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小史-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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锁国令发布时，海外日本人人数多得令人吃惊。日本商人（与海盗）航行远至印度洋与澳洲以北的阿拉福拉海。也有许多日本人实际居留海外。在菲律宾有大约3000人的日本人社区，有许多日本人在暹罗（泰国），日本人居留地点远达塞兰（Seram，今日印尼东南部）。这些人最后与当地社会同化。H。 Frei估计在1604年至1635年之间有大约10万日本人赴海外，其中约1万人可能永久定居当地。与朝鲜的往来是例外，日本在釜山设有倭馆。
获得授权在沿海从事贸易的船只必须展示幕府发给的官方印信。这印鉴通称为“丸”，至今日本船只名称最后一字仍用“丸”。
西洋人的到来加上接着展开的国家统一过程，有助于使日本人产生国家意识。南方的琉球群岛与北方的北海道在17世纪初开始被编入日本版图，使得当时的日本的地缘政治形态很接近今日日本。当时日本的世界地图（改造自中国事物的另一例子）显示中国是世界的中心，而非日本。很明显，德川时期的日本至少暂时没兴趣跟他们眼里的次要国家过多交往。对于德川统治者，锁国也是安全得多的国家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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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武士与伦理（1）
当全国进入持久的稳定与和平阶段，甚至没有任何真正的外来威胁时，武士开始变得过剩。尽管有农民叛乱要敉平，要维持主君的名誉，以及有少量的治安工作要做，但没多少工作给真正的武士做。他们反而变成官僚与行政人员。他们的战斗变成仅仅是纸上谈兵。
在社会秩序中占据上层阶级的这些人，为其几乎寄生的生活感到万分困窘。他们抓住任何机会以实际行动证明其勇敢，他们卖力至可笑的地步来证明其存在。有点儿讽刺的是，武士理想——武士道的某些最清楚的表现却出现在这个武士无事可干的时代。
每个日本人都知道四十七浪人的故事。所谓浪人是指被免职或主人被处死或降级而变成没有主人的武士。德川时代有相当多的浪人，流浪乡间为村民带来麻烦，或让当局担心。然而，四十七浪人被视为是武士道德的体现。
1701年，他们的主人播磨国（今日兵库县）赤穗城藩主浅野长矩（1665～1701），难以忍受幕府典礼长吉良义央（1641～1703）的侮辱，拔剑砍伤后者。在幕府将军的城堡里拔剑是死罪，他被迫切腹自杀，而其领地被没收。这时变成无主的武士家臣之中有47个人，发誓杀吉良为主人报仇。他们隐藏意图长达两年，假装过放荡生活，然后趁其不备时袭杀之，把吉良的头颅砍下来，挂在其主人的坟墓上。
虽然他们的行为被视为武士道的模范，但他们因私自执行法律而被迫自杀。在学者们讨论与民众争论本案之际，他们集体切腹自杀。他们被埋葬在东京泉岳寺，现在已成为观光胜地。
本时期问世有关武士道的作品至今仍受欢迎，包括1716年的《叶隐》与1643年左右的《五轮书》。然而，最有趣的作品之一是本身也是浪人的山鹿素行（1622～1685）所撰写的。他曾是四十七浪人之中一位浪人的教师。
山鹿或许是最先将武士道视为全面哲学的人。
许多人追随山鹿，包括近代的一些人。比较出名的是新渡户稻造（1862～1933），他在1905年用英文发表《武士道：日本之魂》（Bushido： The Soul of Japan）一书，试图向世人介绍日本，他认为武士道是日本的民族特色。
在其各种著作中，他强调武士道的要素，诸如忠诚与自律，以及艺术学习与培育的重要性和整个人的全面发展。特别强调了解自己在生活中的角色与了解如何适当地跟人交往。山鹿也为武士在当时社会显然缺乏功能有用性一事辩护。他认为，武士免于工作使得他能专心培养伦理德性，因而作为社会的模范，假如必要的话管教不完美的人：
武士不用做农民、工匠及商人的工作，可以专心修道；假如平民的这三种阶级之中有人违反伦理原则，武士可以立刻惩罚他，以维护全国适当的伦理原则。
这里提到道德，但它不同于西方概念的道德。它仍然不是善与恶的问题，而是在社会关系与秩序的背景下做被期待的事。如果踏出界，那么他将立即受到惩罚。
