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中华民国史(上)-第9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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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上应该这样打好基础：使中国人不可能把中国发现自己暂时被迫向日本
作出的任何让步，解释成我们参加的一种势力范围的划分”。应让左派人士
知道，俄国只准备容忍中国向日本帝国主义作出的那种让步，这种让步是保
① 同上。
② 这是估计数，因为随着新顾问的来临，人数有变化，有的来自北方缩小的或撤消的军事代表团。伍朝枢
可能在 1925 年 10 月后期告诉德国的领事，有 38 名俄国人在广州政府中工作，英国外交部 405/248 第 251
号（F5914/194/10）。维什尼阿科娃…阿基莫娃于 1926 年 2 月 28 日来到广州，她提到了同船的六名新来者，
并叙述她在广州遇到了许多俄国人，但没有提供总人数。《在革命的中国的两年》，莱文英译本，第 141、
149、176—188 页。
① 文件藏于哈佛大学托洛茨基档案馆。《我们的关于中国和日本的政策的问题》，载《利昂？托洛茨基论
中国：彭述之导言》，第 102—110 页。格鲁伯的《苏俄主宰共产国际》第 462—467 页有摘要，但题目和
译文不同；梁的《中苏外交关系》，第 286—289 页有评论。特别委员会的其他成员是契切林、捷尔任斯基
和伏罗希洛夫。
卫革命运动使之不受联合的帝国主义进攻所必需的。可能举行的联合谈判，
将达到以下的目的：以某些让步为代价，在日本和英国之间打进楔子。
俄国公开宣布，它完全同情中国群众为争取一个单一的独立政府而进行
斗争；但是它将反对俄国进行任何军事干涉的想法：中国的问题必须由中国
人民自去解决。在实现一个统一的政府之前，苏联政府“试图与现存的所有
中央和地方的政府建立和保持忠诚关系”。因此，委员会在向南方看时，认
为如果人民军队（即国民军）不得不长期把地盘让给吴佩孚，那么与吴达成
一项协议以削弱他对英国（“中国独立的主要死敌”）的依赖是有利的。应
鼓励广州政府把其地盘不仅看成临时的革命滩头阵地，而且看成是一个需要
稳定政府的国家，还应鼓励它集中全力于内部改革和防务。斯大林对被批准
的文字进行了补充，说广州政府应“断然放弃任何扩张性军事征战的思想，
总的说还应放弃会把帝国主义者推向军事干涉道路的任何活动”——反对蒋
介石北伐计划的一种告诫。一张便笺指示驻巴黎的苏联大使查明广州政府有
无可能与法国妥协，是否会派代表去法国试探这种可能性。①
总之，正如研究这个时期中苏关系的一个专家所概括的这份文件的主
旨，俄国的策略“是要分裂帝国主义阵营，其手法是把英国作为排外行动的
主要目标加以孤立，并在损害中国利益的情况下收买日本”。①但是就在这个
时候，广州发生的事件清楚地说明，俄国不能控制国民革命的方向。蒋介石
３ 月 ２０ 日政变的含义，莫斯科的领导集团到 ３ 月底显然还没有领会，或者至
少没有影响他们关心北方的基本策略。
国民党内权力关系的再调整
１９２６ 年 ３ 月 ２０ 日“中山舰事件”的原因和蒋介石从此以后玩弄权术的
手法，都非常复杂和使人迷感不解，这里不能详细论述。②由于广州三名最高
级俄国军事顾问盛气凌人的态度和对俄国武器和资金分配的控制，由于他们
缺乏对北伐的支持，还由于蒋怀疑 Ｎ．Ｖ．古比雪夫与汪精卫和其他人勾结，企
图把他送到俄国，蒋介石对这三名顾问的敌意显然加强了。他还敌视他的主
要政敌汪精卫，怀疑汪与俄国人一起反对他。③
从黄埔蒋介石大本营起锚的中山号炮舰 ３ 月 １８ 和 １９ 日的可疑的游弋，
可能使蒋介石认为一个劫持他并把他送到俄国的计划正在进行之中。３ 月 ２０
日上午，他扣留炮舰，逮捕了海军局代局长李之龙和一名共产党员，在广州
宣布实施戒严令，命他的部队解除保护俄国顾问住宅和共产党控制的省港罢
工委员会指挥部的卫兵的武装。①这次突然行动没有与汪精卫商量，也没有预
① 格鲁伯的译文是“派广州政府的主席”，而不是派政府的“一名代表”。鉴于蒋介石 3 月 20 日的政变的
一个结果是汪精卫于 5 月前往法国，这个说法是令人感到兴趣的。
① 梁：《中苏外交关系》，第 287 页。
② 近期两篇有价值的研究是吴天威的《蒋介石的 1926 年 3 月 20 日政变》，载《亚洲研究杂志》，27（1968
年 5 月），第 585—602 页；《从容共到清党》，第 489—494 页。韦慕庭和夏连荫合编的《文献集》中（第
