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小史-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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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士道的理想化
⊙强化民族主义感，尤其强调日本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区别
⊙被西方列强压迫的屈辱感
这些要点之中有些与今日日本明显相关，诸如顺从主义与服从，教育与儒学，民族主义与对陌生人的不安。武士道的理想化很重要，不仅理想化本身重要，作为掩饰历史现实的象征也很重要。
某些其他要点有助于解释先前时期的矛盾。例如，严厉执行集体责任有助于压抑明显的自利表达。这暗示了，尽管中世纪有集体责任的法律基准，人们却明显自利，这矛盾是由于当时的当局未能厉行法律所致。
第一节 维新的强化（1）
恢复统治的睦仁天皇年仅15岁，几乎不可能在无人指引的情形下放手进行其“光明的统治”。一点儿也不令人惊讶，他的顾问是支持其主张的武士领导者。这些人大多来自萨摩藩与长州藩，少数几个来自诸如土佐藩（在四国）与肥前藩（在九州）等其他的藩。在顾问群之中也有诸如岩仓具视等几朝贵族，主要是要增加新政府的合法性。
大久保利通（1830～1878）、西乡隆盛（1827～1877）与松方正义（1835～1924）来自萨摩藩。木户孝允（1833～1877）、井上馨（1835～1915）、伊藤博文（1841～1909）与山县有朋（1838～1922）来自长州藩。他们都年轻，大多30岁出头。他们大多数原先在武士阶级之中阶位也都相当低。
后来成为明治政府显赫人物的伊藤博文，是一个经典的“乞丐变王子”的例子。他出生于贫农之家，十一二岁时连同其父一起被一个低阶武士家庭收养。1863年，他因功绩显耀（包括焚毁英国公使馆）被封为武士。明治时代他四度出任首相并终于获得公爵头衔。
这些年轻人有双重动机：一方面，面对外国威胁，他们在民族主义的驱策下想为国家卖力；另一方面，他们想闯出自己的事业，他们感觉在旧幕府政权下没有这样的机会。他们从未受到献身旧政权的束缚，但他们在思想上也未受到献身完全王政复古的束缚。它只是一个为他们自己与国家尽力的问题。至少暂时，高举权威性的王政复古旗帜似乎是着手行动的好方式。对于他们自己与国家幸运的是，他们拥有超过自己年龄的成熟与智能；对于皇室幸运的是，睦仁照他们说的去做。
他们的首要目标是巩固新政权。人们因为###的政变事件而大为恐慌，群众的歇斯底里是在他们的长治久安的世界里所发生的创伤性变革的一种反应。民众与其需要王政已复古的保证，毋宁需要社会恢复稳定的保证。
“ぇぇじゃなぃか”（管它的）现象从1867年尾德川幕府即将垮台时展开，并继续了大约二三年。这一现象清楚地显示出快乐与焦虑、兴奋与迷惑的混合。群众的狂乱行为包括街头狂舞、衣着奢侈或丢衣服、公开做爱与纵酒狂欢、捐赠金钱与财物、故意表演猥亵、未经许可进入他人家中并拿走东西，放弃了理性行为的所有禁制与虚饰。社会心理学家Mita Munesuke比较详细地讨论了这一现象。
必须迅速敉平拖延不决的武装抵抗。江户是有约2000兵员抵抗的中心，但至该年7月已被完全平定。幕臣槺疚溲铮�1836～1908）率领一队军舰逃出江户，驶往北海道，在北海道宣布成立共和国，但翌年6月被击败。
可以说从某种程度上，美国支持槺尽Ｓ⒐头ü夹扑侵С中赂幢俚耐跽拦衔桓韧跽芙邮芡夤耍悦挥泄涔俜降钠颉Ｕ馊脴本以反叛者的形象成为内战的积极参与者。直至1869年初，部分由于英国的压力，美国才最终承认王政。
在其后若干年反抗仍以各种形式出现，但槺疚溲锸О芎螅刃蛑辽僭诙唐谀谝鸦竦糜行Щ指础�
天皇本人也必须向人民提出保证，尤其关于日本将如何处理外国威胁的问题。1868年4月，王政复古后仅三个月，他和其顾问公布五条御誓文：
⊙广兴会议，万机决于公论；
⊙上下一心，盛行经纶；
⊙文武一途，下至庶民，各遂其志，使人心不倦；
⊙破除旧来之陋习，基于天地之公道；
⊙求知识于世界，大振皇基。
从第五条可以看出新政府打算不对抗外国威胁，而是向外国学习，吸收其长处。以前的仇外口号“尊皇攘夷”不久将被较务实与较建设性的诸如“和魂洋才”的口号所取代。这种现代化方式跟古代大和与奈良时代的现代化方式类似，如此的类似出人意料之外但几乎肯定是有意识的。过去对于现代是有用的教训。
