小萌，前引，页728。＇。进行抗议的知青在省内还成立了“已婚知青联络处”。
当局在掌握批准“病退”及“困退”的标准上表现宽松，除此之外，还招募了30万名知青入伍，显示了他们的仁慈，因为1977年才招了5万5千名＇ 见国家统计局统计司，前引，页111。＇。批准大量知青返城结果就得重新检讨子女顶替退休父母工作的政策。在1966年以前和1974年之后，只有当退休会给有关家庭造成“特困”的情况下，以子女顶替才有可能；新的退休办法＇ 这是一份国务院在1978年6月2日发布的文件，名为“关于工人退休退职的暂行办法”；见《当代中国的劳动力管理》，页442。＇在1978年夏开始实施，1979年1月普遍实行，子女顶替就成了流行的回城途径＇ 根据中央的决定，在4种特殊的行业里（矿山井下、地质勘探、森林采伐和盐业），这种做法从1973年起就普遍了；见《劳动人事年鉴，1949。10……1987》，页198。＇。唯一的要求是顶替者必须在16至30岁之间，而且没有一份在国营企业的固定工作。大部分知青都符合这两个条件，他们的还未退休的父母都非常愿意把子女之一调离农村，给他（她）一个铁饭碗＇ 这个俗语是指有绝对保障的受薪工作职位。＇。这就是1978年回城应招的知青几乎增加了一倍的原因。然而，并不是所有的父母都合乎立即退休的条件，而且很多都有一个以上的孩子要安排＇ 这项措施令兄弟姐妹之间争风吃醋，使父母与子女之间产生矛盾；见《婚姻案件100例》，页60。＇。另外，新的办法是“暂行”的，于是流言四起，传闻该办法在全国铺开后就会废止＇ 见《解放日报》1979年3月1日第一版。关于顶替问题，主要见D。 Davis…Friedmann； Long Lives…Chinese Elderly and the munist Revolution； 页27以及 M。 Bonnin； ？Urban Employment in Post…Maoist China？； Transforming China s Economy； vol。1； 页201…202。＇。顶替政策只能解决一部分问题，根本不能缓和650万到1978年底还滞留在农村的知青的焦躁情绪。
不可忽视知青中的另一部分，他们的前途也是个尖锐的问题，会议结果令他们大失所望。抗议者大军的主要部分可分三大类：国营农场的知青，与农民结了婚的知青＇ 已婚知青（特别是女知青）的另一方若在城里已经有一份领取工资的工作，那么他（或她）的工作单位通常会招聘仍在农村的那一方。实际上，这类知青中很多人已经非法回城了，所以这次只是准许把户口也带回来（见《吉林省志 经济综合管理志 劳动》，页98）。双方都是知青的夫妻最后由原居城市接收。对那些来自两个不同城市的知青夫妻，问题就比较大：各方必须先回到各自的原居地，然后自己想办法寻找处于同样困境的人，以作户口对调（见本书，页170，注释113）。＇以及那些已经在当地有了一份有工资收入的工作，他们有的是直接获得的，有的是应征入了伍又复了员之后分派的。他们之中有工人、干部、教师、医生，等。除了那一批返城上了大学或进了工厂的以外，上述的那些知青就组成了一个承上天眷顾的特权阶层，那个时期，其他知青还在农场种地，最倒霉的还在农村靠挣工分过日子。不过，到了1979年，事情倒过来了，当年头一批上调从事有工资待遇的非农工作的青年，现在成了最后一批：他们不再被当作知青，原则上无权享受顶替政策，只能寄希望于有一天能被调回原来的城市，但没有很重要的高层次关系是办不到的，而有这种关系的一般都已经回城了。所以，这类老知青中的一位发出了哀叹：“上调吃亏”＇ 《文汇报》1979年3月4日第二版。＇。
12月的决定在已经安置好的知青中激起了一片愤怒，这种愤怒情绪很快就过渡到自发的诉求行动，规模之大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从未有过的。但是，愤怒之深不够解释抗议之广。当时正是华国锋与邓小平之间权力争夺白热化，也就是在这样特殊的政治形势才能出现知识青年组织的大量抗议活动以及对返城愿望的集体公开表达。1978年下半年，邓越来越依赖批判文化革命，并给大批的受害者平反，令他的对手难堪之极。这样来清算毛晚年的遗产，也可以被理解为党在威望降至极低点的时候力图挽回自己的合法性，特别是在知识分子这一阶层里，因为改革派需要他们来参加国家现代化建设。这种形势必定导致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的改动。既然政治对手自认是前领导的继承者，只要老百姓的困苦可以算在过去领导人及过去政策的账上，国家就会突然对此表现不寻常的关怀。目的不仅是令政治敌人失去人心，也是为了建立实现经济现代化必不可少的社会共识。上海劳动局的一名负责人曾经说必须找出一个办法来解决下乡运动引致的不满情绪，他这样解释：
“如果我们不能正确地解决这个问题，将来就无法调动广大人民群众与这些知青的父母们的积极性和创造精神。只有解决了这个问题，我们才可以使国家进入一个稳定团结的局面，才可以把重点放在国家现代化的工作上。”＇ 法中友好协会的一份关于1979年8月访问上海的报告打字稿，题为：“与陈寿先生（上海市劳动局负责人）的交谈”，页 7。＇
