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落的一代:中国的上山下乡运动-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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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铮А〖度嗣袢毡ā�1973年8月7日社论。＇。传媒反复宣传这个精神，而且在所有涉及知青的报道中都经常谈到有多少知青入了党，入了团，又有多少进入了地方领导机构。不过这类机会仍然是很有限的。根据知青办公室发布的资料，知青中党员的比例是在1％到1。5％之间，团员的比例在20％到30％之间，进入领导班子的在2％到4％之间＇ 国务院知识青年办公室，《全国城镇 》，页56…57，援引在刘小萌，前引，页865。＇。
在全国会议上还公开讨论了特别令人焦虑的知青，尤其是女知青，的安全问题。大会一致同意有必要惩办那些迫害欺压知青的罪犯，所以分别在1973及1974年给一批干部定了罪判了刑。周恩来和另外几位高级领导亲自提出建议，把对知青施以酷刑的两个云南兵团军干部以及另外两个奸污迫害几十个女知青的黑龙江兵团军干部判处死刑，并且在大会后立即执行。跟着的几个月里各地还公开判处了一批＇ 刘小萌，前引，页394…401；顾洪章等，《大事记》，页115…119。＇。集中知青并派带队干部，目的也是为了保护城市青年，避免地方干部滥用职权胡作非为。然而，儆戒性的惩处并没能解决问题。一方面，事实上，当时的司法制度几乎荡然无存，同一地区的干部总是互相包庇的；另一方面，地方干部掌握着知青命运，决定他们能否返城，新措施并没有削弱这些干部手中的大权。1974年揭发的敲诈勒索案有增无减，在上述那种情况下，实在是不足为奇，因此在那一年又掀起一场新的严惩打击运动，又有一批干部判处死刑。1974年起，有关部门把知青揭发的迫害事件以及“非自然死亡”的个案（似乎是意外或他杀引致）作了详细记录。虽然中央很重视这个问题，但那些令人愤慨的事件在全国会议之后并没有消失。根据知青办的官方统计，仅1976年就揭发出1万桩迫害事件（其中奸污女知青占大多数）。同一年，记录有4970件知青“非自然”死亡个案，占总死亡人数的73。5％＇ 国务院知识青年办公室，《全国城镇 》，页70…71，援引在刘小萌，前引，页864。＇。
1973…1974年期间，下乡运动经历了一场不像1968年似的彻底的改革，但至少是为了适应社会要求才进行的调整改良。很明显，中央及各省市政府提出的种种建议在农村都不太见成效，而机制的改革只是逐步地在全国展开。比如说，株洲模式还远未被广泛接受，得慢慢来。从1974 到1978年，知青农场及知青队只接纳了全部新下乡知青的20％多一点儿＇ 见国家统计局社会统计司，前引，页110。＇。不论怎么说，1973年以后的下乡运动有新的政策，为了继续运动就必须付出代价。这个“代价”不仅是意识形态意义上的，而且还是一笔经济账。事实上，这场运动无论对国家还是对城市企业单位来说，都是相当昂贵的。如果改变成本利润之间的平衡，那么最终会影响到它本身的前途。国家直接拨付用于下乡运动的经费逐年增长：1973年4。79元亿元，1974年8。44亿元，1975年9亿元，1976年打破纪录达到10。7亿元＇ 见顾洪章等，《始末》，页309。＇。
1973年夏的全国会议颁布了相当详细的规则厘定哪些青年可以留城或返城。对身患疾病或者经济条件极度困难的特殊情况应另外考虑，从此每个家庭均有权留一名子女在身边。这不能说那是一项全新的政策。其实，有些省市早在1971…1972年就公布了类似的条例。1973年的规定还给负责决定知青下乡及回城的干部一定的决策空间，尤其是在如何界定健康问题或者经济困难问题上。不管怎么样，官方正式承认家庭的需要，以及社会不可能将所有青年都送下乡的现实，就是一种不可忽视的进步。这也意味着，从今以后分配工作所遵循的原则不仅仅是“国家需要”了。然而，一些极端主义分子从来都主张尽可能地全面推广下乡运动，承认特殊情况的存在无疑令他们大为不满，又一条毛派原则在工作会议上被放弃了。根据上海报纸报道，一位上海女青年的兄弟在某江苏生产建设兵团农场“完成任务”时牺牲了，而她只有这么一个兄弟，她说：“我哥哥在农村接受的再教育不能替代我自己的再教育。我哥哥在农村干过革命的事实也不能就说明我该过舒适的生活”＇ 上海电台广播，1973年10月15日，刊于SWB，1973年10月19日。＇。这其实是“上海派”对发布的政府政策的一种隐晦的批评，不过没有引起公开斗争。
