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爷爷陈永贵-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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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记者没有回答。爷爷继续说：“政治空气是不是浓厚，不在形式，而在实际。如果一味追求形式，弄虚作假，影响了生产，那么，这种政治空气再浓，也不是无产阶级的东西。”
大寨人一心搞生产，分秒必争，不管什么事，占用一点劳动时间都不情愿。他们利用整时间劳动，零时间办公。安排农活，是端着饭碗时议定的；学习读报，是在地边休息时进行的。他们的劳动很紧张，占用他们劳动时间的采访者难免会碰钉子。
一位技术员和一位省报社的摄影记者一起住在招待所的一个房间里。技术员刚调查完大寨的情况，就告诉记者说：“你要摄影，最好不要占用他们的白天时间。因为大寨干部有‘五不准’：没有特别重大的事情，不准占用劳动时间在村里开会；不准占用劳动时间在办公室办公；不准在劳动时间从地里叫走社员去谈话；不准干部在劳动时间借口检查生产东游西转；上级来下乡的干部不准从地里叫走正在劳动的干部。”记者紧皱着眉头说：“晚上怎能看到播种？”“陈永贵最怕别人白天占用他的时间，侵犯了他，可不给你留情面。”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农业学大寨（3）
摄影记者只好把时间安排到早饭后。按照习惯，社员们天刚明就上地了。为了配合记者拍摄，爷爷叫他们等着。眼看着火红的太阳已经远离山峁，记者还在琢磨着社员们的姿势。爷爷说：“七八十号人哩，停一个钟头就少种好几亩地。”排练了半天，记者仍不满意，又让人们排成一行队列重新走，老农贾承运嘟囔：“这是做甚哩，上地还排着队走？”“好，开始走！”记者发出口令。人们慌忙扛起农具走起来，突然又被叫停，只见记者摆弄了半天机子。
爷爷抬头看看太阳已经爬出山顶三竿高，心里开始火烧火燎起来，可他尽量忍住了。他是被拍摄的主要对象，左肩扛耙，右肩扛犁，出了一身汗。人们正在走着，记者又喊了一声：“停！”原来是太阳光线变强了，又得调整光圈。爷爷忍不住了，把肩上扛的耙扔到地上说：“同志，我们正在春耕大忙，这么耽误时间，我们可吃不消。”摄影记者抱歉地说：“这是工作需要，是为了拍摄得更好！”
爷爷按捺着火气，说：“我们搞的是农业生产，如果这样耽误下去，恐怕生产也搞不好了，你就不来大寨了，我们也该歇心了，咱们两省事！”他心疼时间被白白地浪费掉，可这也是工作需要，只得忍耐，也劝社员们再忍耐些，并且提议开始一边劳动，一边配合，干活摄影两不误。
摄影记者被他们一分钟都不愿耽误的劲头感染了，集中精力抓拍他们的劳动镜头，反而取得了更好的效果。这位记者感慨地说：“拍得自然、真实，这是因为大寨人干得实在呀！”
中央电视台的记者赵忠祥在《岁月随想》中写道：“我第一次见到陈永贵时，他正值壮年。那天，我住在窑洞，窗纸刚一放明，我就走出门外。正像先到达的记者所说的，这时，陈永贵已在周围的山梁上转了一圈，把这一天该在什么地方干活，该干哪几种活计，每一处分派几个人，是男人还是女人能正好把活计完成，放在心里谋划好，以便等社员出工时，好一一安排。他穿一身黑布衣，头扎一条白毛巾，胸有成竹地巡视这片土地，天生的农民首领的素质。
“那时大寨虽没达到辉煌之巅，但已经有了名气，来采访的记者逐渐多了起来。一位新华社老记者嘱咐我们，到大寨来采访，只是拍摄镜头、拿个本子记录是不成的，陈永贵会不高兴的，你们必须在和社员一同干农活儿中进行采访。另外，他叮嘱，一定要小心，别说出或问出会使永贵不高兴的事，他脾气不好。于是，我穿上粗布外衣，借了个圆形垫肩，走进了山沟里和社员一块儿整土地。大寨的社员干起活儿来十分卖力，这平常的活计，在他们干起来，就像我曾参加过的劳动会战，每人都是一脸土，一身汗。我就在离陈永贵不远的地方，一边儿干活，一边儿看着他干活，陈永贵总是在干这一天里最难干的活儿。