日本幸运地被允许以自己的步调、自己的方式向外国学习，因为正如古代的中国或16世纪的欧洲人，19世纪的西方列强对殖民日本不真正感兴趣。他们在其他地方有较好的选择——这次不是新大陆，而是古老的中华世界，因为美国本身现在是西方列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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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维新的强化（2）
在御誓文的简短序文中，政府也承诺制定宪法。政体书（宪法）实际上在仅仅三个月后仓促发布，但令人吃惊地以低姿态出现。比起后来发布且远较为人所知的明治宪法，这所谓的1868年宪法相形见绌，但它倒是在理论上提供议会、官吏公选与太政官制。太政官制是当时惟一付诸实施的项目，而其各个部会进一步把合法性授予政府的年轻领导人。
明治政府想要有一个中央集权的单一首都，反对有江户与京都的“双重首都”，这也再度反映了大和奈良政府的做法。江户被选定为首都并改名为东京。1869年，天皇从京都迁移至东京，新的太政官也设在东京。
全国土地收归国有，这是另一个奈良风格的政策。占全国土地约1/4的幕府土地，是最先被国有化的。然后，1869年3月，萨长政府领导人士说服其藩主奉还版籍，以便重组为县；其他大名不久也仿效之。有些大名并非完全心甘情愿放弃领地，但他们不想触怒政府且在这件事上也没多少真正的选择。1871年8月，政府再进一步，合法地废藩置县。在这一阶段有77个县（德川时代结束时有260个藩），但在1889年县的数目被削减至今日的47个县。
政府以丰厚的俸禄并任命为知事（县长），来说服大名接受废藩。大名不仅获得丰厚的俸禄，政府也接收藩债并负责付俸禄给其武士家臣。政府慷慨对待大名与武士（后者获得的待遇不怎么丰厚），其政治意义重大，因为此举有助于减少武装反抗政府的风险。
然而，政府财政从维新前就一直不健全，如此的慷慨对政府财政没有益处。新政府在最初几年实施若干财政改革。政府设立新式铸币厂以及新式银行制度，而以日圆作为基础的标准化十进制货币得以建立。这些改革由诸如大藏大臣（财长）大隈重信（1838～1922，来自肥前藩）与先前被派去美国学习货币制度的他的助手伊藤博文等重要人物监督。
一个特别重要的财政改革是1873年7月实施的固定土地税，根据地价按百分比抽税。这一措施取代了封建时代课税根据收获好坏而定的制度。土地所有权现在被视为是属于传统上依土地收获而付税者（通常是家长）。这项改革有助于诱导人们增加生产。然而，它也产生了较不令人满意的结果，佃农比率增加至高达全国40％，因为较贫穷的农民在凶年不得不抵押土地来纳税。
新政府为现代化铺路的另一项重要改革是废除封建身份制度。这绝对不是奈良时期影响的反映。根据1868年御誓文的承诺，对阶级职业的限制于1869年被废除。阶级从士农工商被重组为华族（贵族，包括大名）、士族（武士后代）与平民，而皇室构成另一不同的阶级——皇族。1870年，政府允许平民称姓的权利。1871年，秽多与非人等贱民阶级在理论上被废除并获得跟平民同等的地位，但实际上差别待遇仍根深蒂固。1872年，政府基于四民平等原则宣布教育机会均等，但这要等到几年后才成为现实。
对旧阶级制度的最大打击或许是分阶段废除武士阶级。实际上，维新的###意味着大多数武士没真正的职业，即使是官僚性质的职业。他们逐渐被期待去找新工作自谋生计。有些武士的确继续担任行政人员，这次是为政府工作，有些武士从商成功，或转任警察或农民，但许多人仍依赖逐渐减少的俸禄。但1873年政府实施征兵，意味着各行各业的男子现在都有资格从军。1873年，政府订定“家禄奉还规则”，给华族、士族不领俸禄而接受政府以公债一次付清的选择。1876年，又将所有华族、士族的俸禄一律废除，另发行“金禄公债”以为代偿。同年，不接受政府此种做法的旧武士最终将被剥夺佩剑的权利。
这种种改革内容丰富，而虽然它们象征新政府的自信与权威，改革并非总是得到良好反应。许多农民坚决反对被称为“血税”的征兵与新的土地税。他们几次以暴力示威表达内心的感受。
但最严重的不满表示来自旧武士，而非农民。其高潮是1877年的萨摩或西南事变。出乎意料，乱首是新政府的最杰出人物之一——西乡隆盛。
第一节 维新的强化（3）