就这样一直持续到1976年，事实上，分歧并不排除某些妥协。虽然1973…1974年间运动经过检讨重审，但官方的口径没有改变过。全国会议的报告仍然把下乡运动说成是“反修斗争一个重要的战略性步骤”及“为社会主义革命事业培养千千万万接班人的一种手段”。理论上，没参加过生产劳动而进入高等学校依旧是不可能的。在宣传上，新建议是作为实现原定目标的先前任务提出的。比如，一律到郊区公社去下乡插队并不算是给缩小城乡差别的雄心壮志浇冷水，而是朝城乡差别的缩小迈进了一大步，因为工厂与公社、工人与农民、城市与乡村之间有了更密切的联系＇ 《人民日报》1974年6月12日第四版。＇。
因此，新的下乡运动从各个方面来说都是一个折衷的解决办法，同时考虑到毛对意识形态的要求，温和派对合理组织的忧虑，还有社会上对运动的不满情绪。当然，这不能化解人们唾弃这场运动的根本原因，但却能消解抵制运动的力量。新运动掀起的时间与党内两大派的相对休战期恰好一致，这一时期形势的最高峰就是1973年8月中共十大的召开，会上周恩来宣称下乡知识青年工作有改善，完成了党的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 见中共十大报告，刊于Pékin Information，1973年9月10日，页25。＇。
领导人们对运动又重新关注起来的结果是下乡人数大增：1973年有890；100名知青下乡，而1974年上升到1；724；800名。组织与计划得到改善，就可以调节下乡的人数，下列三个年份的数字显示出与1974年相比，没有很大差距：1975年2；368；600名，1976年1；880；300名，1977年1；716；800名＇ 见国家统计局社会统计司，前引，页110。＇。因此可以说，在这一期间，全国会议制定的计划，总的来说是照办了，甚至还有些微超额。本来预计从1973到1980年下乡1300万知青，平均每年160万。事实上，从1973到1977，平均下乡人数已经达到每年170万。然而，计划制定者怎么也想不到，从1978年起，他们的计划会完全失效。本来预计在这个时期从已实行过这种大规模移民的大城市遣送131万知青到外省去。黑龙江省当时就同意接纳50万上海青年。但这个计划没有了下文，那个时期全国这类跨省下乡的总数超不过8万。实际上，想让知青到远离家乡的地方去已经是越来越难了，另外政府也承认有些地方是一厢情愿把他们送去边远地区，丝毫不考虑当地的接待能力。 华国锋在1973年曾经透露：7000名到贵州下乡插队的上海知青中，就有6000名跑了回来，原因很简单，那儿吃不饱＇ 刘小萌，前引，页391，注释1。实际上，有1万多上海人去了贵州；见顾洪章等，《始末》，页305。＇。从1974年起，因株洲模式占尽优势，所以到城市郊区去下乡就越来越普遍。
这个时期遣送下乡取得的“成绩”在我们的曲线图上一目了然，显示出的是第二个高峰＇ 见本书图表1，页191。＇，但付出的经济代价不容忽视，上文已经谈过。其实，当时运动已经悄悄地逐步由终身下乡制向轮换制过渡。对这个问题，全国会议没有明确的指示，不过在会上代表们进行过激烈的争论。一部分赞成大多数知青实行轮换制，因为比较合理也比较容易为人接受；另一部分则坚决反对，认为这样经济代价太大（安置费只是给知青在乡下过一段时间，太不值，而且得进行两次职业培训，到了农村是第一次，返城后还有一次）。反对的代表建议下乡人数少一些，但应该是固定永久的。全国会议明确规定准许在下乡知青中招工征兵。在这种情况下，回城的人数明显地增多了，当然还没有下乡的多，不过已经足够提高返城的百分比（从1962年开始计算），1973年底是42。9％，1976年底上升到48。1％＇ 见国家统计局社会统计司，前引，页110…111。见本书图表2，页192。＇。许多省份已经开始尝试轮换制，因为动员工作比较容易进行。文化革命前唯一正式实行过轮换制的省份广东，1975年又再一次重新实行，遣送了几乎与1968年同样多的青年下乡＇ 见《中国人口 广东分册》，页168。＇，同时也组织了一大批1970年以前下乡的返城＇ 我们很遗憾没有找到返回的确切数字，但多次访问都向我们肯定了这一事实。＇。
