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政治哲学-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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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截了当的方式来讲解复杂而又模棱两可的认识过程，这可能使他对认识过程的叙述不像他本人所理解的那样，反而带有较多的机械性。我自己在此详细阐述并澄清他已经做出的说明，其目的就是想表明，他的那种叙述并不是像表面上那样机械和死板。［42］第二点，这里提出的三阶段认识过程，以一种与毛泽东在其他地方关于这种内在关系的论述不一致的方式，使实践和感性认识的相互关系变得含混了。在观察者理论家的角色与革命行动者的角色发生分离的地方，可以找到出现这种失误的线索。毛泽东指责使一部分人从事与现实世界脱离的精神劳动的分工是“唯心主义的”（因而也是不合理的），这表明上述失误并非他的本意。［43］在上面引证的一段话中，他把感性认识和实践相提并论（“认识来源于实践”），这进一步表明上述失误不是他的本意。这样一种公式虽然表明了他对两种活动的内在联系的看法，但把两种我们通常认为是非常不同的活动（一种是认识世界的活动，一种是基于这种认识而采取的行动）相提并论，又使他的阐释发生混乱。毛泽东的本意究竟是要论证感性认识活动本身就是实践，还是要指出人们是在实践过程中感知外界的，现在还搞不清楚。
论知与行（7）
1937年后毛泽东的认识论思想在其讲话和著作中的演变是一个逐渐的过程。［44］1942年他对创立理论的问题的讨论，实际上仍包含着他在1937年所运用的三阶段公式。然而，在谈到其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都主要来自书本的、新近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情况时，他确实清楚地阐明了自己在观察者和行动者分离问题上的看法。他坚持认为，那些知识分子只有参加到实践活动中去，并研究实际问题，他们的认识才是完全的。不过，在此，他认为这种分离是可以弥合的，因而是暂时的问题。这可以用马克思本人的例子来说明，马克思起初是一个没有实践经验的知识分子，但后来他弥补了这一缺陷。最终，马克思“成了一个代表人类最高智慧的最完全的知识分子……［他］在实际斗争中进行了详细的调查研究，概括了各种东西，得到的结论又拿到实际斗争中去加以证明”［45］。
在1958年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毛泽东重申了有关理论家与实际工作者相结合的必要性，他指出：“我们的认识，是根据客观感觉而来的，就在我们的脑子里形成了许多概念。”［46］他在两个月前的《工作方法六十条》中的论述表明，实现这种结合是不成问题的。在那里，他把大脑比喻为形成概念的“加工厂”，它从群众中获取信息，经过加工，形成概念，然后再把这些观点和思想传达给群众，以便受到“人民群众”的“考验”，判定它们是否是“合用”的或“正确”的。［47］这里的含义很清楚，党的领袖们的大脑是创造理论的“工厂”，而人民群众为这些工厂提供感性认识的原材料，并对这些工厂的产品进行验证。解放以后对认识理论最完整的论述，是中央委员会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决议中的一节文字。［48］从中节选的题为《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的文章，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出版的《四篇哲学著作》中作为第四篇公之于世。在这里，毛泽东重新构建了他的理论框架，他把认识过程描述为两个阶段，而不是三个阶段。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在一个单一的过程中结合起来：“开始是感性认识。这种感性认识的材料积累多了，就会产生一个飞跃，变成了理性认识，这就是思想。这是一个认识过程。”［49］这里所描述的这一过程的辩证性质虽然不如原来的三阶段公式清晰，虽然这里讲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运动是一个“飞跃”，但在同一段话中，也把这种运动视为感性认识逐渐积累的结果［50］；然而，我们在前面已看到，对毛泽东来说，单纯的量变并不包含辩证运动。*
