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中国:夏商周断代工程解密记-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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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对传世文献和甲骨文、金文等古文字材料进行搜集、整理、鉴定和研究，对有关的天文历法记录通过现代天文计算推定其年代；
（2）对有典型意义的遗址、墓葬资料进行整理和分期研究，并作必要的发掘，取得系列样品，进行常规和AMS（加速器质谱计）的14C年代测定。
（3）对各课题通过以上两条以及其他途径得出的结论进行综合，使研究进一步深化，得出尽可能合理的年代学年表。
有了以上三条大的途径，接下来就是对课题和专题的设置。由于这是一个既宽泛又具体的问题，所以在设置时让4位首席科学家颇费了一番脑筋。
经过反复斟酌思量，“工程”决定突破以往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用全新的角度，采用后一种风险较大，但明显有利于学科交叉研究的方案，对课题、专题予以设置。
经过论证，夏商周断代工程共设9个课题，下分36个专题，设置情况如下：
在夏商周断代工程实施过程中，根据研究需要和新的考古发现，又陆续增设了以下8个专题：
（1）金文纪时词语（“月相”）研究；
（2）甲骨文宾组、历组日月食卜辞分期断代研究；
（3）商州东龙山文化分期与年代测定；
（4）邢台东先贤文化分期与年代测定；
（5）禹伐三苗综合研究；
（6）新砦遗址的分期与研究；
（7）周原西周文化分期与研究；
第一章 直面历史的遗产（3）
（8）洹北商城的遥感与物探。
从以上的划分可以看出，三代年代学这个看起来庞大无边、深不见底的题目，经过9个课题44个专题的分解、搭配，如同庖丁解牛，豁然开朗。这个呈树形结构的课题与专题的设置，其功能明确，内在逻辑紧密，覆盖了国内外研究夏商周年代学曾提出的所有途径和方法。每一个专题的任务都源于总目标的一个分支，每一个专题的成果都会最终输入“工程”目标的主体，从而使三代年代学的大厦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经多学科研究成果的交叉论证，得以构建起来。可以说，夏商周断代工程是一个在真正意义上实现了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相结合的开创性的学术研究命题。
根据“工程”领导小组的指示和“工程”的特点，由首席专家提出，国家科委聘任相关学科的21名专家组成“工程”专家组，专家组下设精干的课题组，并再聘任不同学科的专家进行联合攻关。此次直接参与工程的来自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领域内共九大学科的优秀学者达200多人，其人员主要来自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生物物理研究所、上海天文台、紫金山天文台、陕西天文台，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考古研究所，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河南省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历史博物馆，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北京市文物研究所，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山西省考古研究所，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南开大学，吉林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哈尔滨师范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南京大学，南京师范大学，烟台大学，四川大学，西北大学等单位。
工程专家组主要人员，除李学勤、仇士华、李伯谦、席泽宗等4人外，分别是：
马承源 专家组成员、上海博物馆馆长、研究员
马福臣 专家组成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地球科学部副主任、研究员
朱凤瀚 专家组成员、南开大学历史系主任、教授
安金槐 专家组成员、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名誉所长、研究员
严文明 专家组成员、北京大学考古文博院教授
邹 衡 专家组成员、北京大学考古文博院教授
辛德勇 专家组成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副所长、研究员
张长寿 专家组成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研究员
张培瑜 专家组成员、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研究员
陈久金 专家组成员、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所副所长、研究员
陈铁梅 专家组成员、北京大学考古文博院教授
俞伟超 专家组成员、中国历史博物馆研究员
原思训 专家组成员、北京大学考古文博院教授
殷玮璋 专家组成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郭之虞 专家组成员、北京大学重离子物理研究所副所长、教授
彭 林 专家组成员、北京师范大学国学研究所教授
