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中国:夏商周断代工程解密记-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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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孝王
　　西周年代学，主要以文献研究为基础，通过考古学文化的分期与测年，建立年代学框架，同时构建金文（青铜器铭文）历谱并对有关天文材料进行计算，排出列王年代。这个课题由长期主持丰镐镐遗址发掘的考古学家张长寿负责。
　　作为早期晋都的天马一曲村遗址，由于自汉以来历史学家已不知具体地望，乃至以讹传讹，穿凿附会，致使这座曾显赫一时的古代都邑在地下埋没长达2000余年无人知晓。正是由于这个缘故，在1986年考古人员正式发掘之前，该遗址从未被盗掘，成为中国大地上已发现的西周、春秋国都遗址中惟一完整的幸存者。如此罕见的典型性遗址，无论是对晋文化还是对整个华夏文明的研究，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但自1986年之后，该遗址被盗墓贼贪婪的目光所注意，从此，盗墓狂潮席卷而来，成百上千的人携带雷管、炸药和探铲，嘴里喊着“要致富，去挖墓，一天一个万元户”的口号，成群结队地涌人遗址，大肆进行盗掘活动。几年之间，凡遗址内的重要墓葬十之七八均被盗掘，墓内随葬器物被洗劫一空。1992年10月16日，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北京大学考古系与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再次组成考古队（此前已有过合作发掘），至次年1月11日对天马—曲村遗址墓地进行大规模的抢救性发掘。这次发掘共探明西周时期甲字形大墓7组15座，车马坑2座。限于时间的紧迫，考古人员只发掘清理了其中5组10座大墓以及已经暴露出的8座祭祀坑和6座汉墓，出土了数千件陶、玉、铜器等珍贵文物。在发掘清理的5组大墓中，从墓葬排列、规格及随葬器物来看，当为晋侯及其夫人合葬之墓，分别为晋侯5座，晋侯夫人5座。尽管这次抢救性发掘带有清理劫余的性质，但仍有重大收获，堪称是自遗址发现10余年来，考古人员发掘收获最大的一次。不仅进一步确证该遗址为早期晋都，而且从不同的方面修正和补充了历史文献记载的错误和缺憾，可谓是晋国考古乃至整个周代考古的空前发现。
　　继1992年底的发掘之后，北京大学考古系与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又联合对天马—曲村墓地进行了3次大规模的抢救性发掘清理，至1995年初，整个墓地除附属车马坑之外，晋侯及晋侯夫人墓已全部揭露。这些大型墓葬的发掘，让世人看到了一批又一批湮没2000多年的珍贵文物的同时，也使人们透过迷蒙的烟尘，真切地感悟和洞悉西周晋国的历史风云。
　　自姬叔虞封唐后，其在位的年限大体与周成王相始终。叔虞死后，他儿子燮父继位，改称晋侯，同时把唐国改称晋国。晋共历十一侯，据《史记·晋世家》载，西周至春秋初年晋侯世系为：
　　1唐叔虞—2晋侯燮—3武侯宁族—4成侯服人—5厉侯福—6靖侯宜臼
　　7釐侯司徒—8献侯籍（苏）—9穆侯费王—11文侯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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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殇叔
　　晋文侯仇执掌国政时，相当于周幽王与周平王时期，晚年已入东周。文侯死后，晋国内战迭起。之后继位的昭侯、哀侯、小子侯、侯滑等诸侯王，或被杀，或被虏，几乎没有建造陵墓的可能。再之后的晋武公及其以后诸公，死后或皆葬曲沃，或葬别处，故天马一曲村墓地能够入葬的只有文侯仇之前的诸位侯王。
　　

第八章　天时、地利、人和（8）
从已发掘的情况看，整个天马—曲村墓地东西约150米，南北约130米，共发现8组17座晋侯及夫人墓。鉴于晋侯墓葬的发现所具有的重要学术价值，夏商周断代工程启动后，专门设立了“晋侯墓地分期与年代测定”专题，并由晋侯墓地发掘的主持者、北京大学文博学院院长、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专家组副组长李伯谦主其事。
　　早在1994年，考古人员在发掘晋侯墓地编号为M93的一组大墓时，曾发现M93打破了西周晚期的灰坑，这表明该墓年代的上限不能早于西周晚期。至于其他各组，均未发现墓葬与文化层、文化层与墓葬或墓葬之间相互叠压打破的现象，因此，李伯谦认为不可能从地层关系上确定8组17座墓的早晚序列，只有借助其他有关遗迹现象和墓葬随葬品的组合与形制另行分析，才有可能得出符合实际的科学结论。
