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自述-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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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敌军未来前几天，我们得到了敌人准备来的消息，但当时赣南行委书记及一委员亦到，讨论结果认为敌如来，群众基础极薄弱，七军力量亦不厚，很难站住，同时信丰自三十五军去后无武装掩护赤区，赤区逐渐失败，如七军去，可以巩固当地赤色政权，更易实现扰敌后方的任务，作用且更大，故决定到信丰去。但方决定于次日出发，敌人两团及一些民团已来攻崇义城了，因侦探不好，敌人到了城边才知道，故未与作战即向过埠退去。我即于此时来中央（时为三月初）。后知他们是向营前到遂川界，大约可以与独立师之第四团会合。近阅报载，大约他们还是在遂川一带。 txt小说上传分享
附：邓小平起草的《七军工作报告》（7）
我在临行时曾告他们仍须设法到信丰去，即使暂时不可能，不能不到遂川一行，也必须经过一时期到信丰，因到信丰作用较大，且七军不能独立行动，必须在信丰这样的地方与群众会合起来才能实现其任务也。
（十二）七军的力量。
由右江出发时有六七千人，二千七八百枪，机关枪八挺，迫击炮三门，山炮二门，子弹平均约六七十发。到乐昌渡河时还有枪约千*百枝（给了湘南特委约二百枝），迫击炮两门，机关枪七挺，山炮藏了。在乐昌虽被分散，但武装无大损失。五十五团到崇义时，有枪近八百枝，迫击炮一门，机关枪五挺，子弹平均二十五发，机关枪子弹每挺不过百发。到崇义后，曾交步枪约八十枝给独立营及苏维埃政府。
（十三）组织。
出发前是三个纵队，出发时编两师（二十一师留右江不计），每师两团，取三三制，另有一教导队特务连，每团有一特务连、机关枪连、迫击炮连，到武冈失败后编三团，到桂岭又编成两团。
（十四）党的工作。
七军因干部缺乏，工作不很好，前后发展同志虽不少，但每次作战死伤的大半是同志。还有一很大缺点就是士兵同志比例太少，约占十分之四，因好多士兵同志均陆续升作官长也。
（十五）士兵成分。
出发时还有一些老兵，经过一时期打的打死了，逃的逃了，到现在老兵已到极少处，五十五团不过二十人。旧军官五十五团没有了，五十八团亦然，但现在的营连长十之*皆南宁教导队的老兵升任的。
（十六）七军党的组织。
总指导机关是前敌委员会，下有师团营委，连有支部，每级均有士兵同志参加，但极弱。前委在河池代表大会改选名单为：邓斌、陈豪人、张云逸（军长）、李谦（师长）、袁振武（团长）、许卓（团政）、许进（师政）、李朝纲（士兵）、黄一平（团政）。候补为：龚鹤村（师长）、胡鹤林（士兵）、杨英（营政）。现在还在军中的，五十五团方面有许进、许卓、李朝
纲，在五十八团方面的仅云逸一人。
我们到崇义决定取消前委，仅组织一团委，我兼团委书记，后决定组织上受赣南特委指挥，我去后团委书记为佘惠同志（团政治委员）。
三 地方党的状况及土地革命的工作
（一）右江。
右江的指导机关是右江工作委员会，共有东兰、凤山、平马、田州、思林、向都六个县委及凌云、百色等处设特支。共有千余党员，成分上是雇农、贫农占多数，余为中农，还有很少数的富农及知识分子（都是比较老的党员）。成分虽如此，但党的中心是在极少数知识分子手中，他们的基础多是破产的地主富农，多是民国十六年斗争到现在的，故在党的地位上变成了党的中心。他们不但阻止了党和土地革命的发展，且逐渐新豪绅化，把持了党及政权、军事的机关。派人去改造，他们可以阻止你与群众接触，派去的人实在太弱，常常把他们没办法，后来我及豪人自己下去，虽有相当成绩，但因干部缺乏，每县找不出一个中心，我们又不能常在下面，故甚困难。东兰的干部比较好，故成绩亦较好，土地革命比较深入。
我们在右江解决土地问题的原则是“没收豪绅地主阶级土地”，“没收一切反革命的土地”。后一口号主要是反富农的作用，因为富农必然走上反动的道路。我们没有提出“平分一切土地”的口号，分配的方式是“平分”、“共耕”、“没收豪绅地主反革命土地分给贫苦农民”三个办法，由群众在乡苏维埃大会中自己选择。但我们指出，虽然没有提出平分土地的口号，结果一定要做到平分。分配土地是以乡为单位。