政府所持的新姿态最惊人的表现是在1978年11月15日推翻对1976年4月5日的天安门事件的定论，从反革命事件翻案成“完全的革命行动”。同一天，《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评论员”文章，宣布为建国以来所有错判的冤案平反，当然有干部，还有知识分子，“革命青年”和“工农群众”＇ 《人民日报》1978年11月15日第一版。＇。许多知青，还有其他阶层的人，都认为自己是被冤枉的，是牺牲品，从而觉得是行动的时候了。这就是当时人们称作的“上访运动”。这个运动得到了“民主运动”的共鸣及支持，尽管两者最初的目的并不相同。这场民主运动是中国第一个自发的政治运动，而且被批准在“民主墙”上发表自己的观点，从11月中起，先在北京，后发展到其他大城市。上访人士与民主斗士都用大字报和游行来表达意见。在这短短的“北京之春”期间（其实是在隆冬时分花开绽放的），民主派们甚至还创办发行“民办刊物”，是一些非官方的油印小本杂志，而且一下子就分发完毕，他们还建立了一些非正式的政治小组，这些小组有的时候还为某些上访者辩护＇ V。 Sidane； Le printemps de Pékin； 另见V。 Sidane & W。 Zafanolli； Procès politiques à Pékin ： Wei Jingsheng； Fu Yuehua。＇。
一边是官方小心翼翼地在解冻，另一边是社会诉求在日益沸腾。在这种气氛下，知青一方面心急如焚（已经枉然等了好几年了），另一方面又对全国会议能不能有个令人满意的结果没什么信心，所以就不用等会议结束了。相反，会议正在举行，正好让与会人士听到知青们的呼声。
西双版纳大罢工及“回城风”
是云南省西双版纳国营农场的知青发起这第一场具有历史意义的大规模运动，其影响波及到全国各地。他们为什么扮演了先驱者的角色？有几个理由能解释这一点。像在其他农场一样，知青是集中在一起的，而且在整体劳动力中占着重要的比例，所以在当地那个小社会里是举足轻重的。他们的年纪也比较大，因为他们是在1968…1970年间到达的（四川知青是1971年到的）＇ 在106600名遣送到云南农场及农村的外来知青中，51483人在西双版纳，其中有33672人是从上海去的，14556人从重庆去的，3255人从北京去的；见《西双版纳五十年》，页142。在云南其他地区也有成都的知青。＇。从他们到达当时还是属于军队的农场以后，就面对受极左思想毒害极深的言行粗暴的干部，这些干部觉得自己身处边疆远离北京，可以为所欲为，正是天高皇帝远，没人管。调戏奸污、拳打脚踢、侮辱欺凌等迫害事件层出不穷，1973年的会议上已经特别注意到了；而生活条件，尤其是卫生条件，仍然是非常简陋落后的。
运动是10月底在景洪农场从为一封《致邓副总理的公开联名信》汇集签名开始的，信是由10分场学校教师、上海知识青年丁惠民执笔起草的。信不是写给当时中央“头号人物”华国锋的，而是写给邓的，人们认为他是文化革命中受迫害者的希望所在。签名的知青在信中控诉极左政策对他们的摧残，诉说要求返城的愿望。《公开信》寄出以后回音渺然，但是签名的几千名知青却受到农场领导的刁难。11月16日又发出了第二封，对下乡运动的批评上升到理论层面。信中尖锐地指出让知青上山下乡根本不能缩小三大差别，政府应该面对这个事实改变政策。不到10天，1万多名知青在上面签了名。运动扩展到了整个西双版纳地区。11月初，37个分场的代表集中在景洪，为北上请愿成立了“筹备总组”，丁惠民当选为负责人。第二封信寄出后，仍然是杳如黄鹤。知青们就决定亲自把请愿信送到北京去，这次是写给“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副主席邓小平”的。是以“5万名云南的知识青年”的名义写的，信中揭露社会里的不公平现象：有权有势家庭的子女纷纷离乡返城，普通工人的子女就被人抛弃在这个地方继续从事艰苦的劳动，只有缺少营养的饮食和枯燥无味的生活陪伴，另外还得忍受各级头头的辱骂欺负与拳脚棍棒。四人帮倒台都过了两年了，可是他们的问题还得不到解决，他们对此大惑不解，在信的最后只提出了一个要求：“不求金，不求银，只求让我们回到父母身旁吧！”有几万知青在请愿书上签了名，有的是用血写的。另外还为支持赴京请愿的代表组织了募集捐款的活动。但是西双版纳州政府禁止他们启程。为了表示抗议，12月8日筹备组发表了《罢工宣言》号召所有知青立即进行无限期罢工。各分场知青一致投入行动。首批请愿团40名代表12月16日从景洪出发，20日到达云南省会昆明。第二批请愿团由丁惠民带队18日离开景洪。云南省委企图阻止第一批请愿团赴京，但徒劳无功。22日晚，知青代表已经登上了火车，可是昆明站接到上头命令，不开车。事情闹得很僵，代表们24日晚就决定采取卧轨行动。卧轨一直坚持到第二天晚上。在此同时，丁惠民将第二批请愿团分成3组：一组8人出发去上海，一组7人启程去重庆。这两组吵得震天动地，就是为了调虎离山，把外界的注意力都吸引到自己身上，好让另外一个丁惠民及其他25人小组从容行动。这26名代表在昆明市郊的一个小站上了开往成都的火车，然后从那儿再转车，终于在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