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苏关系重大事件述实-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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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从我们的学校里毕业出来的那些炼钢工程师都到哪里去了？’他告诉我，他们都在农村劳动，‘炼无产阶级思想意识’，而像这位兽医这样的人，他们连冶金的起码知识都没有，却在那里管理炼钢厂。我看得出来，周自己也认为整个事儿办得有点愚蠢，但是他作不了主——‘大跃进’不是他提出来的。”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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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公社化和大炼钢铁（2）
1958年8月召开的北戴河会议还通过了关于建立人民公社的决定，于是乎，1958年夏季，人民公社在中国一哄而起。8月19日，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说：人民公社，一曰大二曰公。人多、地大，生产规模大，各种事业大……搞公共食堂，取消自留地，鸡、鸭、屋前屋后的小树到将来也不存在了。粮食多了，可以搞供给制，办公共食堂。他还将河南遂平县卫星人民公社试行章程推荐到《红旗》杂志和报纸上发表。章程规定：各个农业合作社并为公社，根据共产主义大协作的精神，应该将一切公共财产交给公社，多者不退，少者不补，社员转入公社，应该交出全部自留地，并将私有的房基、牲畜、林木等生产资料转为公社所有。
　　对此，赫鲁晓夫不以为然。他批评说：“毛解散了中国的集体农庄，创造了公社来取而代之。他把农民连同他们的一切个人所有全都公社化了。这简直是荒唐。生产资料集体化是一码事，而把个人所有公有化则完全是另一码事——而且这种做法肯定会导致许多令人不快的结果。过了一段时间，他们又把公社转成了军事组织。结果，一直搞得很有生气的中国农业突然一下子遭到了严重挫折，农村爆发了饥荒。”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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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给苏联人留面子（1）
3。　毛泽东主张，在过渡问题上还应该给苏联人留点面子
　　赶超西方发达国家，搞“穷过渡”，这是中苏犯过的通病。早在1939年，斯大林在联共（布）十八大上宣布，苏联进入了“逐渐过渡到共产主义的阶段”。3月22日，苏联《真理报》发表了一篇极具诱惑力的社论。该社论声称：“十八大将作为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伟大胜利道路的代表大会载入史册。共产主义！这个对许多人来说是不能实现的理想，对于我们，十八大的同代人，共产主义就是最近的明天。”随后爆发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断了苏联人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设想。但是，战争刚刚结束，即1946年，斯大林又满怀信心地宣称：“一个国家内的共产主义，特别是在苏联这样的国家内，是完全可能的。”22年后，中国人竟然也讨论起“一个县能否进入共产主义”的问题。
　　1958年前后，赫鲁晓夫关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调子越唱越高。莫斯科打算从1959年起，在12年内到达共产主义。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一大上宣布，苏联进入了“全面开展共产主义建设时期”。
　　1958年3月，毛泽东看到一份报告，介绍了河南一个县改变落后面貌的事迹。这一事迹感动了毛泽东，他看后兴奋不已，欣然命笔，写了一篇《介绍一个合作社》的短文，登在6月1日的《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上，轰动了全国，把已经鼓动起来的群众的狂热情绪推向新的高潮。毛泽东相信，“六亿人口是一个决定的因素。人多议论多，热情高，干劲大。”“中国六亿人口的显著特点是一穷二白。这些看起来是坏事，其实是好事。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画图。”他宣布：“由此看来，我国在工农业生产方面赶上资本主义大国，可能不需要从前所想的那样长的时间了。”毛泽东还对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说：“十年可以赶上英国，再有十年可以赶上美国，说‘二十五年或者更多一点的时间赶上英美’是留了五年到七年的余地的。”