裘锡圭 专家组成员、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以上由21人组成的专家组，人文社会科学专家13人，其中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5人，考古学家8人；自然科学专家8人，其中测年技术专家4人、天文学家3人、地学家1人。这个由老中青三结合的专家队伍，既具有科学的合理性，又具有学术界公认的权威性，并有能力起到“工程”领导小组所要求和期望的“起学术领导，把握研究方向的作用”。
“工程”课题、专题组部分主要成员：
杨升南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
罗 琨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
廖名春 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副教授
郑杰祥 河南省社科院考古所研究员
徐振韬 中科院紫金山天文台研究员
江晓原 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系主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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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直面历史的遗产（4）
胡铁珠 中科院自然科学史所副研究员
吴守贤 中科院陕西天文台研究员
方燕明 河南省文物考古所副研究员
郑 光 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研究员
杨育彬 河南省文物考古所研究员
杜金鹏 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研究员
蔡莲珍 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研究员
张雪莲 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副研究员
宋国定 河南省文物考古所副研究员
杨锡璋 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研究员
徐广德 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研究员
唐际根 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副研究员
刘一曼 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研究员
曹定云 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研究员
常玉芝 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
王占奎 陕西省考古所副所长、副研究员
曹 玮 陕西省考古所副所长、副研究员
徐良高 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副研究员
张立东 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副研究员
刘 绪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
徐天进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教授
雷兴山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教授
吴小红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教授
刘克新 北京大学重离子物理研究所副教授
鲁向阳 北京大学重离子物理研究所副教授
马宏骥 北京大学重离子物理研究所副教授
赵福生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副研究员
王世民 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研究员
陈公柔 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研究员
刘次沅 中科院陕西天文台研究员
陈美东 中科院自然科学史所研究员
彭裕商 四川大学历史系教授
林志纯 东北师范大学教授
吴振武 吉林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教授
刘 雨 故宫博物院古器物部主任、研究员
罗 新 山西省考古所副所长、副研究员
黄天树 北京首都师大中文系教授
蒋汉英 中科院生物物理所研究员
张 强 东北师范大学古典文明史研究所副教授
吴宇虹 东北师范大学古典文明史研究所副教授
刘 健 中国社科院世界历史所博士
为协助专家组进行项目的总体设计和实施中的组织协调，经夏商周断代工程领导小组批准，设立以历史学家朱学文为主任，周年昌为专家组秘书长，王肃端、王正、徐俊为副主任、江林昌、徐凤先为学术秘书的项目办公室，负责日常事务及有关工作。
1996年5月16日，李铁映、宋健在中南海主持夏商周断代工程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有夏商周断代工程领导小组、专家组、项目办公室以及有关单位及专家、学者近50人。李铁映、宋健听取了夏商周断代工程领导小组组长邓楠、专家组组长李学勤等有关人员的汇报，并为参加工程的21位专家组成员颁发了聘书。会上，宋健作了题为《超越疑古，走出迷茫》的长篇报告。在这篇气势恢弘的报告中，宋健说道“中国的历史科学要想在世界上获得其应有的地位，中国的历史学家首先要站起来，要敢于做大题目，使历史科学成为中华民族的支柱性科学，而夏商周断代工程可能正是一种纲领性的工作。20世纪即将结束，我们不能把古史上的迷茫就这样传给下一代。自晚清封建帝制崩溃直至进入21世纪的100多年来，经过数代人的努力，特别是建国后40多年卓有成效的工作，中国的古代史研究已取得极其丰富的成就，处于世纪之交的‘九五’期间，应该做一个总结，对三代纪年这个关键问题归纳出一个轮廓”。