* 下面所提到的例子是这条规律的一个例外。这个例子中的量变似乎具有质变的性质：“你可以问三岁小孩‘你妈妈是狗还是人’？他可以回答你‘妈妈是人不是狗’，‘妈妈是人’是个别与普遍之统一，是矛盾的对立面的统一。”见《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第二次讲话》（1958年5月17日）。这个观点表明，概念是特殊和一般之间的矛盾的产物，而这“一般”和概念似乎就是一，是同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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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过程的第二个阶段在本质上与原来论述中的第三个阶段是相同的：
然后又有认识过程的第二个阶段，即由精神到物质的阶段，由思想到存在的阶段，这就是把第一个阶段得到的认识放到社会实践中去，看这些理论、政策、计划、方法等等是否能得到预期的成功。……人们的认识经过实践的考验，又会产生一个飞跃。这次飞跃，比起前一次飞跃来，意义更加伟大。因为只有这一次飞跃，才能证明认识的第一次飞跃，即从客观外界的反映过程中得到的思想、理论、政策、计划、办法等等，究竟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51］。
在这个阶段上，虽然所运用的术语是辩证的，但这一过程本身似乎又没有明显的辩证法。但是，毛泽东关于这一过程的概念实际上是辩证的概念，这一点只是通过他对这一认识过程所作的如下概括才表现出来：“物质可以变成精神，精神可以变成物质这样日常生活中常见的飞跃现象”［52］。
把认识过程由三阶段简化为二阶段后，整个过程中的基本矛盾，即理论与实践的矛盾，被突出出来了，观察者和行动者相统一的问题也阐述得更加清楚了。同时，他原来关于感性认识过程和实践过程（理解过程和改造过程）合二为一的观点，在此以更为直接的方式得到了重申。确实，毛泽东在1937年的讲演中所概括的观点似乎与后来的公式有着比较直接的联系：“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53］
人们普遍认为，毛泽东在1963年讨论他的认识论时最引人注目的东西是他强调思想意识的力量，这种强调有时被人认为差不多是向他自己曾严厉批判过的唯心主义发展。他说：“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然而如果把这段话当作毛泽东在晚年出现了某种新唯心主义的迹象来解释，我认为是没有根据的。有几个理由可以来说明我的观点：第一，这段话并不是什么新的表述，1953年他在谈到斯大林的思想时讲了一些几乎完全相同的话，说它“掌握了全世界的广大人民群众，而且业已变成了无敌的力量”［54］。第二，仔细阅读这段话就会发现，这里的“唯心主义”始终受到唯物主义的极大限制，只有正确的思想才能变成物质力量，而正确思想的产生，则与贯穿在感性认识、理性认识和革命实践全过程中的物质世界相联系。另外，把正确思想变成物质力量的是革命群众的实践。最后，承认如下一点也是重要的，即这段话根本说不上是背弃了马克思主义，根本不是一种提出了思想观念领域和物质世界交互作用观点的新黑格尔主义式的唯心主义。因为，虽然马克思确实指出过他对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改造只是使黑格尔不再头足倒置，但是他认为自己是以辩证的方法完成这种改造的，理查德？伯恩斯坦曾透彻地指出了这一点。就是说马克思并不否认观念的力量，他辩证地超越了那种把原始推动力归因于观念的立场：“最好把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理解为对以前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一种扬弃（是在黑格尔使用这一概念的精确意义上）；他经过肯定、否定，从而超越了这两种作为对立面的‘要素’。”［55］这样去看观念和物质之间的相互作用，即像毛泽东那样来看这种相互作用，就绝不会认为它倾向于唯心主义而放弃了马克思主义及其继承者们所阐述的唯物辩证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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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839页。在同一个月的月初，毛泽东通过对“一言”作用的解释，提出了相同的观点：“马克思讲无产阶级专政，是一言兴邦；赫鲁晓夫讲‘三无世界’，‘全民党’，‘全民国家’，是一言丧邦。”见《在杭州会议上的讲话》（1963年5月11日）。在1966年，毛泽东下面的一段话常被人们作为格言来引用，我们应当“承认而且必须承认精神的东西的反作用，社会意识对于社会存在的反作用，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的反作用”。《毛泽东选集》，2版，第1卷，326页。
评价观察者及其思想的标准
