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最后十年-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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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故”；一则创办《努力》周报，倡言“好人政府”和“好人政治”。由胡适的好友王世杰主编的《现代评论》，倾向于维持现实政治，这批基本上由学者教授组成的撰稿人，在###面前竟然压制学生和偏袒政府。有意思的是，顽固对抗新文化运动的，以梅先迪、吴宓为代表的“学衡”派与在新文化运动中兴起的，在知识界影响日渐扩大的“现代评论”派在维护传统、权威、秩序的前提之下，变得一致起来。这批人物都是有着共同的留学欧美的文化背景，被后来的学界尊之为中国第一代自由主义者；其实他们要求的惟是受政府保护的、规范的、有限的自由。
还在北伐战争进行途中，国民革命的势力日渐壮大的时候，现代评论派即开始移师南下。鲁迅最早注意到这种情况。这批对政治权力怀有兴趣的人物，在蒋介石建立南京政府后，即在《现代评论》上发表《南京政府》、《清党运动》、《党治与民治》、《党治与舆论》、《党治的铁律》、《国民党目下的机会》等文，赞成清党，赞成国民党的“舆论一律”，表示效忠于新政府，做政府的“诤臣”。至于胡适，他倾向国民党政府有一个过程。在此之前，如朝见末代皇帝溥仪，参加执政府的善后会议，在与政府的合作问题上与现代评论派引为同调，都可以看作是他的转向在人格上思想上的基础。1925年南下时，他也曾在政治上有过亲俄和亲南方集团的表示，而这时，对五四的阐释也从反传统的个人立场转向强调“民族”和“传统”的方面。周作人曾经指出过，胡适对于清党的态度是保持“当世明哲”的身份，而对杀人“视若无睹”。胡适则说，国民党的清党行为能得到吴稚晖、蔡元培等人的支持，新政府“是站得住的”；而有了他们的道义力量的支持，政府便可以获得“我们的同情”。1928年，他到了南京，发现大批英美派“熟人”已多半为国民党所用，在5月19日全国教育会议第四次大会上，他发表讲话，要求政府“第一，给我们钱；第二，给我们和平；第三，给我们一点点自由”。从此，他和他的朋友们致力于加强国家权力的建设，宪政建设，恢复和巩固为五四所破坏的实际上已经变得松弛了的统一的旧秩序。
知识与权力的重新结盟，开始时不免有点暧昧；1929年，一度出现严重的危机，这就是由胡适带头，以《新月》杂志为中枢而发动的所谓“人权运动”。自由主义者和集权主义者突然兵戎相见了。
大约胡适觉得连他要的“一点点自由”也受到了限制，特别在三月下旬，上海特别市代表、市教育局局长陈德征在国民党第三次代表大会提交的《严厉处置反革命分子案》在报上刊出以后，他随即给老友、国民党政府司法院院长王宠惠写信，另将信稿写给国闻通讯社，被检查者扣留，于是在《新月》第二卷第二号发表《人权与约法》一文，算是带头发难。文章开始便质疑4月20日国民政府颁发的关于保障人权的命令，指出命令中所规定的“自由”是不明确的，所谓“依法”是不具体的，而且政府或党部的非法行为并没有受到限制，所以有“很重要的缺点”。他建议，必须制定宪法，以确定法治基础，保障人权。同期还刊出罗隆基的《专家政治》，强调说，“要解决中国的政治问题，最紧要的是专家政治”。接着，《新月》第三号以头条发表梁实秋的《论思想统一》，反对思想统一，要求思想自由。在第四号上面，胡适又发表了两篇文章：《我们什么时候才可有宪法——对于建国大纲的疑问》和《知难，行亦不易——孙中山先生的“行易知难”说述评》；此外，还刊登了胡适和汪羽军、诸青来关于《人权与约法》的讨论文章。胡适在文章中把国民党的“根本大错误”引向孙中山，再三强调“约法”与“专家政治”，咄咄逼人说：“不但政府的权限要受约法的制裁，党的权限也要受到约法的制裁。如果党不受约法的制裁，那就是一国之中仍有特殊阶级超出法律制裁之外，那还成‘法治’吗？其实今日所谓‘党治’，说也可怜，哪里是‘党治’？只是‘军人治党’而已。”他要的是专家治理“党国”，而这批议政的专家，显然已经站在政府的门槛外边了。