继宋健之后，李铁映满怀激情和信心地讲道：解释历史的疑团，拨亮历史明灯，使中华民族的历史更辉煌，提高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与自信心，是这一项目的意义之一。从各种条件来看，现在我们有大量的考古发掘，有现代的科学技术，又有国外的研究可以借鉴，我们的条件不比德国人研究埃及史的条件更差，我们完全有能力、有信心完成这一课题。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民族前进的动力，创新本身也是一种科学的态度。夏商周断代问题，2000多年来没有得到解决，说明它有难度。所以，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方法上，都要去掉一切迷信和一切因循守旧。在“工程”开始之时，就要有一种大无畏的科学精神，开拓这一研究的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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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直面历史的遗产（5）
5月16日的会议，标志着夏商周断代工程全面启动。古老的中华文明将以此为新的基点，在时代的呼唤与研究者的汗水中逐渐显现出它自身的辉煌与荣光。
交相辉映的世界文明
夏商周断代工程启动后，各路专家、学者按照“工程”的规划和各自承担的课题、专题纷纷行动起来。鉴于古代近东和西方古典年代学的研究已有相当长的历史，不仅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也积累了比较丰富的经验，且这种研究仍在不断发展之中。夏商周断代工程专门设立了“世界诸古代文明年代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专题，以期通过对这一方面的研究，让所有参与工程的专家、学者深入了解世界古代年代学研究的情况并取得借鉴。由于这一专题的研究成果必须产生于其他诸如考古、天文、历法等课题的前面，才能更有效地发挥作用，工程首席科学家经过慎重考虑与讨论，认为只有将这一复杂繁重的工作，交由东北师范大学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林志纯教授领衔的众位专家，才能够在短时间内达到预期的目的。
当得知夏商周断代工程特设了“世界诸古代文明年代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专题，并由东北师大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承担研究后，林志纯兴奋，顾不得年老体迈，以极大的热情和高度的使命感，率领研究所12位教师和博士生，组成一支精干的队伍，立即投入到研究工作之中，并很快完成了关于古代近东和西方古典年代学研究的12篇高质量研究报告。这批研究成果提交夏商周断代工程后，使其他学科的学者在进一步了解了世界诸古代文明年代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的同时，也拓宽了眼界，增添了见识，受到了启迪，从而促进了各自承担的任务更加科学有效地完成。
就整个夏商周断代工程而言，从林志纯及其他青年学者的研究成果中，可以得到如下启示：
古代近东和西方古典年代学的研究，已经有相当长的历史，积累了比较丰富的经验，而且目前仍在不断发展之中。当代的外国古代文明年代学研究，无一例外地采取了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相结合的途径，并融合了历史学、文献学、文字学、考古学、科技测年（主要是14C测年技术）和天文历法等学科的研究方法。而这些方法总体上适应于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研究途径。但在具体的研究中，中外的条件又各有自己的特点。
一、古代历史纪年的确切年代，希腊最早是奥林匹克第一次赛会的举办之年，即公元前776年。雅典则以一年一任的执政官起始的公元前683年为界。罗马的标准一般是以建城的公元前753年，或根据执政官起始的公元前509年为最早的纪年。而在埃及、两河流域则处于混乱和模糊状态，没有确切的界标。中国的确切纪年为西周共和元年，即公元前841年。
由以上对比可知，古代历史纪年的确切年代，中国早于希腊、雅典、罗马甚至埃及和两河流域。以中外的确切纪年为标志，在此之前的古史纪年，不只是中国多有歧异，国外也同样是模糊不清，这一点中外是趋同的。就年代学的研究状况看，中国长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从汉代刘歆的《世经》开始，一直到清朝，可谓历朝历代都有丰硕的研究成果问世。而西方经过小罗马之后，年代学的研究就几乎中断了，近东和两河流域更是如此。但自1798年拿破仑远征埃及开始，随着后来欧洲和西方列强对东方的占领和统治，才引爆了古代近东和西方古典年代学研究的高潮。在这个高潮中，欧美等国凭着他们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强势，产生的研究成果在不断地进步和完善。也就从这个时候起，中国落后于西方。这便是中外在年代学研究中的历程和差异。
二、文献方面。相同之处在于中外各有文献记录，且这些记录都是真伪掺杂，不甚确切。如国外年代学家仍在使用的重要参考文献、曼涅托的名著《埃及史》，其书早已不是原来的版本，而是后人以各种形式和方法重新整理出的本子。这个本子同中国学者一直使用的《竹书纪年》等文献具有相同的性质，两者都不是完全可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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