附：邓小平起草的《七军工作报告》（8）
东兰、凤山分配土地的结果，共耕仅有两乡，多数地方是平分土地，还有一些地方是仅就没收的土地来分配。至于其他地方，名义上是平分，实际上很少地方分，处处是富农新豪绅反土地革命的作用，同时东、凤等处也发生苏维埃将好土地分配自己及亲戚的事实，故当时提出了重新分配的口号，我们出发一时期正积极执行这一口号。
分配土地中有许多的问题我们均是个别地解决，一般的问题大致是如此解决的：１耕牛、耕具都是向富农借出的，谷种完全由原有田地的所有者拿出，不足的由富农拿出。右江穷，贫农在耕种时多无饭吃，又无钱买，无力耕种，亦向富农借出。２红军兵士亦分配土地，可以请人耕种。３瑶民分配土地，有些瑶民不愿下山，则分配山地，田地不够时则将山地分给富农。４土地所有权，本来照政纲是交给农民，但因群众表示由苏维埃给以使用证，有了凭据，比较安心些，故分配土地后由苏维埃发给使用证，禁止买卖。５．两乡区县之间分配土地之多寡相差太远时，则以移民办法解决之。６森林特产祠堂庙宇极少，没有成什么严重问题。
对经济政策，小商人仍然继续营业，惟交通不便，故日用品极缺乏，特别是盐，苏维埃曾自己设法买运，各乡区办了合作社，但资本缺乏，故成绩不好。曾拟设一农业银行来帮助贫农，没有筹到款。
对于富农领导是右江极严重的问题，我们一开始就注意到，可是富农的魔力大，我们党的领导力弱，故其影响常能存在于苏区中。有些区域的党和苏维埃对反富农怠工。有些区域雇农、贫农比较组织得好，但又走到另一极端，无条件地反富农，提出了“没收富农财产”、“杀富民”的口号，结果使中农动摇，实际上帮助了富农。我们是注意了纠正这一错误。
右江的最高政权机关是右江苏维埃政府，各县区乡均成立苏府。苏维埃中，富农被剥夺了选举权与被选举权，但实质上他们仍然在领导地位，因为富农不一定在苏维埃政府中当委员，在外面一样可以在许多实际问题上来阻碍土地革命，实现其领导作用，再加上政府中的“老”党员腐化、新豪绅化，使群众对苏维埃不满。前委为此曾公开开除右苏主席雷经天的党籍。党发宣言指出过去苏维埃的错误，准备开全右江代表大会改造之，同时号召全体民众参加监督苏维埃工作。各级苏维埃应经常开群众大会、代表大会，报告自己的工作，并指出一定要在“重新分配土地”的口号之下来改造苏维埃，当选的一定要是能坚决执行此口号的分子。一直到最后我们出发时还是这一方针。
右江的武装很多，可以集合起来的不下三千，好坏各半，各县均有赤卫军的组织。我们出发时决定将这些武装集合起来，与留下的红军编成二十一师，作为发展一军之基础，不过这也是一个很艰苦的工作。赤卫军的成分多是贫雇农，富农没有，但领导的还有不少新豪绅化的老党员，私有武装的观念非常浓厚。
我们离开右江时的工作布置是加紧土地革命工作，扩大红军，以东、凤为中心，用游击战术向都安推进。
右江工作的主要困难是干部太弱，找不出一个胜任的县委书记，亦没有一个比较好点的中心，故工作推动甚难。对干部的训练，我们注意到的，除了实际工作的指导外，不断地办训练班，参加的多半是贫雇农，但成绩甚少（讲的课目均是解决实际问题的办法）。 txt小说上传分享
附：邓小平起草的《七军工作报告》（9）
（二）沿途。
沿途没有党的组织及群众组织，仅在连州有几个湘南失败逃亡的同志组织了一个支部，但无工作。由连州到梅花一带，有很多湘南逃亡的同志未组织起来。到梅花后，有一个湘南驻粤工作委员会，后改湘南特委，该处亦无群众组织，宜章一带也没有东西，乐昌、仁化一带也没有，直至崇义后才找到一点党和群众的组织。
一路群众，穷苦的对红军感觉是好，不满豪绅、民团、县政府、国民党，亦能对我们宣传表示接受，但发动斗争不是几天的事，群众还是害怕。至于豪绅地主，闻我军到早已跑光了，有些城市的商人都*，故一路解决经济问题都很难，仅在怀远、全州、连州三处筹了点款，都是分配给大商店负担。
（三）崇义。