文人的这种不顾体面的挑衅是不能容忍的。政府当局一方面由宣传机关组织御用文人反击，一方面通过党部向胡适直接施压。8月至9月间，上海特别市党部接连开会，通过决议呈请中央严惩“反革命”胡适，并撤消其中国公学校长职务。全国许多省市如上海、青岛、天津、北平、江苏、南京等地的党部先后呈请中央，要求对胡适予以严惩。中央有关部门及政府也都向胡适发出警告，###部长蒋梦麟于10月4日签署了###训令寄给胡适。胡适也不买账，随即将部令退回。继《新月》第四号遭到查禁之后，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叶楚伧亲自挂帅，集中人马在《中央日报》、《民国日报》等大报批驳胡适，另外还出版了《评胡适反党义近著》第一集。《新月》同人进行了还击，刊物第五号发表罗隆基的长文《论人权》，六、七号合刊上还刊出胡适的《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罗隆基的《告压迫言论自由者——研究党义的心得》，以及《苏俄统治下之国民自由》等，文章更为集中，措词也更为激烈。1930年1月，胡适、罗隆基、梁实秋三人有关人权问题的文章，结集为《人权论集》，由胡适亲自作序，交新月书店出版。2月5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发出密令，查禁并焚毁《新月》六七号合刊；5月3日，上海市党部又发出训令，查禁《人权论集》。罗隆基于11月4日被捕，胡适则在辞去中国公学校长职务后，于年底离开上海，出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长兼中文系主任。好在政权刚刚建立，控制未及完善，大知识分子尚可相对自由流动，胡适也因此得以成为漏网之鱼。
对胡适来说，当然及时表态也有关系。他在主动撤离火线后，很快发表题作《我们走那条路》的文章，提出中国目前的“五大敌人”是贫穷、疾病、愚昧、贪污和扰乱，它们不是用暴力的革命所可打倒的，从而呼吁“不满意于现状的人”，“要用自觉的改革来替代盲动的所谓‘革命’”。所谓“自觉”，就是说，“替社会国家想出路”，“寻一条最可行而又最完美的办法”，“建立一个治安的，普遍繁荣的，文明的，现代的统一国家”。在这里，胡适明明白白向政府表示“第二种忠诚”。其实，早在《人权论集》序言中，他已经做出这样的表示，只是操刀者不加细察罢了。他那时便说，“我们所以要争我们的思想、言论、出版的自由，第一，是要想尽我们的微薄能力，以中国国民的资格，对于国家社会的问题作善意的批评和积极的讨论，尽一点指导、监督的天职；第二，是要借此提倡一点新风气，引起国内的学者注意国家社会的问题，大家起来做政府和政党的指导监督。”他以明末周栎园著的《栎园书影》中的鹦鹉自况，说是当此“大火”的时候，“实在不忍袖手旁观”；又说，“我们明知小小的翅膀上滴下的水点未必能救火，我们不过尽我们的一点微弱的力量，减少良心上的一点点谴责而已。”
当时，即有读者致信胡适，说，“《人权论集》不但不是要加害于党国的宣传品，依我看，倒能帮助党国根基的永固”。正因为有了这种向党国效忠的立场，所以，胡适的论人权的文章能得到包括蔡元培在内的一批开明的党内###的赞赏，能为汪精卫等改组派所利用。在胡适本人，也是乐于做“思想上的诸葛亮”，为政治人物所利用的。就在组织“平社”的时候，他一面同来华的英美政治家商讨“中国问题”，一面为财政部长宋子文设计政治改革方案。他怂恿宋子文出面领导政治，甚至代宋子文起草辞职电报，积极充当智囊角色。所以，他最后能为蒋介石所罗致，成为“廷臣”，不是偶然的。他向宋子文说：“我们的态度是‘修正’的态度：我们不问谁在台上，只希望做点补偏救弊的工作。补得一分是一分，救得一弊是一利。”他在日记中总结道：“近来与人谈政治，常说：民国十一年，我们发表一个政治主张，要一个‘好政府’。现在——民国十九年，——如果我再发表一个政治主张，我愿意再让一步，把‘好’字去了，只要一个政府。”
2。鲁迅与新月派的论战
对于英美派文人学者，鲁迅一直是有看法的。现代评论派曾经是他在北京时期的死敌，他们与新月派虽然挂的是两块招牌，其实是一彪人马，而且都是认同胡适为精神领袖的。新月派关于“人权”言论引发的风波，在鲁迅这位旁观者的眼中，不过是主人与奴才之间的一场误会，一场无谓的吵闹而已。在当时的知识界，还没有第二个人有过如此独到的、深入的、准确的观察，足见中国的知识者整体是怎样的一种奴态，从经验到理性，是怎样的贫弱，而又互相脱节。