山鹿的著作中也有浓厚的儒学气味。儒家很关心个人应了解他在社会中的地位，遵守伦常关系，尊重秩序，尽个人的责任。由于有这些价值，德川幕府复兴并促进儒学。然而，在某些方面，儒学受到修改以适合日本的需要。例如，中国儒学容许忠于良心，但在日本它被局限于忠于个人的上司。幕府任命一位儒者为顾问，而在幕府的支持下，江户设立一所太学讲授儒学。本时期产生许多著名的儒者，诸如林罗山（1583～1657）、山崎闇斋（1618～1682）、新井白石（1657～1725）以及荻生徂徕（1666～1728）。
儒学的一大影响在于性别认识与两性关系的引申。1716年的《女大学》一书教诲女性的“五不德”——不顺从、不满、毁谤、嫉妒、愚蠢，并倡导男尊女卑。该书指出：
无疑的，十女有七八人有五不德，而正因如此才产生男尊女卑。
这种歧视女性的观点是何以如此多武士偏好同性恋关系的原因之一。此外，根据中国阴阳哲学，过于跟女阴发生关系可能严重削弱男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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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武士与伦理（2）
儒者与幕府都不真正赞成同性恋，但对此视而不见。幕府则特别加以容忍，因为在日本的情况下男同性恋者必定反映社会阶级，主动的一方总是上司。
对于幕府，儒学并非总是好的。儒学的一个吊诡之处是它鼓励量才任用。允许基于才能的社会流动性，在中国的阶层与阶级的概念中被容许，而在后来几百年日本也容许某种程度的量才任用。然而，鼓励量才任用不一定符合德川幕府的最佳利益及其正统与稳定的政策。后来一些人开始抱持较为批判与质疑的态度，但这不应被夸张，因为服从仍是基准。
武士与贵族的子女在家里或在大名设立的特别学校受教育，而富商也设立私立学校。其他阶级的小孩逐渐有机会在名为“寺子屋”的私塾读书。寺子屋原先是由乡村庙宇设立的，但不久扩展至城镇。学费通常很便宜或免费，因为教师往往是僧侣，教书是慈善行为，或者教师是武士，为自我价值感而教书。由于教育普及，本时代后半期男子识字率估计达45％，女子估计达15％，整体而言则是30％。这可能是当时全世界中最高的识字率。它定下普及教育的持久倾向，因为今日日本识字率仍是世界第一，达99％
儒学的另一项具有讽刺意味儿的是，由于儒学主张应该服从统治者，究竟谁是统治者的问题不可避免地被提出。在教育普及的背景下，人民注意到中国的统治者是皇帝。这意味着将军可以被看成是篡位者。
从18世纪初起，由于神道的复兴以及跟神道有关系的诸如《古事记》等早期经典再度受到重视，人们更加怀疑幕府。神道与《古事记》被视为是纯粹日本的东西，是国学的一部分。在偶尔有外国船只遇难漂流至日本海岸或外国船只要求停泊日本港口以补给物品的刺激下，日本民族意识崛起；在某些方面，神道的复兴是民族意识崛起的继续。这也是感觉日本有点儿过于华化的一种表现。国学学者包括本居宣长（1730～1801）与平田笃胤（1776～1843）等人物。本居批注《古事记》，并公开批判中国事物。平田主张神道与日本的优越性，而这将成为近代日本民族主义与帝国主义的一个启示。
武士道的理想化、儒学的复兴、教育的普及以及民族主义的崛起，都将在近代日本的形成中起到作用。当然，形成其背景的顺从主义与正统主义也将起到作用。
第三节 庶民、文化与经济（1）
江户很快变成热闹的中心都市。幕府设在这儿与大名率领家臣定期来此居留，不可避免地形成了这一现象。至18世纪结束时，江户拥有人口约100万，使它成为当时全世界最大的都市。江户是那个时代生活的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因此这整个时期也被称为江户时代。江户是那个时代生活的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因此这整个时期也被称为江户时代。
但江户不是惟一的繁忙的中心，大阪与京都都拥有50万左右的人口。在大名参勤交代所经路线，城镇自然产生以供应其诸多需要。在大名的代表能够交换食米成为现钞的地方，交易中心发展起来。而尽管对旅行有所限制，对城市居民惩罚严厉，许多农民还是被这些新经济活动吸引而涌入都市寻求财富。
这些各式各样的町人（城市居民）有助于形成一个新的、充满活力的文化，他们的活力协助抵消幕府偏好的永不改变的正统主义。