　　于是，毛泽东同莫斯科为建成共产主义展开了竞赛。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甚至宣布，中国应该超过苏联，提早进入共产主义。他相信，中国人口多，现在有六亿，再过十几年就是八亿。人多干劲大，一干就会超过英国、美国。中国有这么多的人口，为什么不能成为世界第一大国？他甚至在党内一次会议上说，在延安的时候，林彪对我说，将来中国要赶上苏联，当时我还不相信，我想苏联也在进步呀！现在我相信了。我看中国的共产主义可能提前到来，因为我们的方法比苏联的好，速度比苏联快，再加上有6亿人口和苏联的技术援助，当然应当走到前面去。①他甚至还说，苏联人提出了“技术决定一切”、“干部决定一切”的口号，我们中国就不提这类口号。我们有自己的口号，中国的口号既“高明些”，又“快些好些”。②
　　苏共二十一大召开前夕，莫斯科公布了苏联的七年计划，其中规定：在1959年到1965年，苏联的钢产量将达到8600万至9100万吨，石油达到2亿3千万至2亿4千万吨，发电量达到5000亿至5200亿度，粮食产量将达到100亿至110亿普特。这个计划以其“空前巨大的规模”和“飞跃发展的速度”，摆开了“向共产主义迈进的雄姿”。1958年11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苏联走向共产主义的巨大步骤》的社论，介绍了苏联的七年计划。
　　毛泽东不知道苏联的计量单位1普特等于中国的多少公斤，连忙让人去查一查。经查，1普特等于公斤。
　　苏联七年计划的公布和苏共二十一大的召开，意味着莫斯科加快了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步伐。毛泽东由此提出中国和苏联哪一个先过渡的问题。①
　　

毛泽东给苏联人留面子（2）
在毛泽东看来，苏联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条件无非是三个，即：增加社会产品；将集体所有制提高到全民所有制，将商品生产提高到商品交换；高度文化水平。问题在于，没有群众运动，没有全党全民办工业、办农业、办文化教育，这三个条件不容易达到。如果有了这些，再加上人民公社，“过渡条件的问题就比较容易解决了”。而这些条件中国都具备了，这是毛泽东认为中国有可能先于苏联过渡的依据。
　　但是，考虑到苏联共产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地位以及整个世界无产阶级团结的必要性，毛泽东主张，在过渡问题上还应该给苏联人留点面子。因此，一定要让苏联先过渡到共产主义，而中国无论如何一定要后过渡。如果中国先过渡，苏联人脸上就无光。形势逼人，要逼赫鲁晓夫先过渡。毛泽东说，依我们现在的速度，用不着12年，我们10年后就可以搞到4亿吨钢，160万台机器，25亿吨煤，3亿吨石油。到那时候，我们就是天下第一国了。可是，苏联人搞了那么久，还没有过渡，落在我们后头，现在已经发慌了。他们还没有人民公社，他搞不上去，想抢上去。
　　河北省徐水县是全国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样板。一时间，人们前呼后拥地跑到徐水参观。赫鲁晓夫得知这一消息后，连忙派塔斯社记者到那里看个究竟。不看则已，一看则让人目瞪口呆。苏联式的共产主义不仅有土豆和牛肉，还有小家庭和钢琴，而中国的共产主义却是政治挂帅加上窝窝头。于是赫鲁晓夫嘲笑说：“中国共产主义是喝大锅清水汤，苏联是土豆烧牛肉。”后来，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一大上对此提出了批评：有些同志会说，应当快些实行共产主义原则，但是，当还没有为此创造好经济条件，没有达到物质财富的富裕以及人们还没有养成按共产主义精神生活和工作习惯的时候，过早地过渡到按需分配，就会损害共产主义建设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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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赫鲁晓夫分歧（1）
4。　毛泽东认定，苏联有反对派和怀疑派，所以要“向全世界作战”
　　只搞了半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错误就暴露出来了。不仅美国人批评，苏联人的指责就更多。赫鲁晓夫认定，“大跃进”是毛泽东的发明创造。“他想表明可以用中国的特殊办法来建设社会主义。他想使世界——尤其是社会主义世界——对他的天才和领导水平留有印象。”他建议人们读一读他在苏共二十一大上所作的报告。“那个文件相当中肯地（而且我认为是非常准确地）分析了当时中国正在发生的事情，虽然我当时并没有点中国的名。我们的态度是明确的：我们不同意‘大跃进’”。①
