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下台内幕-第3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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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台湾基层黑色民意代表、实权人物与黑道势力结合一起，为非作歹，无法无天，已经到了十分严重的程度。
黑道介入政坛，逐渐成为许多政治人物的梦魇。１９９６年更是政坛人士的不详之年。政治人物接二连三地遭到黑社会分子的威胁、刀砍、枪杀。新年刚刚开始两小时，屏东县议员林明顺就遭枪击，揭开了１９９６年台湾政坛黑道恩怨枪杀案的序幕。1月，先后发生国民党籍前“立法委员”萧瑞征（“十信案”的风云人物之一）在自家大楼前遭人开枪打死、国民党籍“立法委员”陈涌源在竞选连任时被人开枪打成重伤、高雄地检署检察官张金涂遭枪击成重伤等事件。短短一个多月，有多位政治人物受到黑道分子的枪杀与伤害，引起社会广泛关注。但当局却束手无策，黑道对政治人物的迫害更加变本加厉。
２月底，民进党中常会发表谴责黑道介入政治的声明时，民进党秘书长兼发言人邱义仁点名批评与国民党关系密切的无党籍“立法委员”罗福助是黑道势力，是民进党推动“二月改革”失败的阻力。不久，邱义仁在马路上遭４名不明身份者的袭击，殴打成伤，立即在社会上引起极大反响。次日，民进党文宣部主任陈文茜指出：“无党籍立法委员罗福助曾利用黑道背景协助国民党阻挠民进党的二月政改，这次邱义仁被打事件与他批评罗福助有关。民进党将发起反黑大游行，反对的目标将是罗福助及无党籍立的法委员办公室。”
两个月后，民进党籍“立法委员”彭绍瑾又在家门口被人砍成重伤。岛内舆论普遍认为这起事件显然是因彭积极介入反黑金政治而遭报复。人们普遍猜测，彭就是在诸多抗争中卷入了地方派系纷争，危及了某些人的切身利益，因而受到有人指使的黑道兄弟报复。
邱义仁与彭绍瑾被黑道殴打、砍伤事件尚未平息，一个月之后又发生震惊全岛的“立法委员”廖学广绑架案。８月１０日夜，廖学广在台北县汐止镇中正路的住处被人绑架，戴上手铐，塞进一个铁制狗笼，写上“替天行道”，抛到郊外，次日被人发现后解救。民众“反黑金”是国民党下台的重要原因之一这一旨在警告性的绑架案再度震动台湾最高当局，警方迅速展开调查。
这一绑架案尚未了结，岛内又爆发一场更为震惊的杀人灭门血案，即桃园县长刘邦友官邸大血案。１１月２１日，两名歹徒持枪闯入桃园县长刘邦友官邸，制造了一起包括县长刘邦友在内的９死一伤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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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道参政的恶果（2）
血案发生后，引起社会的极大震惊。台湾当局成立专案小组，全力侦办，并悬赏３００万元，鼓励民众提供线索，但此案至今未破。然而此案的发生，引起人们太多的思考，这是黑金政治与利益冲突的必然。刘邦友是桃园县后起的地方龙头老大，结交甚广，三教九流，无所不交，包括黑道兄弟在内。２７岁时，刘邦友从父亲手中接过桃园县水利会代表与会长开始步入政坛，以后他便在政坛一帆风顺，连任两届县议员与省议员，后又当选桃园县长。在寻求连任县长选举中，就有人揭发他伪造学历、炒地皮及图利他人等不轨行为，导致选情告急。于是，他动员黑白两道的兄弟为他选举助威，不少黑道大哥与地方角头（地方型帮派）老大出面，为其助选。从刘邦友的权力核心可以看出黑白一体的结合特征，刘邦友、邓文昌与庄顺兴三人被称为桃园政坛铁三角。刘邦友与邓文昌是两代世交，刘与邓文昌的父亲邓天来是结拜兄弟，与邓的岳父林章铨情同手足，而邓天来正是台湾黑社会纵贯线上知名的黑道兄弟，在黑白两道颇有势力，也是地方选举的重要依靠力量。邓天来去世后，邓文昌接收了他父亲的全部地方资源，并在刘邦友的支持下，这位名不见经传的人物当选为人民代表——县议员。庄顺兴则是邓文昌岳父的义子，与刘邦友、邓文昌关系颇深。以刘邦友为核心的这股地方势力成为国民党选票的重要保障。据传，刘邦友利用手中的行政资源，结合传统的水利会、农会、议会、司法界与警界等建立了雄厚的政商黑白关系，影响力巨大，在桃园县呼风唤雨，无所不能。黑白勾结的背后，自然是利益的获取与利益的冲突。据报道，刘邦友主政７年，承包的工程一个接一个，每件都在数亿元之上，总额高达数百亿元之巨，而他牵涉的官司更达３００余件。利益冲突也就在所难免，刘邦友的被杀，据传就是一笔土地利益分配摆不平所引起。