“他在一片黄土堆前，抡起一把开山的镐，像豹子一样有劲而灵活，一下两下，一大块黄土‘哗’地落下，再一下两下，又一大块落下，那浑身的劲儿爆发得那么猛、那么准确、那么巧妙，看他干活儿，也是一种享受。他是大队全体人员的头儿，但他不是监督别人劳动的头儿，他只专注地干他的活儿，在他的周围没有偷懒的人，大家从心眼里服他。对于我们这些客人，大寨有个招待所，每天供应我们三顿饭，中午和晚上是粗面， 碗中飘着葱花香油，偶尔还会有一两片肉。陈永贵把我们带到食堂，看到我们端起碗筷，说一声：‘你们吃吧！’他掉头就走。我们刚想挽留，新华社的记者说：‘不用，他从来不陪客人吃饭。’陈永贵回他的窑洞，去端他的大海碗，喝他家的玉米糊糊去了。”
（5）应接不暇的参观者
20世纪60年代的大寨，红遍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奔向大寨。一些画画的、谱曲的、写剧本的、调查农业专题的、劳动锻炼的、研究土壤的、调查种子的，还有人事组织部门派的人也纷纷到大寨来取经。
“文革”中，尽管中央一再发出通知，不让那么多人去大寨参观，甚至规定参观大寨必须经农业部批准，但是各地的人们不管那些，仍然潮水般地拥向虎头山。随之而来的是给忙于生产的大寨人带来了诸多接待方面的不便。
农业学大寨（4）
在食宿方面。大寨接待站从早到晚都在接待客人，无论什么时候，都能闻见饭菜味，听到炒菜声。由于来的人太多，接待人员只好往桌上放一盆饭，让来吃饭的人自己动手。即便是喝水，也是个大问题。大寨缺水，只有一口井。参观者来得太多了，水不够喝，最后只好从邻村抽水给大寨。后来还不得不用卡车从远处拉水来解决参观者的喝水问题。为了接待中央领导人和外宾，大寨人在村口推平了一座小山，建起了“大寨国际旅行社”。由于来的人太多，多数到大寨参观的人不能住在大寨旅行社，只能住在昔阳县城里。当时昔阳县的招待所和旅馆一共有5000多张床位，但还是满足不了需要。有的参观者只能住在邻近的阳泉市和平定县，每天坐汽车到大寨参观，晚上回去住。最高峰时，有些人只能住在远处的石家庄。
在出行方面，到大寨的汽车来来往往，特别繁忙。很多人来不及等汽车，只好步行到大寨。即便这样，停放的车辆还是很多，从村里一直排到村外。
有人说：“小村大寨，因陈永贵而蜚声世界。不知陈永贵，不可谓知中国大寨；不到大寨，又焉能知陈永贵？”怀着对这位劳动模范的尊敬，许多人都希望见他一面。可爷爷最怕劳动的时候有人打搅他，到了地里，他低头不语，只赶着撒种修地。来访的人们只好在他收工以后访问他。于是常常出现前后左右围了一大群人拦在路上向他发问的情景。可已劳动了半日，疲惫不堪的他目不斜视，低着头，经常是径直往家走去。他对到大寨视察工作的上级干部解释道：“晚上谈工作通宵不睡地谈，我也高兴，可是在播种时白天耽误我半个小时，我也心疼。如果让我们的干部整天陪着外来的人介绍经验，必然影响他们的劳动生产。”
有段时间，为了躲避拦在路上的参观者，曾经整整3个月时间，他有家难回，在地里劳动，在地里吃饭。有人认为他已经有了这么高的荣誉，不用再到地里劳动了。他却回答：“劳动模范，不劳动了还叫什么劳动模范！”
来参观的人兴致勃勃地想见见大寨的干部，可到大寨后，发现家家户户都锁着门，因为他们都下地干活去了。
为了满足参观者见到大寨人的愿望，爷爷安排了一种独特的见面方式。每隔四五天，选一个中午，来大寨参观的人站在从虎头山到大寨村的路两边等待见面。大寨接待站的人用麦克风宣布：“现在，大寨干部和大家见面。”然后大寨的几个干部从路中间微笑着快速走过。有的人挤过去，一把一把往大寨干部衣兜里装他们那里制造的毛主席像章。大寨干部也回赠几枚印有大寨图案的毛主席像章、大寨纪念章或是“红宝书”，同时又不忘说些为了确保下地劳动，不能有太多时间接待大家，希望大家理解之类的话。两旁的人怀着一种崇敬的心情，激动地挥舞着手中的“红宝书”，高喊着口号：
“毛主席万岁！”
“向大寨人学习！向大寨人致敬！”
“向陈永贵学习！向陈永贵致敬！”
“大寨精神万岁！”
参观者的热情让人们感受到了一种神奇的力量。解放军指战员、机关干部、学校师生以及成千上万的参观人群，都心甘情愿地在虎头山上参加义务劳动。哪怕是垒一块石头，铲一锨土，栽一棵树，都是荣誉性的留念。
不少地方的负责人到大寨取经送宝，带着自己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来表演歌舞。《红灯记》、《白毛女》、《沙家浜》和《智取威虎山》等8个样板戏几乎天天在这里上演。每次表演，大寨干部都得坐在大礼堂前排观看，这是态度问题，不能不参加。有时碰上连续几个晚上都是同一个节目，头天空军到大寨演了《沙家浜》，第二天工程兵来了，演的也是《沙家浜》，最后海军演的还是《沙家浜》。干部们劳动了一天，累得上下眼皮直打架，可还得坚持坐到演出结束，等着上台和演员握手致谢。