从1929年到1933年，鲁迅针对新月社批评家以及所谓的“人权运动”，陆续发表过几篇文章，以杂感式的轻蔑的语言，对专制统治者和试图卖身投靠的知识分子败类进行了嘲笑和批判。他的第一篇近于表态的文章是《新月社批评家的任务》，文章指这批批评家在“人权运动”的小闹剧中，扮演的惟是“刽子手和皀隶”的角色；他们杀掉“杀人犯”，遵大老爷之命“打斗殴犯人的屁股”，这类打人和杀人的行为都是正当的，合法的。文章说，这些批评家也是不满于现状者，一是不满于“现在竟有不满现状者”的现状；本意帮忙主子“维持治安”，却为“别一种治安法”所不许，于是不免对现状生出又一种不满来。在针对梁实秋的《“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一文中，最后特意提及新月社群体，指出：“以硬自居了，而实则其软如棉，正是新月社的一种特色。”他说：“这一回，新月社的‘自由言论’遭了压迫，照老办法，是必须对于压迫者，也加以压迫的，但《新月》上新显现的反应，却是一篇《告压迫言论自由者》，先引对方的党义，次引外国的法律，终引东西史例，以见凡压迫自由者，往往臻于灭亡：是一番替对方设想的警告。”接着，用小说家的手法总结道：“新月社的‘严正态度’，‘以眼还眼’法，归根结蒂，是专施之力量相类，或力量较小的人的，倘给有力者打肿了眼，就要破例，只举手掩住自己的脸，叫一声‘小心你自己的眼睛！’”梁实秋发表文章说，现在“有真识的人”，他们的责任不仅仅是冷讥热讽地发表一点“不满于现状”的杂感而已，他们应该更进一步的去求一个“积极医治‘现状’的药方”。这类要所谓“建设性意见”的“积极”的“立”的学者，实在远不只新月派一流。到底哪一个“药方”，哪一种主义更好一点呢？鲁迅发表《“好政府主义”》回应说，“被压榨得痛了，就要叫喊，原不必在想出更好的主义之前，就定要咬住牙关。”从胡适到梁实秋们所奉行的“好政府主义”，其实就是“咬住牙关”的主义，并没有信仰的内容，等于药方上开的不是药名，而是“好药料”字样，以及一些唠唠叨叨的名医架子的“主张”，所以是“好药料主义”。
《知难行难》一篇，好像是鲁迅的第一篇也是最集中的一篇对付胡适的文章。文章一开始就把话题定在知识者与权力者的关系上面，也就是说，鲁迅要把问题引向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奴性上面，实质性的方面。他说：“中国向来的老例，做皇帝做牢靠和做倒霉的时候，总要和文人学士扳一下相好。做牢靠的时候是‘偃武修文’，粉饰粉饰；做倒霉的时候是又以为他们真有‘治国平天下’的大道，再问问看，要说得直白一点，就是见于《红楼梦》上的所谓‘病笃乱投医’了。”接着，便直接引出胡适先后为“宣统皇帝”和蒋介石召见二事，还特意把胡适怎样称呼——“我叫他皇上”，或“我称他主席”——放大出来，暗示一种关系，传神地勾画了胡适一流为当局设想，和乐于为当局所利用的奴才心态。文章有一个容易被忽略，其实是很重要的地方，就是说到主权讨论“大局”问题时，作者插话道：“这‘大局’也并无‘国民党专政’和‘英国式自由’的争论的麻烦，也没有‘知难行易’和‘知易行难’的争论的麻烦”。第一个“麻烦”，要说的是中国的独裁专制政体与英美民主政体相去甚远，而胡适一流学者不忘把外国的一套法规搬来，其实根本是不合适的。第二个“麻烦”是指胡适们要求政府修正“知难行易”一说，“充分请教专家”，实现“专家政治”，实际上意在参政。所以，文章引了罗隆基的话，说是“根本改组政府”，“政治的意见，是可以牺牲的，是应该牺牲的”；既然政见可以牺牲，还争什么政治呢？直到1933年4月，鲁迅还写了一篇很锋锐的文章，就是《言论自由的界限》。文章从《红楼梦》说起，说在贾府这个言论颇不自由的地方，焦大以奴才的身份，仗着酒醉，从主子骂起，直到别的一切奴才，说只有两个石狮子干净；结果主子深恶，奴才痛嫉，给他塞了一嘴马粪。“其实是，焦大的骂，并非要打倒贾府，倒是要贾府好，不过说主奴如此，贾府就要弄不下去罢了。然而得到的报酬是马粪。”文章指出，“新月社诸君子”因“人权运动”而不幸有了和焦大相类的境遇：“他们引经据典，对于党国有了一点微词，虽然引的大抵是英国经典，但何尝有丝毫不利于党国的恶意，不过说：“老爷，人家的衣服多么干净，您老人家的可有些儿脏，应该洗它一洗罢了。不料‘荃不察余之中情兮’，来了一嘴马粪；国报同声致讨，连《新月》杂志也遭殃。”但接着说到后来的转机：“现在好了，吐出马粪，换塞甜头，有的顾问，有的教授，有的秘书，有的大学院长，言论自由，《新月》也满是所谓‘为文艺的文艺’了。”毕竟是奴才，他们所要的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