富商尤其在这种新的町人文化中扮演角色。贵族优雅的、克制的能剧不合富商的胃口。他们偏好歌舞伎的色彩与虚饰，其动作夸大、剧情通俗简单以及有诸如地板门与旋转舞台等舞台效果；他们跑去观赏文乐木偶戏。优雅的、伤感的贵族诗歌也不合他们的胃口。他们偏好诸如俳句与川柳等较短且往往较幽默的诗句。
最著名的俳句诗人是松尾芭蕉（1644～1694）。俳句与川柳都是十七音节的诗句，俳句通常注意自然界，而川柳注意人文现象。
他们爱好富于机智的书（洒落本）、通俗小说（读本）、商人成功故事（町人物）或引起性快感的书（好色本或浮世草子）。他们爱好艳丽的木板画，它往往有明白的性意味。这种画称为春画或通称为浮世绘。“浮世”原是僧侣形容人生短暂所用的词，但在江户时代这个词意指人际关系的世界，尤其性关系。
对近代的西方访客，本时代的好色性往往被压低，但这是町人文化的重要部分。
许多学者所指出，对性方面的兴趣仍然是今日日本社会的很大一部分，从大量的色情物品与婚外情、性犯罪的频度可以看出。例如，Buruma追溯今日日本的色情刊物、电影与江户时代木刻画的直接关系。
早期的歌舞伎女演员几乎跟妓女没什么差别，而表演往往堕落至纵酒狂欢。幕府目睹歌舞伎女演员的放荡大为震惊，于是禁止女性上台。幕府担心的不单是混乱。许多武士以及商人与农民观赏歌舞伎表演，跟演员扯上关系（演员必定出身贱民阶级）。幕府不认为阶级之间的混杂是好事。然而，替换女演员的男演员展现了完全同样的效果。幕府下令他们规矩一点儿并加以监督，但没有什么作用。
歌舞伎这也是艺伎的时代，艺伎往往是男性。直到18世纪中期艺伎都是男性。在大多数情况下，艺伎（不管是男的或女的）只不过是有艺术天分的娼妓，因为虽然他们弹三味线乐器而且能背诵诗句，但他们也出卖身体。幕府设法行使至少某种程度的控制，限制艺伎与娼妓在每一城市的特定“玩乐区”，诸如江户的吉原町。
町人通常兴隆获利，占全国人口多数的农民则不然。由于天气不稳定，发生过若干次凶作与饥荒。许多领地课重税，成为许多农民叛乱的原因。一些领地管理不善加重了他们的灾难。也有许多人无法应付作物逐渐专门化与商业化所带来的经济不安定，诸如丝、棉花、烟草、糖以及茶等经济作物。实际上，许多不成功的农民往往把他们的土地委托给别人，自己则变成佃农，尽管法律禁止这样做。结果，贫富差距加大。
然而，整体来说，农民贫苦的程度被夸大了。从本时代中期起，人口维持在约3000万，人口没有增长是由于贫苦农家杀婴。杀婴当然确曾发生，但这并非总是极端贫穷才这样做的。杀婴往往只是为了改善生活水准，正如今日许多家庭限制小孩数目一样。换言之，杀婴往往是“产后避孕”的一种形态。
同样地，家庭规模有时以收养方式向上调整以改善经济效率，因为每一个家庭都是生产单位。正如乡村是整个单位为作物生产与纳税向领地藩主负责，在乡村里，延伸家庭是单位，不是以个人为单位。对于这些延伸家庭，血缘关系不是特别重要。
第三节 庶民、文化与经济（2）
尽管有失败与苦难的情况，整体来说，本时期农民生活条件改善了，社会整体的生活条件也改善了。事实上，本时期通过实施的各种法律本身就是财富增加的显示。1788年幕府发布的一项命令指出：
长久以来，穿着简单与用稻草绑发一直是农民的习俗。但近来他们已习惯于奢侈，忘记他们的地位。他们穿适合较高地位者的衣服，使用油与发髻绑头发。他们现在在雨天使用雨伞与斗篷，不用草帽与蓑衣。费用增加导致乡村衰微，人们离开乡村……农民绝对不可忘记他们的身份。农民从商或乡村有美发师都是不敬的。今后，农民应该避免所有的奢侈行为。他们要过简单的日子，专心农耕。
生活水准改善显示经济健全。这健全状态的原因反映了机敏与机运的结合：
⊙ 生产增长率比人口增长率高——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人们知道经济效率与家庭规模之关系的结果，但也是农业技术改善的结果；
⊙高识字率有助于新技术的普及与商业活动效率的提高；
⊙ 参勤交代制度使得大名必须获得流动性资产，以应付其庞大的各种费用，因而促成复杂的经纪和交易机制与先进货币经济的产生；
大多数大名出售藩领地内多余的食米，但有些大名也把专门化的经济作物换成现金，诸如来自南九州岛津家族萨摩藩的甘蔗作物。至18世纪，这复杂的机制甚至包括期货市场。
⊙ 由于经济活动增加，经济活动也随着多样化与专门化，因而更进一步提高效率、商业化与货币化；
⊙ 和平与政治结构提供了有助于国家稳定的环境；
⊙ 由于阶级制度，幕府未特别认真看待商人，给他们广泛的自治，对他们课税也相对地轻。
商人的崛起对日本的未来特别重要，诸如三井、住友等大商社都是在本时期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