西乡在1873年10月遭遇了一次政治挫折。当大久保、木户、伊藤与岩仓等政府高官正在海外进行岩仓使节团（1871～1873，这是向西方学习的若干游学团之一。使节团访问了美国与欧洲，也企图修改德川末期签署的“不平等条约”，但没成功）活动时，西乡提出征韩论。这将是一个惩罚性入侵，因为有些人认为朝鲜不直接与日本新政府建立关系，是对日本的侮辱。尽管西乡参加新政府，但他是忠实的旧式武士，有学者将其征韩论解释为为旧武士提供目的与价值感的手段。刚好在1873年岩仓使节团返国后，征韩论被政府否决。
但翌年政府派遣远征军3500人去台湾惩罚原住民，因为后者杀害来自琉球群岛的船难渔民。这次远征的主要目标是把被杀害的琉球渔民视为日本国民，主张日本拥有琉球群岛的主权，该主权不属于清廷，远征军在这一方面获得成功。这也是让旧武士感觉价值感的一个机会，但在这方面较不成功。
史实暗示，征韩论只是被延期，并没被断然否决，但西乡很伤心，甚至病倒。他跟若干支持者返回昔日萨摩藩首府鹿儿岛市。不久，他成为不满士族与一般反政府人士反抗的焦点。
其后几年，鹿儿岛紧张形势升高。政府怀疑当地有人谋反，并于1877年1月派遣军舰至鹿儿岛搬走弹药。军舰受到攻击，此后战斗升级。2月底，西乡率领的约4万人在鹿儿岛以北的熊本城和政府军交战。接下来的战斗持续6个星期，但最后由政府靠征兵制征召的新式军队获得胜利。西乡带领约400人（仅以原先兵力的1％）慢慢地边打边退回鹿儿岛。在鹿儿岛，在勇敢的最后冲锋后，9月24日他自杀身亡。
旧武士的不满与暴力行动又持续了几年。其中一项行动是翌年5月大久保被暗杀的事，他被一位把他视为叛徒的萨摩旧武士暗杀。然而，西南事变是“旧式武士”发动的最后一次大规模行动。西乡与那些跟他一起死的人好像一开始就知道，武士时代已经结束了，而他们宁愿和那个时代一起结束。西乡迷恋死亡，他是个反对西化的极端爱国者，同时也是个真正的旧学派武士，反对商业化与工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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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社会的西化（1）
除了现在已死的西乡之外，新政府视西化为现代化的主要成分。西化将使日本更加强大，比较能跟西方列强竞争，或许甚至能匹敌或超越他们。这个时代的许多口号之一是“追上，超越”。西化的日本将能被西方国家较认真地看待，而日本很想被西方国家认真看待。新政府不喜欢幕府垂死时期签署的“不平等条约”带来的屈辱，很想修约。新政府希望西方国家平等对待日本，而日本的理想是比西方国家更优秀。
西方制度与做法不仅被引进政治、军事、工业与经济等领域，也将被引进社会。社会的西化有时比政府希望的更繁杂，但它是政治与经济改革的重要背景。
模仿西方所带来的日常生活的变革非常多且往往令人困惑。从1873年1月1日起，日本采用太阳历（公历）取代旧的阴历，这意味着日期向前推进了3～6个星期。例如，1873年1月1日是农历明治五年十二月六日。由于闰月与闰年，这两种月历的相互关系非常复杂。电信局成立于1869年，邮局设立是在1871年。新式报社从19世纪70年代早期起纷纷设立，至1875年已有超过100家报社，这见证了日本的高识字率。但最早的现代报纸是英文报，1861年由外国人在长崎创办。西方服饰在进步主义者之间流行开来，从1872年起政府规定政府官员与诸如邮差等公务员必须穿西方服饰（天皇本人几乎总是穿西服）。西式发型也逐渐流行，成为民众现代作风的象征。留西式发型的男子，比例从1872年的10％上升至1887年的98％。吃牛肉也在进步主义者之间流行开来（传统日本食品的素喜烧被认为是从吃牛肉发展出来的），而牛肉餐馆逐渐出现，以迎合本国顾客与逐渐增多的外国人的需要。
虽然鹿鸣馆仅被少数人使用，但它是最著名的西化的物质象征之一。这所靠近皇居的政府建造的会馆，是由英国一流建筑师约瑟夫·康德（Joseph Conder）所设计，于1883年完工。该馆被用来作为举办有西方名流参加的舞会或举办其他社交活动，外相井上馨常利用该场地。当时的内阁被昵称为“跳舞内阁”，而日本人创造了新词“舞蹈热”（butonetsu），在几十年后英文才出现“dance fever”的类语。
现代化的最大物质象征可能是铁路。日本的第一条铁路在1872年5月启用，在外国人居住的横滨与品川之间，而同年9月铁轨延伸至东京新桥。在15年内铺设了1000公里的铁道，至世纪末更达到5000公里。
铁路对人员与货品移动的影响（以及对经济的影响）十分巨大。在德川时代，江户与京都之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