218—224 页）有简要的报道。
③ 蒋介石日益增强的疑心的证据，可以在他 1926 年 1 月 19 日至 1926 年 3 月 15 日的“日记”（毛思诚：
《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中找到。他 4 月初期的《致汪精卫的复信》，对汪精卫进行了一系列
指责，此信后来发表于文化研究社编：《中国五大伟人手札》，第 246—253 页。
① 毛思诚：《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3 月 22 和 23 日和 4 月 20 日的条目，转载于《革命文献》，
9，第 1291—1300 页，它们提供了蒋介石对这次事件的记载。
先警告俄国顾问，它造成了一次政治风暴，这次风暴以俄国人同意驱逐三名
蒋介石最反对的顾问、从第一军撤去共产党政工人员和汪精卫在 ５ 月 ９ 日去
法国而告终。
４ 月 ２９ 日，鲍罗廷与胡汉民、陈友仁和几名左派领导人一起回到广州。
在此以后，蒋介石和鲍罗廷之间进行了激烈的讨价还价，而鲍罗廷在谈判中
似乎作了大部分让步。蒋介石同意排除一批比较保守的国民党官员，而鲍罗
廷则同意继续俄国的援助和支持原来俄国顾问和中国共产党所反对的北伐。
共产党员将大大地限制在国民党内活动。
蒋介石要求召开一次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会议在 ５ 月 １５
至 ２５ 日举行，决定对国民党内部共产党的影响进行严格的限制。蒋介石系统
地阐述了大部分建议，它们经过字面修改后被采纳。在第三国际的一名代表
帮助下，计划再举行一次国民党和共产党高级代表的联席会议，解决两党合
作的障碍。国民党内“另一党”的党员，禁止批评领袖及其三民主义。另一
党必须把参加年长的党的党员名单交给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主席，这些
党员在中央、省或市的国民党执行委员会所占的席位不得超过 １／３，也不得
任中央机构各部的部长。另一党给它在国民党内的党员的命令必须先交给联
席会议，再由它转交，国民党党员非经许可不得加入另一党。违反这些条件
的人将被立刻开除出党。设立了拥有大权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
会主席的新职务。蒋介石的庇护人张静江（人杰）当选担任这个职务，虽然
他甚至不是委员会的委员。将对所有的国民党党员进行登记；他们要宣誓忠
于指定的孙逸仙的几本主要著作以及第一和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宣言和决议；
那些已经参加未经“我党”批准的其他政治团体的人必须立刻退出那些团体。
①作为解决问题的初步行动，共产党在 ４ 月 １０ 日把第一军中任国民党党代表
的共产党员撤出。②但是其他许多人仍留在他们的岗位上。
这些就是蒋介石和鲍罗廷之间谈判的几个结果。国民党中的共产党员必
须限制他们的批评，并在母党的高层中减少他们的积极作用；设计一个机构
以裁决两党间的冲突；国民党多少更加集中化；共产党员放弃国民党组织部
以及宣传部、农民部和书记处中的重要职务。蒋亲自任组织部部长，以他的
亲密助手陈果夫为副部长。随着胡汉民于 ５ 月 ９ 日去上海，吴铁城在 ３０ 日被
拘禁，外交部长伍朝枢被撤职而代之以左派陈友仁，右派也受到抑制。这时
又以充分的决心继续制订北伐的计划。
① 摘自全体会议的会议记录，引于《从容共到清党》，第 504—509 页，和毛思诚：《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
介石先生》，5 月 15—25 日。
② 韦慕庭和夏连荫合编：《文献集》，第 222 页。
向统一的中国的方向冲刺——第一阶段
制订北伐计划
制订从广东省北上至长江的军事征讨计划早就在进行之中。１９２５ 年 ３ 月
和 ６ 月，布廖赫尔将军提出了部分计划，９ 月制订了一个比较完整的计划，
当时他避开广州闷热的天气（既是气温方面的，又是政治方面的）正在张家
口休养。①９ 月份的计划估计了敌人对重新组合和训练较好的国民党军队的讨
伐的潜在抵抗力量，并预言在讨伐中攻占长江中游的武汉三镇以及随后夺取
上海不会遇到困难。这是非常有见识的预言。
１９２６ 年 ４ 月 １６ 日，国民党的政治会议和军事委员会联席会议指定蒋介
石、朱培德和李济深组成一个委员会，计划北伐。②在鲍罗廷回来并答应支持
北伐后，中国和俄国参谋人员制订进一步的计划；当布廖赫尔在 ５ 月后期回
到广州时，他完善了这一计划，并在 ６ 月 ３０ 日提交军事委员会。③布廖赫尔