崇义原来也没有东西，有些同志没有很好的组织，支部很少开会，没有经常工作，天天在那里叫暴动，或者是同志拿暴动两字来要求党给暴动费，或者是几个同志做一点土匪式的抢劫就算暴动，没有丝毫注意去创造群众的基础。去年底大庾一带的钨矿工人数千，我们仅有相当影响，赤色工会未组织起来，附近农民未发动起来，一路行委即决定来一个暴动，结果还是没有暴动起来。我们到后才纠正这一错误观念，要他们很艰苦地去创造群众基础，创造党的组织。当地党的同志没有统计，成分多流氓分子，因为斗争没有起来，地方干部更是缺乏，我们到后完全由军中党来做，同时办训练班，企图训练一些干部出来，但因到的成
分不很好，收效亦不大。
群众的基础虽有两个乡苏维埃，但是挂名的，且是新成立的，到后即动员全军以一连一营为单位分散游击，经常给以工作方式的指导，结果经过二十余日的工夫做了相当成绩，创造了三个区苏维埃，几个乡苏维埃，找出贫苦农民到苏维埃工作，组织赤卫队、雇农工会、贫民农团等组织，群众情绪还好。但有一严重问题，就是流氓意识的影响，我们已注意到从发动尖锐的斗争中来消灭流氓意识。经过这样工作之后，党、苏维埃略有发展和改造，惜为时不久方进到分配土地时（赣南当时口号是彻底平分土地），敌人来了，故我军在崇义工作只能说有点影响，说不上创造了什么基础。
（四）富田事变对赣南的影响。
这件事我们到赣南才知道，得到的事实是如此：过去总前委与省行委向来有冲突，如对军阀混战的分析，引敌深入的战术，开除刘士奇等问题，省行委常骂总前委是右倾，总前委常指省行委中有ＡＢ团的作用，故有富田事件之爆发。爆发的经过是总前委派一团长率一连将省行委、省苏维埃负责人通通捕去，后二十军一团长即率一营去救回，并杀死该团长。省行委负责人回后即公开反毛，当时有一中央巡视员曾批评他们不对。此事传到赣南后，当时赣南行委即在信丰开群众大会反毛。三十五军军委得知此事，指出赣南行委之错误，并将负责人（三人）扣留，后改随军行动，停止活动，并改组赣南临时行委。此事发生后，一般同志特别是干部非常恐慌，人人自危以致不敢开口，特别不敢批评总前委。赣南临时行委对此问题的处置是在中央未解决此问题前，与总前委、省行委均断绝关系。我到后与他们讨论到此问题，批评他们这种脱离组织的解决办法不对，仍须与两方发生固有组织关系，但声明富田事件候中央解决，目前坚决按照中央紧急通告的国际路线（我只看到一个紧急通告）来布置赣南工作，哪方面的指导合乎国际路线就服从哪边的指导。他们同意了这个意见，写信与双方面发生关系，同时指出省行委、赣南行委之严重错误。我对总前委之反ＡＢ团的方式亦觉有超越组织的错误，这种方法事实上引起了党的恐怖现象，同志不敢说话，另一方面是可以助长ＡＢ团的发展，如赣南曾发生过ＡＢ团的分子抓住党来枪毙忠实同志的事实，且在党内恐怖之际给了ＡＢ团活动以大好机会。但同时我向他们说明，反ＡＢ团之严重主要是从深入群众斗争的路线中来解决，当然并不是说紧急的处置不能用且必要用。 。 想看书来
附：邓小平起草的《七军工作报告》（10）
赣南指导机关的同志能力甚弱，需要派一人去作
中心，才能将赣南工作创造起来。
四 个人的回忆
我们在这一时期的工作中有很多的错误，据我现在的回忆感觉到主要的有：
（一）过去七军的中心错误是处处以军事为中心来决定一切问题，不是以群众为中心来决定一切问题的错误路线，结果常常是处在被动地位。在右江时攻滇军之役，攻武冈之役，攻连州之役，均是这样的错误。没有以发动群众为中心（不一定占领城市）而是以军事为中心。因为有了这样的中心错误，就不能不一路处在被动地位，到处站不住脚，一直跑到赣南。至于沿途是不是注意发动群众呢？是注意了，但因有这一中心错误，实际上是忽略了群众的工作。
（二）是不是应该离开右江呢？离开右江是否反对了巩固苏区的路线呢？我以为不是的，应该离开右江，因七军留在右江的作用太小，且留右江给养等等都发生困难，并且我认为七军的错误还是在出来太迟了。同时七军到江西也是对的，因为在武冈失败后，在环境及本身的估量上，须要到江西与苏区发生一时期的联系，以休养补充，当时七军太残破、太疲劳了，不过由右江到江西，应该一路执行正确的发动群众的路线，而不是一直跑到江西。对于在北江发动群众，创造一个巩固苏维埃区域，我认为这一决定是不正确的，梅花一带对湘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