就在刘邦友官邸血案发生不到10天，民进党妇女发展部主任彭婉如又在高雄市出租车上被残酷杀害，再次引起社会的震撼。尽管案件照样未破，尽管未必是黑道所杀，但台湾的黑道猖獗是不争的事实，黑色恐怖成为台湾政治人物心中抹不去的阴影。
黑道参政与黑色恐怖，极大地损害了国民党执政形象，人民失去了对国民党的信任与信心，认为国民党已不可救药，不可能改变黑道参政与黑金政治局面，企盼有新的政党来改变现状，还人民一个清白的政治与一个没有黑色恐怖的安详社会。
“超级大财团”（1）
在全世界很难找到像台湾这样一个奇特的资本结构。在资本主义社会，私营企业是经济的主体，政府控制着一定的国营企业；在社会主义国家，国营企业或公有企业是经济的主体，私营企业只是一种补充。而在台湾，除了私人资本与“国营”、“省营”及县市营的公有企业之外，还有执政党庞大的党产与党营企业。台湾长期在“党国一家”即“党即国家、党即政府”的体制下，掌握政权的国民党依靠特权建立起一大批“党有企业”，于是党营资本成为台湾社会一个特别资本体，国民党也因此从一个政党变为一个大财团。
国民党党营事业实际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党中央投资与控股的企业，一部分是国民党所拥有的土地与房地产。
国民党党营事业财产有多少，一直没有一个准确的答案。负责党营事业的前“投管会”（党营事业投资管理委员会）负责人刘泰英在１９９４年初曾对外界表示，国民党的党产有三种计算方法。一是国民党有９４家党营事业，若再加上７家１００％的控股公司，这１０１家的企业资产为４４２亿元，负债２２４亿元，净值为２１８亿元。二是到１９９３年２月底，党营事业所投资的企业总资产约为９６３９亿元，负债７１６７亿元，净值为２４７２亿元。第三种算法是，依国民党在９４家党营事业里的持股比例计算，账面净值为４０５亿元。国民党于１９９４年３月申请登记为社团法人时，所正式申报的党产净值为３８５亿元。但外界对这种算法不以为然，多持保留态度。因为这些统计并没有包括土地与其他不动产等资产。若加上国民党数十年来所累积的各种党产，其资产更加庞大。例如，国民党拥有的各乡镇市的党部办公室不动产，估计不少于１０００亿元。前“立法院院长”梁肃戎就表示国民党有###千亿元的党产。到了１９９６年底，国民党七大控股公司拥有８９４亿上市、上柜股票与基金，另有４７８亿元的未上市股票，仅此计算资产已超过１３００亿元。
依据国民党“投管会”公布的财务报表，1998年底七大控股公司资产总额为１４７０亿元，负债总额为７８７亿元，净值为６８３亿元。２０００年１月出版的《拍卖国民党…党产大清算》一书揭露，到１９９８年底，国民党七大控股公司总共主控６６家企业，投资企业超过３００家，其中有资料的４３家主控公司总资产超过６００0亿元，净值超过２０００亿元，称得上台湾的一个大财团，也是全球“首富政党”。然而，国民党可掌控的资产６０００亿元，并不包括国民党的海外资产、基金会组织与国民党中央财政委员会名下的土地。国民党在海外有大量党产，由党营事业悦升昌投资公司负责海外置产与管理。海外资产遍及美国、日本、南非、澳大利亚、利比利亚与香港等世界各地，而实际有多少海外资产，外界很难得知。登记在国民党名下的土地共有１０５８笔，房屋６２５笔，这些不动产的价值更是一笔巨额财富。另外，国民党党营事业还设有多个基金会，如世界基金会、爱心园基金会、台湾科技文教基金会、民生建设基金会与关怀长青基金会等。这些基金会成为国民党的“小金库”。
国民党党营事业每年约有至少上百亿元的赢利收入。据国民党党营事业内部资料，１９９３年成立“党营事业投资管理委员会”以来，到１９９９年，党营事业不论是资产净值还是获利情况均大幅增加，７年累计获利达６７５亿元，可以说为国民党赚进不少财富。