　　在主持专题研究期间，李伯谦同其他研究人员一起，在吸收了晋侯墓地的发掘者刘绪、徐天进、雷兴山、罗新及其他考古人员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着重对各组墓葬的器物进行标型学研究，以理清其内在的逻辑关系。根据墓葬出土器物的物证，断定晋侯墓地范围在西周中期偏早至东周初年，8组墓的先后排序也已明晰无误。根据铜器铭文中晋侯名讳的考释并与《史记·晋世家》及一些先秦典籍有关记载做比较研究，进而可推定出8组晋侯墓的墓主，依次是：
　　第一组　　M9、M13　　晋武侯宁族及其夫人。
　　第二组　　M6、M7　　晋成侯服人及其夫人。
　　第三组　　M33、M32　　晋厉侯福及夫人。
　　第四组　　M91、M92　　晋靖侯宜臼及夫人。
　　第五组　　M1、M2　　晋嫠侯司徒及夫人。
　　第六组　　M8、M31　　晋献侯籍（苏）及夫人。
　　第七组　　M64、M62、M63　　晋穆侯费王及夫人。
　　第八组　　M93、M102　　晋文侯仇及夫人。
　　对于以上八组墓葬，14C测年专家用AMS法做了测定，其年代数据和《史记·晋世家》所记的晋侯年代对比如下表：
　　据《史记·晋世家》载：“靖侯以来，年纪可推。”依《史记·十二诸侯年表》，靖侯十八年即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上推17年，则靖侯元年应为公元前858年，其父厉侯卒年当为公元前859年。将《史记》纪年与14C测定年代相对照，可以看出基本不出14C测定的年代范围。这就进一步证明，以上对晋侯墓地墓主及其与西周列王王世对应关系的推定是正确的。晋侯年表的建立无疑对西周列王年表的建立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参考基点。
　　在“工程”中，与“西周列王的年代学研究”相关的学科，除考古遗址的分期与年代测定外，另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对青铜器的分期和金文历谱的研究，这个方法是其他课题所没有的，也是一次创新性尝试。
　　作为周人发祥地的周原，长期以来就以成批出土西周青铜器而闻名于世。自汉之后的2000多年来，周原一带不断有青铜器出土。闻名于世的大丰簋以及被誉为“海内三大奇宝”的大盂鼎、大克鼎、毛公鼎等“重器鸿宝”，就出土于古老的周原大地。它们或出自于墓葬，或出自于窖藏，仅建国后陕西省出土的西周青铜器就达3000余件。特别是陕西省扶风、岐山之间周原遗址的西周青铜器窖藏，更是埋藏丰富，有极高的科学研究价值。从已发现、发掘的西周青铜器本身的特点看，不但数量较商代更多，而且在青铜器铸造业上的许多方面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更高水平。由于建国后发现的铜器窖藏和墓葬，多数经过科学发掘和清理，并按照考古学的严格要求，对形制、纹饰、铭文、组合和铸造工艺等各个方面进行深入的考察，同时对窖藏、墓葬发现的位置、年代以及这些窖藏与周围其他各种遗迹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科学的层位记录与对比研究，从而为历史年代学的断代发挥了重大作用。
　　正因为青铜器断代具有如此重要的科学价值，故夏商周断代工程在酝酿之时，就专门设立了“西周青铜器分期研究”这一专题。并预定了研究目标：“以西周青铜器中铭文可供西周历谱研究者为主，就其形制、纹饰作考古学的分期断代研究，为改进西周历谱研究提供比较可靠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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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天时、地利、人和（9）
目标中所谓“铭文可供西周历谱研究”的铜器，是指铭文中王年、月序、月相、干支四要素俱全的铜器。其研究的任务是从考古学的角度对这些四要素俱全的铜器进行比较准确的分期断代，从而使历谱研究能够建立在科学而坚实的基础之上，避免过去那种不顾铜器年代妄加推算的情况。这一专题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王世民负责。
　　1956年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毕业后的王世民，分配到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工作。“文化大革命”爆发前的近十年间，他在所长、考古学大师夏鼐身边，从事秘书工作和文物资料管理工作。1963年，考古所开始筹划由著名甲骨学家、青铜器断代专家陈梦家主持编撰《殷周金文集成》，王世民被所领导派往参加、协助陈梦家工作。按考古所当时的计划，《殷周金文集成》在几年之内可望完成出版，令人扼腕的是，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陈梦家此前曾经历了“反右”一劫，侥幸死里逃生，又遭遇“文化大革命”，又一次成为革命的靶子，在势如滔天的恶浪中，他再也无法忍受昔日考古所同人，后来变为“革命家”的同事们对自己精神上的折磨和人格的污辱，留下了一句“我不能让你们把我当猴耍”的遗言，于1966年9月3日含冤自戕，年仅55岁。由他所主持编纂和撰写的《殷周金文集成》与《西周铜器断代》两书也随之搁浅。