在毛泽东有关认识论的著作中，对观念进行比较和评价至少有三种标准：第一种是根据一种观念的正确与否，即它的真或假。与之密切相关的第二种是我们可以称之为“适用性”的标准。考虑到一种观念所反映的世界是不断变化的，这就产生了一种正确观念能在多长时期内维持其正确性，即它的适用期限的问题。第三种是据以评价某种观念是否带有偏见的标准：感知、深信某种观念并依据其行动的是什么人这三点，在某种条件下，可以在该观念的相对有效性方面造成差异。
毛泽东用一种直截了当的方式指出，正确或真实的思想是那些在社会实践中发挥作用的思想。［56］这种观点最简单的形式是把检验过程看成这样一种过程，即在认识之理性阶段形成的观念在随后的社会实践阶段中“符合于客观事实”［57］。他承认不可能如此简单地解决这个问题；如果认识的目的不是为了解释世界，而是改造世界，那么，如我们已看到的那样，正确的思想不能仅是与世界相一致，而是必定与世界有矛盾。根据这一假设，检验认识有效性的比较复杂的过程有如下述：“要完全地解决这个问题，只有把理性的认识再回到社会实践中去，应用理论于实践，看它是否能够达到预想的目的。”［58］当然，这种复杂性正是人们借以达到“预想的目的”的途径。很清楚，这些预想目的就是认识过程中所运用的“前概念”的一部分，至于这些目的是如何实现的，以及如何评价等复杂问题，也许最好放在一边，把它当作适用性问题的一个方面，在讨论评价观念的第二种标准时再加以讨论。
在检验思想的过程中会产生出一些其他问题，这些问题值得我们注意。毛泽东指出，一条正确路线并非总能立即实现理想的目标。要证明一项具体政策的正确性，常常需要时间。［59］在某种情况下，出现这种状况是由于环境与要检验的思想无关，对于检验过程来说，这就增加了第三种复杂性：观察者—行动者实现其思想主张的力量。1963年，毛泽东在一篇文章中提到：“一般的说来，成功了的就是正确的，失败了的就是错误的，特别是人类对自然界的斗争是如此。在社会斗争中，代表先进阶级的势力，有时候有些失败，并不是因为思想不正确，而是因为在斗争力量的对比上，先进势力这一方，暂时还不如反动势力那一方，所以暂时失败了”［60］。正确思想遇到的强大阻碍，或者来自有意的倒行逆施，或者是纯粹出于无知。在别的地方他还指出，这种阻碍对于发现真理来说其实是必不可少的条件：正确路线只能在与错误路线的斗争中形成，正确和错误构成对立面的统一。“真理是跟谬误相比较，并且同它作斗争发展起来的。”［61］毛泽东还进一步指出，在真理与谬误之间不可避免的斗争中，真理的力量起初往往没有谬误强大。他在1962年作过这样的论述：“起初，真理不是在多数人手里，而是在少数人手里。”［62］因此，少数人的意见应当得到保护，因为，以后有可能会证明他们的意见是正确的。［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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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少数人是由哪些人构成的问题就显得非常重要，因为，检验一种思想的正确与否最终也许会在实践范围以外完成：我们已经看到，如果某种思想与物质世界不相一致，那它就是不正确的；但它也可能是真理，因为它与之相符的世界是以前提出的一系列目标。如果这种思想不符合它本应与之相符的世界，它可能是错误的，但在过了一段时间后，它的有效性仍然可能显现出来。如果过了一段时间之后这种思想仍未得到检验，那它也可能是错误的，但这也有可能是因为持有这种认识的人没有足够的力量去成功地实践它。假如这种检验最后表明它不是验证某种思想，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问题就变成了是谁阐述了这个思想了。毛泽东在1963年的论述中指出：“先进阶级”的思想，“总有一天会要成功的”［64］。归根到底这种思想之所以是正确的，并不是由于它们在实践中得到了证明，而是因为它们为先进阶级的人们所掌握。因此，这里所要评价的是观察者—行动者，而不是那些思想本身。
从最复杂的情形回到最简单的情形，如果“预期的结果”在认识过程中没有得到实现，那么，观察者—行动者到什么地方去寻找可能的失误呢？在开始失误时，毛泽东谈到在发生失误的地方重新考察和重复该过程的必要性。［65］那么，该考察些什么？这种失误显然可能发生于认识过程的三个方面。第一，某种正确的思想可能被不正确地付诸实践。我会在以后说明，工作方式上的任何一种失误都有可能不知不觉地影响到行动者的实践活动，从而使他们试图实行的正确思想变得毫无价值。第二，某种理论或思想可能是不正确的，而这一点反过来又可能有两种可能的原因：或者是理性认识的“原材料”（观察者对问题的感性认识）有缺陷；或者是他们在理性认识阶段所运用的“前概念”是不正确的，因此不适用于这过程。第三，在认识过程中不能实现预想的结果，在某些方面可能是由于观察者—行动者的不合法性造成的。这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