大寨对干部的要求不同于一般社员。社员们下工后就可以休息了，干部晚上还有许多工作要做。大寨结了婚的女干部吃了晚饭后可以在家干点家务，男干部晚上9点多还得凑在一块研究当天的事和第二天的生产安排，一般都得熬到夜里12点之后才能休息。大寨干部忙这忙那，睡觉时间大为减少。 txt小说上传分享
农业学大寨（5）
（6）各地到大寨取经送宝
大寨闻名遐迩，光临大寨的人愈来愈多。大寨像井冈山和延安一样，成为红色圣地。人们去别的圣地，都是有季节性的，而去大寨，却是终年不衰。即便是在凛冽的寒风中，有的人怀着朝圣取经的愿望，步行几百公里，吃着自带的干粮来到大寨；有的怀着革命的热情来交流；有的抱着学习的态度来参观。大寨的田间村落、山上山下常常是人山人海，万头攒动，一天少则两千多人，多则一万多人。
虎头山上空架起了高空运输索道，地里出现了拖拉机。高空中穿梭的运输机和地里耕作的拖拉机隆隆作响，奏出一曲曲和谐的音符。年轻的拖拉机手高唱着豪迈的歌：“我站在虎头山上哎，迎着朝阳放声歌唱……”大寨的集体经济越来越壮大，大寨人的心也越来越红。看着大寨这些既会操纵机器，又会种田；既会动脑筋搞技术，又能辛勤耕耘的新一代农民，看到用自己的双手建设起来的新大寨，感叹之余，老年人仍不忘教育年轻人：“如今，有了拖拉机，有了高空运输，可不能丢掉咱自力更生的扁担精神。丢掉这些，人就变了。”
虽然生产已机械化，生活也大大改善了，但大寨人仍然担着土石往山上走，挥着镢头在地里刨，仍然保持着艰苦朴素的作风：衣服是自己做的，小工具是自己造的。全国各地来参观的人看了感慨地说：我们来大寨取经，思想上获得了很大的收获。爷爷却说：“你们是送宝来了，给我们带来了很好的经验，我们长了见识。通过互相学习、互相鼓励，对我们有好处。”
全国各地来大寨参观学习的人非常虔诚。山西雁北地区有个谢家坪大队，11个干部冒着严寒步行四五百里来到大寨参观学习，一路上像八路军行军一样，不住民房，不扰百姓，吃着自带的干粮坚持到了大寨。听说参观大寨“只能看地，不能看锅”，一些人就悄悄地来到大寨人的厨房里，揭开锅盖，一看都是些玉米面窝窝头，心里很不平静。大寨人为了支援国家建设，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但是他们却过着简朴的生活。这些参观的人非常感动，拿走大寨人正在吃的半个窝窝头带回谢家坪，告诉家乡的人：“大寨人就是吃着这种饭与自然斗争创造出一个新大寨的。”
浙江的一名生产队长，想通过学大寨改变家乡的面貌，自己花钱千里迢迢来到大寨取经。大寨人深受感动，特许这位生产队长住在大寨接待站。后来，浙江省来了几百人，领队说他们是第一批来大寨的浙江人，爷爷说：“不对，第一批已经来过了，是一个人。”
新疆的同志在昔阳办了为期10天左右的学习班，自己带了维吾尔文、哈萨克文、蒙古文翻译，还带来了油印机，将介绍大寨经验的材料翻译成上述少数民族文字后，当场印发给大家学习。南疆的人们路上走了十几天才来到大寨，原来准备顺便到北京看看，可参观了大寨后，对比自己没有做出多少成绩，就马上回去了。
从全国范围来看，几乎每个省都组织了县以上的干部参观大寨，学习大寨精神。几乎每个省都出现了学大寨的先进典型，其中尤以河南省林县的事迹最为感人。林县人民为改变农田缺水的面貌，在险峻的山壁上开凿了一条人工天河——红旗渠，改变了当地农田缺水的面貌。当时，比较突出的还有山东黄县的下丁家大队和湖南岳阳县的毛田区等先进典型。到1965年、1966年中国农业连续两年大丰收，这是与当时全国农业学大寨，树立了苦干实干精神分不开的。
各界名人的足迹
从50年代初到70年代末，大寨人在虎头山上打坝造地，从未间断，真正实践着我国古代“愚公移山”的寓言。国内国外，从高层领导到普通老百姓，纷纷来到虎头山，虎头山成了一座驰名中外的名山。
据资料记载，大寨接待的我国副总理以上的中央领导人有28位，部长以上的领导人有50余位。其中有周恩来、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邓小平、李富春、李先念、陈毅、罗瑞卿、谭震林、邓颖超、纪登奎、方毅、张劲夫、康世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