“中华开发银行”是台湾政商勾结的象征国民党党营事业主要由近乎持股１００％的七大控股公司与其转投资的“党资”企业构成，财力十分雄厚。七大控股公司分别为中央投资公司、光华投资公司、启圣实业投资公司、悦升昌投资公司、景德投资公司、建华投资公司与华夏投资公司。这七大控股公司投资的企业非常多，到失去执政权前的１９９９年底有２００多家，资产总额超过１万亿元。在分工上，中央投资公司投资重点在金融、电子、石化、综合、海外事业；光华投资公司以能源与科技事业为主；建华投资公司以专业事业投资为主；华夏投资公司主管文化媒体事业；启圣实业投资公司以建筑与营建业为主；景德投资公司主要承做保险业务；悦升昌投资公司主要负责相关海外投资事业。党营事业还控制了台湾重要的文化媒体产业，主要包括中广、中视、中影、中央日报、“中华日报”、中正书局、“中央文物供应社”、博新多媒体（已出卖）等事业。其中中广与中视两家企业是华夏投资公司的两大金母鸡，营利丰厚。这些文化事业还拥有庞大的土地资产，被认为是国民党最大的获利来源之一。
党营事业所涉及的领域非常广泛，包括石化、水泥、电子、电机、钢铁、建筑、天然气、制药、橡胶、纺织、纸业、环保、金融、证券、票券、租赁、贸易、投资、文化、传播等众多行业，可以说是无所不包。一位在野党“立法委员”这样形容国民党的党营事业：“大概除了葬仪社的生意之外，其他事业都被国民党的党营事业所涵盖，又或许国民党搞不好也有经营葬仪社，只是不知道而已。国民党七大控股公司、200家投资企业，其所建立起来的企业关系网，与政权相结合，其影响力可超过台湾任何一家大财团。”
“超级大财团”（2）
国民党党营事业长期以来由党中央最神秘的财务委员会掌管。财委会主委职位在党内就十分吃香与重要，非一般党务人员所能分享，长期以来均由国民党主席亲自指点的人员来担任，这在两蒋时代已经形成惯例。但在“党国一体”的威权时代，“党库”与“国库”不分，加上无舆论监督，党营事业黑幕重重，管理不力，效率低下，贪污严重，私人侵吞党产事件经常发生。
李登辉接任国民党主席后，由于政党政治的发展，党营事业的弊案成为在野党攻击国民党的重要目标。但党营事业是国民党的金库，也是维持统治的重要财源，李登辉不得不对其进行改革，并寻找一个自己信任、且有能力的人来掌管这一庞大的事业。
为了安插自己的亲信，掌管党营事业这座金库，并排除原财委会的国民党非主流势力，李登辉将财委会一分为二，成立了一个“党营事业管理委员会”（1996年更名为“投资事业管理委员会”，简称“投管会”），将财委会的财权架空。“投管会”下设稽核、投资审查、绩效、行政及资讯５个组（资讯组已裁撤）。“投管会”由李登辉的好友刘泰英出任主任委员，从此刘泰英就成为国民党的“账房先生”与“大掌柜”。同时，刘泰英出任党营事业中财力最雄厚的中华开发工业银行董事长。
刘泰英于１９３６年出生于苗栗县卓兰镇，毕业于台湾大学经济系，获美国康乃尔大学经济学博士，与李登辉是校友。其实刘泰英在台湾大学经济系统计研究室担任研究助理时，就结识了在台大开课的李登辉。刘泰英后任台湾经济研究院（前身为研究所）院长与台湾综合研究院院长。刘泰英在被李登辉提拔为国民党“党营事业投资管理委员会”主委后，成为李登辉身边最红与最具影响力的人物。
刘泰英任职期间，不仅为国民党党营事业打出一片江山，事业发展迅速，他自己也进入亿万富翁之列，年薪近达２０００万元，由此引来争议。“新同盟会”秘书长冯沪祥于１９９５年公布中华开发公司１９９３年年度财务报表密件，指称身兼中华开发公司董事长及党营事业投资管理委员会主委的刘泰英年薪高达１７００万元，比“国家元首”薪资还要高，并指出国民党高干通过党营事业建立利益共同体，内部黑幕重重，要求党主席、秘书长与党营事业重要负责人公布个人财务，建立党内的“阳光法案”。党营事业内部的不法与贪污问题再度受到社会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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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产养党”
庞大的党营事业是国民党这架机器运作的重要资金来源，是安置党内与政府机构官僚的依托，也是维持国民党统治的一个重要经济基础。这正是国民党始终不愿放弃党营事业的重要原因。
国民党的经常开销有多少来自党营事业，说法不一。一说是国民党一年的经常性支出达６０亿元，必须依靠党营事业的盈余来支持。二说是国民党一年总支出，不包括大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