强调经湖南直趋汉口一路的进攻，并在东面部署兵力，防备福建进攻广东，
在北伐军右翼部署其他兵力，防备江西孙传芳进攻。只有当所有部队就位时
北伐才能开始，这是因为部队之间简陋的通讯设备使协同作战难以进行。
在准备北伐时，蒋介石组织了最后代替军事委员会（一个由政治军事领
导人组成的集体）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作为主要指挥机构。李济深将军
被任命为参谋长，白崇禧将军为他的副手。李济深是第 ４ 军军长，将作为驻
军的司令带领两个师留在广州。白将军是保定军校的毕业生，是统一广西和
使广西与广东的国民党政府联合的年轻广西军官中的三巨头之一（另外两人
是李宗仁和黄绍竑）。白崇禧是有名的战略家。作为改组的一部分，军事委
员会政治训练部置于司令部之下，改名为总政治部。邓演达代替陈公博任主
任，郭沫若任副主任和宣传部领导。邓演达是一个热诚的革命者，在保定军
校学习过，是 １９２３ 年送孙逸仙回广州的广东第 １ 师一个团的团长，又是黄埔
军校的组织者之一，并担任过该校训练部副主任。１９２５ 年，邓到德国，在那
里认识了一批中国共产党人，并曾取道苏俄回国。蒋介石随即任命他为军校
的教育长，但他在 ３ 月 ２０ 日政变中与一批共产党员一起被捕，不久就被派往
潮州去领导军校的一个分校。邓被任命为总政治部主任，这使一个左派担任
了负责职务。郭沫若是著名文人，在五卅运动中很活跃，并曾帮助一个文学
团体创造社转变为推动国民革命的组织。郭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信徒，后来
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总政治部下面，还有隶属于组成国民革命军的不同的
军和师的司令部的政治部门。①
① A。I。卡尔图诺娃：《布廖赫尔 1926 年的“宏大计划”》，简？索尔斯基英译，韦慕庭加注，载《中国季
刊》，35（1968 年 7 — 9 月），第 18—39 页。1925 年 10 月，俄国驻北京大使馆派 A。赫麦列夫去广州调查
情况，他报告“加伦”和鲍罗廷之间经常发生冲突，结果布廖赫尔被迫离开广州。《A。赫麦列夫〈广州之
行报告〉摘录（第 27—30 页）》，文件得自 1927 年 4 月 6 日的北京突然搜查。译文藏于加州斯坦福胡佛
战争、革命和和平研究所，杰伊？卡尔文？休斯顿藏书。
② 国民党政治会议记录，第 131 号。奇怪的是，蒋的日记竟未提起这次联席会议，虽然他确实参加了。
③ A。I。卡尔图诺娃：《华西里？布廖赫尔（1880—1938 年）》，第 62—63 页。那一天蒋的“日记”没有提
到这类会议，虽然他主持了总司令部政治部的一次会议，讨论战斗开始时应做的工作。
① 两人的传记见包华德：《传记词典》。总政治部及其附属机构的组织系统，载《国军政工史稿》，1，第
264—272 页。第 281 页有邓、郭二人的照片。
三个军事联盟阻碍了国民党人通过 １９２６ 年春季一次军事－政治战役实现
统一中国的希望。吴佩孚自 １９２５ 年年中以来，一直试图在湖北、河南和湖南
北部组成一个既可打败北方的国民军，又可打垮南方的国民党的联盟。在他
直接领导下的师以纪律严明和骁勇善战著称，但他又要依靠许多不可靠的将
领。吴的联盟的士兵号称 ２０ 万以上，这很可能是大为夸大的数字。孙传芳在
华东——福建、浙江、江苏、安徽和江西——领导一支“五省联军”。以富
饶的长江下游地区为根据地，这个联盟拥有巨大的财政资源，但是它是一个
实用主义的联盟。它也号称有士兵 ２０ 万以上。张作霖领导了一个最难对付的
联盟，参加者控制着满洲、山东和直隶的大部分地区。人们认为，这支武器
比较精良的部队约有 ３５ 万士兵。张作霖和吴佩孚虽然是宿敌，却联合起来支
持北京政府，并正试图把冯玉祥的部队赶出他们在南口和张家口周围的根据
地。俄国以武器和顾问支持冯玉祥的国民第一军。１９２６ 年 ５ 月，冯玉祥前往
莫斯科寻求更多的支援，并派一个代表团到广州，打算与国民党人结盟。在
制订战略计划时，华西的其他军事集团必须加以考虑，虽然它们不是强大得
足以构成威胁。两支集结在东海岸的海军在战略上可能起重要作用，一支在
福州，一支在上海。上海的舰只特别危险，因为它们有可能被利用来破坏长
江下游的军事渡江或部队的运送。①
由于李宗仁、黄绍竑和白崇禧三巨头率领的桂军和唐生智率领的湘南一
个师新近加入，国民革命军已有扩大；广西部队被命名为第 ７ 军，唐生智的
师成为第 ８ 军。总兵力可能已达到 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