　　赫鲁晓夫说，中国人善于发明吸引人的话语。他们提出了“大跃进”的口号。作为“大跃进”这个口号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是另一个口号，即“五年内赶上英国，再稍许长一点的时间内赶上美国！”结果，苏联人读到这个口号的时候，“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当然，“领导人激励自己的人民在经济和技术方面取得进步，这并没有什么不好，但是要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赶超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这种想法却是荒谬可笑的。”苏联也想赶上美国，但是，“我们还没有达到可以订出一个确切期限的阶段——虽然我们有时候也有点跃跃欲试。”赫鲁晓夫认为，毛泽东的目的很明显：“他想如果他能够在5年内与英国并驾齐驱并且开始赶上美国，那他就能够把列宁的党远远抛在后面并且超过苏联人民自十月革命以来所取得的全部进展。”结果如何呢？就在发动“大跃进”的同时，“中国深深地入了困境”，中国的经济实际上“在许多不同的方面立刻倒退了”。
　　据赫鲁晓夫本人说，中国的“大跃进”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产生了不良影响，这使赫鲁晓夫感到十分担忧。他在回忆录中写道：中国“开始向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大肆宣扬，说每个国家都应该以中国为榜样，组织公社，照搬‘大跃进’。这种宣传在中国的报刊上比比皆是，过了一段时间，在居住靠近中国边境地区的我们自己的人所出版的报纸上也出现了。说实在的，我必须承认，我们当时很害怕中国人的这套做法，他们企图让我们采纳他们的口号和政策。由于情况变得越来越糟糕，我们不能再继续保持沉默了。我们不得不站出来讲话——不是反对中国和‘大跃进’本身（这是他们自己内部问题，和我们无关），而是反对把他们的座右铭照搬到我们苏联自己的条件中来”。赫鲁晓夫还说，他所采取的行动主要有：一是将受到中国影响的保加利亚领导人召到莫斯科谈话，提醒他们：“假如你们坚持要模仿中国的‘大跃进’，其结果有可能弄得一团糟。”二是在苏###内解释中国的问题，指出“大跃进”的“危险性和自相矛盾的地方”。“尤其当西伯利亚有些地区党委也接受了中国人这些口号的时候，我们更感到这么做的必要。我们决定在二十一大上提出这个问题，目的是为了稳定我们七年计划的基础。在向大会作的主要报告中，我努力想加强我们党的领导人的抵制能力，不使他们受到盲目模仿中国人所采取的经济措施的诱惑。”①
　　1959年1月，苏共二十一大召开。赫鲁晓夫、尤金在会上不点名地批评了中国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消息传来，毛泽东极为不满。
　　也就在这时，彭德怀等人在庐山会议上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提出了批评意见。结果，赫鲁晓夫关于公社问题的一次公开讲话给彭德怀造成了麻烦。7月18日，赫鲁晓夫在波兰波兹南波拉采夫生产合作社群众大会上对公社提出了批评。他说：“可以理解，把个体经济改造为集体经济，这是个复杂的过程。我们在这条道路上曾碰到过不少困难。在国内战争一结束之后，我们当时开始建立的不是农业劳动组合，而是公社。”看来，“当时许多人还不太明白：什么是共产主义和如何建设共产主义。”公社建立了，“虽然当时既不具备物质条件，也不具备政治条件——我是指农民群众的觉悟。”“许多这样的公社都没有什么成绩。于是党走了列宁所指出的道路。它开始把农民组织在合作社中，组织到农业劳动组合中，在那里人们集体地工作，但是按劳取酬。”现在，“我们已经走上了康庄大道。集体农庄已成为农民的亲切的家。”②赫鲁晓夫所讲的只是苏联的公社，也没有指名批评中国。但是，美国人直截了当地说，赫鲁晓夫的讲话是针对中国的。
　　

毛泽东与赫鲁晓夫分歧（2）
赫鲁晓夫的讲话发表之后不久，即7月22日，美国《纽约时报》就在头版刊登了一则关于赫鲁晓夫批评整个公社制度的华沙电讯，认为赫鲁晓夫的这番话是迄今为止一位苏联领袖对公社的想法所作的最直率的公开批评。该报驻华沙的记者甚至说：这番话“可以认为是暗指中国共产党人去年秋天的一些说法而言的。中国共产党人曾说，建立公社是真正的通向共产主义的道路。这种看法似乎使俄国人感到烦恼，因为苏联报纸有三个月左右对于公社几乎只字未提”。
　　毛泽东很快就得知了赫鲁晓夫的讲话和《纽约时报》的消息，并对此作出了强烈反应。
　　显然，毛泽东不赞成赫鲁晓夫的讲话，认为赫鲁晓夫在指桑骂槐，攻击中国的人民公社。他开始把赫鲁晓夫和美国人对公社化运动的批评同党内不同意见联系到一起，在庐山会议上发动了对彭德怀的严厉批判。
　　此前，4月24日至6月13日，彭德怀率领军事代表团访问了苏联和东欧各国，并在莫斯科会见了赫鲁晓夫。从国外回来一个月的彭德怀，于7月14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批评“大跃进”运动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表现。彭德怀的批评使毛泽东很不高兴，恰好这时毛泽东得到苏联人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议论纷纷的报告，说的都是中国的困难，专挑毛病讲，其结论就是中国共产党犯了严重错误。尤其是在彭德怀写信4天之后，赫鲁晓夫在波兰批评人民公社得不偿失。毛泽东很自然地将这两件事联系起来，怀疑彭德怀在国外是不是受了什么人的影响，是不是与赫鲁晓夫有勾结？结果，毛泽东在批评彭德怀的时候，把话讲得很重，而且感情冲动，语言激烈。他说，彭德怀这次是闻了赫鲁晓夫对“大跃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