正是在这个时期，经济现实主义令政府废除军垦农场制，恢复国营农场制。生产建设兵团是在革命狂热中匆匆成立的，接纳了过多的知青，因此产生了严重的生态环境以及生产效益问题＇ 有关知青在国营农场及生产建设兵团农场的经历，见史卫民、何岚，《知青备忘录》。关于生产建设兵团农场的解体，见刘小萌，前引，页471…480。＇。本来国营农场已经赤字连年，转到军队掌管之下更是每况愈下，简直到了无可容忍的地步。从1967到1969年，亏损额增加了近5倍，达到4。6亿元，而投资实现经济效益则下降了13％。政府很快地就觉得不对头了，1970年10月召开了全国生产建设兵团会议商量对策寻求解决办法，但没有任何结果。从1971到1973年，生产持续下滑。黑龙江兵团仅在1973年就亏损了近2亿元，而整个兵团系统的亏损额竟然达到了11。1亿元。问题在于兵团干部根本不关心生产，而且也没有能力指导发展生产。然而，由于军队编制的干部架构臃肿，完全是一个官僚政治机构，因此开支庞大。根据1973年2月的一份调查报告，黑龙江兵团行政机关的干部中，直接管生产的仅占8％，但同时期农场转手到军队管辖之后，干部的总数增加了一倍。在内地的一些地区，没有边防任务，也没有什么荒地需要开垦，这些兵团存在的意义何在，实在令人大惑不解＇ 史卫民、何岚，前引，页374…378。＇。在这种情形下，中央就决定解散兵团，由国营农场来替代。下放在兵团的知青就不再是“兵团战士”，而成为了农场职工。
上山下乡和“两条路线斗争”：从交白卷到批判走后门
1973…1976年，这一时期可谓“两条路线斗争”时期，由于双方都自感时日无多，斗争更显激烈。温和派的牵头人周恩来已知癌症在身、历日无多，而作为极左派主要支柱的毛则年事已高、疾病缠身。斗争主要集中在是保留还是放弃某些“文化革命中的新生事物”，温和派偷偷地企图重新修改，而极左派则全力维护，声言要掀起一个又一个“运动”。毛式的下乡运动招致极度暴力性的斗争。“今天，像教育革命和知识青年下乡插队这类新生事物就是一场既尖锐又残酷的斗争”＇ 青海电台广播，1975年12月22日，刊于SWB，1975年12月30日。＇：这一句话就可以代表整个时期的气氛。
上文已谈过，1973年知青遇到了大量的实际困难，必须予以解决，在这一点上两派之间似乎有过相当的共识。不过，涉及到入大学的条件时，公开的冲突就爆发了。年初，一大批文化革命中被罢了官的老干部（包括邓小平）回朝了，显示温和派在政府里的势力得到加强。就是在他们的坚持下，4月份国务院重新将文化水平考核部分列入进入高校的各项标准中：大学生的选拔只能在“有两年以上的实践经验”的青年中进行，“首先看他们的政治条件”，然后再通过考核“测定他们的基础知识以及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Pékin Information，1977年2月2…21日，页14…15。＇。尽管极左派强烈反对，许多地区还是把“文化考核”安排为选拔程序的最后一关。
7月份开始，极左派抛出张铁生事件，向文化考核开火。张是辽宁知青，在农村担任生产队长和团委委员，考试中交了白卷。他在试卷背面写有一封信：由于全身心地扑到了繁重的农业生产活动中，因此没有时间温书。他很遗憾地看到这种考试制度是偏向于那些不参加农业劳动而把自己关在小屋子里的“浪荡书呆子们”。信中提及自己的政治面貌和家庭社会关系等都清白如洗＇ 实际上，他的出身并不是这样的。他的原名叫刘铁芳。他的父亲开杂货铺，与国民党保安队的一个高级官员关系密切，因此到了1958年就有麻烦了。这个问题本来会给儿子造成永久的污点。但母亲离婚改嫁了，儿子随母，从继父姓，为了和过去一刀两断，索性连名字也改了，从此就叫张铁生。见刘小萌，前引，页560。＇。他表示虽然交白卷，但不感觉可耻，只不过几个小时的书面考试可能将把他的入学资格取消，“自幼的理想”不再有机会实现。其实，前两场考试张铁生就没有考好，而那封信是事前准备好的。信是6月30日写的，7月19日《辽宁日报》＇ 《辽宁日报》1973年7月19日，刊于SWB，1973年7月27日。＇以“一份发人深省的答案”为题刊登了经过删改的那封信。7月10日毛远新在一个文化考查座谈会上风闻了该事件。他立即抓住机会，把该信作了些少改动，将最末一段恳求“尊敬的领导”照顾之类的话删去，加上他亲自过目的编者按，交付报纸刊登＇ 刘小萌，前引，页562…565，收录了张铁生的原信（错别字都没改）；《人民日报》1976年11月30日第二版。＇。8月10日《人民日报》全文转载了张铁生的信和《辽宁日报》的编者按，同时再次重温伟大领袖5年前，1968年7月21日，作出的批示：
“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 《人民日报》1973年8月10日第一版。＇
8月16日，同一份报纸刊登了上海极左派（用笔名）写的一篇文章，赞扬张铁生勇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