　　“文革”结束后，《殷周金文集成》又被提到了议事日程。由于陈梦家已撒手人世，这项工作在夏鼐的指导下，由王世民负责，会同陈公柔等几位专家，倾力投入到搜集资料、考释、研究与编撰之中。经过多方面的努力，自1984年开始至1994年，《殷周金文集成》共18部陆续编撰完成并出版。这套历时近40年，凝聚了两代考古学家心血和智慧结晶的皇皇巨著，共收集自宋代著录至20世纪90年代初1000多年间有铭文的青铜器近1．2万件，为青铜器铭文的收集和研究，作出了划时代的开创性贡献。
　　就在参加编撰《殷周金文集成》的同时，遵照夏鼐的指示，王世民和考古所的张长寿、陈公柔等青铜器专家，又开始了对陈梦家遗著《西周铜器断代》的整理工作，将陈氏已发表和未发表的遗稿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整理，交由中华书局予以出版。再后来，王世民作为《中国美术分类全集》（500册）其中一个分类《中国青铜器全集》（16册）的编委，负责西周诸侯铜器（第六册）的编撰工作（张长寿参与该书商代晚期部分）。正因为有了上述经历和学识，夏商周断代工程启动后，关于“西周青铜器分期研究”的专题任务就落到了王世民、张长寿、陈公柔三位青铜器专家的肩上。
　　受领任务后，按照不同于以前的全新的研究思路，王世民、张长寿、陈公柔三位学者，将收集的西周铜器典型资料分为5个部分：（1）西周高级贵族大墓发掘出土的铜器。（2）保存情况较好的西周青铜器窖藏。（3）传世品中的成组铜器。（4）零星出土和传世品中的标准器。（5）其他有重要铭文的铜器，特别是年、月、月相、干支四要素俱全的铜器。
　　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根据上述5个方面铜器的图像资料，选取比较常见的如鼎、鬲、簋、盘等11种器类共352件标本，逐类按其形制进行详细的分型、分式，之后再根据形制和纹饰的差异，将各型器物分为若干式。最后，逐件说明标本形制和纹饰的特点，如出土地点、现藏处所、尺寸、铭文内容及与其他器物的关联情况等等，并判断它们的大体年代。最后，根据各类器物形制和纹饰的详细对比，铭文内容的多方面联系，特别是铭文一致和作器者相同的同组关系，以及年代明确的墓葬的同坑关系等等，综合起来考察他们的谱系。当这些缜密而烦琐的工作完成之后，王世民等三位学者将西周铜器分为早、中、晚三期。各期相当的王世为：
　　早期　　武、成、康、昭
　　中期　　穆、恭、懿、孝、夷
　　晚期　　厉、宣、幽
　　

第八章　天时、地利、人和（10）
由于将四要素俱全的铜器置于整个谱系框架之中加以考察，这样所判定的年代就较为客观合理。
　　在已发现发掘的西周青铜器中，年、月、纪时词语与日名干支四要素俱全的共约60件，其中有器形图像的5l件。经对诸器的出土情况、形制、纹饰等综合研究，并联系其他相关青铜器作分期断代，得出如下结论：
　　需要说明的是，青铜器断代研究成果，只是排出了西周王年的总体框架，并不能解决全部、具体的西周王年。“工程”在此基础上，依据五件青铜器和一条天象记录，结合文献，采取从后往前的方式，来推定西周各王的在位年数。所依据的材料分别是：
　　西周晚期：吴虎鼎与宣王十八年
　　晋侯苏钟与厉王三十三年
　　西周中期：“天再旦”与懿王元年
　　虎簋盖与穆王三十年
　　鲜簋与穆王三十四年
　　西周早期：静方鼎与古本《竹书纪年》昭王之年
　　《召诰》、《毕命》历日与成、康之年
　　按“工程”设想，只要在以上材料中建立起7个支点，整个西周王年便可大致排出。
　　　　铜锈掩盖下的历史隐喻
　　1．吴虎鼎与宣王十八年
　　1992年，陕西省长安县徐家寨村出土了一件铜鼎，后一直作为一般文物放入县文管会的库房内收藏，直到1997年清查库房文物，工作人员对此鼎进行剔除土锈时，才发现了具有重大学术价值的铭文。铭文镌刻在鼎腹的内壁，共16行，每行10至12字，共计164字。由于一足脱裂，造成了几个字残缺不全。经李学勤及其他专家释读，发现其铭文的内容是：
　　惟十有八年十又三月既生霸丙戌，王在周康宫夷宫，道入右吴虎，王命善夫丰生、司空雍毅，申剌王命。……
　　从吴虎鼎的形制、纹饰看，具有明显的西周晚期特征。据李学勤考释，铭文中的“吴虎”非吴氏，“吴”当读为虞衡之虞，是官名。铭文中“周康宫夷宫”当为夷王之庙，而铭文中的“刺王”当为厉王，由此可知这是一件目前最为明确无误的宣王时铜器。历日中的“惟十有八年”即宣王十八年。学术界一般认为宣王时已有确切纪年，宣王十八年即公元前810年。由于有了宣王纪年的准确定点，将此器与其他青铜器联系校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