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端的年代(1914～1991)-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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澜绱笳降氖直冉夏讯哉眨绕湟蛭旱谝唬ü幌伦泳屯督盗耍坏诙拦却蠹叶几挥校艿难沽σ残〉枚啵坏谌樟虮冉掀独В沽υ虼蟮锰唷；旧希鹿恼绞本茫扔谟腥分薰┢浒骼谩５秸绞峦瓯希鹿鞣矫娴氖抵仕鹗丛冻鞣狡渌徽焦摇４笾伦芎弦幌拢⒐牟屏λ淙槐冉喜睿搅�1943年，平民消费甚至降低了20％以上。及至最后大战结束，英国老百姓的伙食和健康却比别人都好，这都多亏该国战时经济能够有系统、有计划地公平分配整体资源，不致过度牺牲社会中任何一部分。德国的做法刚好相反，完全基于不平等的原则。德国不但全力剥削它占领下的欧洲人力资源，对非本族更视为劣等民族。极端到——比方对波兰人、俄国人，还有犹太人——甚至根本把他们当作随时可以牺牲，生命如草芥的奴工。到1944年时，德国境内的外国工人，已高达其总劳动人口的五分之一，其中军火业便占去了30％。德国本国的工人也好不到哪里去，最多只能说，他们起码还保留着1938年的实际收入水准。此外，战争期间，英国儿童的死亡和患病率不断降低。反观一向以粮产丰富闻名的法国，自1940年被德国占领统治之后，境内虽不再有过战火，法国人各年龄层的平均体重却减轻了，健康普遍衰退了。
总体战在管理上造成的革命，自是不容置疑。对于科技和生产是否也有革命性的影响呢？换句话说，总体战到底是促进了还是妨碍了经济的发展？简单地说，总体战使得科技更为进步发达，因为先进的交战国不但在军事上求胜，更需要在技术上竞争，才能发展出更精良更有效的武器装备以克敌制胜。要不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西方盟国担心纳粹德国发展核武器的话，原子弹恐怕根本不会出现，20世纪也不会在核能研究上投下大笔经费了。至于其他某些专为作战开发的科学技术，较之核能更容易移转为和平用途——航空和电脑即是二例。这一切都证明一个事实，战时科技之所以加速发展，主要为应付作战及战备之需。若在平时，如此庞大的研究经费，恐怕根本不能通过成本效益的预算，至少在态度上要犹犹豫豫，进展也较为迟缓（见第九章）。
不过，科技为战争服务一事并不新鲜，现代工业经济的发展，一向建立在科技的不断创新之上。种种科技的进步发明，迟早都会发生，并不以战争为限。如果没有战争，发展的速度恐怕还会更快（人类没有战争？当然是痴人说梦，不过为讨论方便，我们先这样假定好了）。不过战争却有助于专门科学技术知识的扩散，对工业组织及大量生产的方法也都有深远影响。但是一般来说，战争的作用，主要还是在于加速变革的速度，而非激发变革本身。
战争是否促进经济成长呢？就一面来说，绝对没有。战争中，生产性资源的损失极为严重，远比工作人口的流失还大。苏联战前25％的资源，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消耗殆尽。德国损失了13％，意大利8％，法国7％，英国较低，只有3％（不过这些数字必须和战时的新建设相抵消才更准确）。苏联的例子最极端，战争对它造成的净经济效益完全属于负面。1945年战争结束，它的农业完全毁于战火，战前实行的五年计划也全告泡汤。硕果仅存的，只有一个大而无当的军火工业，举国上下饿殍遍地满目疮痍。
第一章 全面战争的年代（17）
但从另一面来看，大战显然对美国经济裨益良多，增长率在两次大战期间都极为惊人，尤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为最，年增长率高达约10％，甚至胜过其他任何时期，可谓空前绝后。美国在两次大战中都占了便宜，不但本土远离实际战区，更成为友邦的兵工厂。再加上美国经济规模庞大，可以有效地扩大组织生产，这一点远非其他各国能及。两次大战带给美国最长远的经济影响，恐怕就是在1914年至本书写作的1991年整整几十年当中，赋予美国全球性的极大的经济优势。这种绝对的优势，削弱了它的竞争对手，使美国经济状况发生了质的变化。
如果说，战争对美苏两国的经济影响是两个完全的极端（前者两次大战都得渔利，后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尤为创巨痛深），至于其他各国的情况，则介于两者之间。不过就总体的分布曲线来说，一般而言，都比较接近苏联的状况。只有美国才是独吃的大赢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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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不曾讨论战火连绵的大时代对人类本身的冲击，人类究竟为这两场大战付出几许代价？我们前面虽然提过大量的死伤数字，但那只是其中一部分代价而已。说也奇怪，“一战”的伤亡虽然不及第二次世界大战惨重，在当时却更受世人重视，不但各地纪念碑林立，每年更虔诚地大事纪念停战日。俄国因为革命的关系，特别重视第一次世界大战，自然情有可原；可是这种现象不独苏联如此。第二次世界大战没有可与上一次大战“无名英雄碑”媲美的纪念举措；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每年庆祝“第一次世界大战休战纪念日”（1918年11月11日）的气氛，也每况愈下，逐渐失去当年神圣严肃的意义。探其因由，也许早在上一次大战之际，世人原不知道牺牲会如此惨重；而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大家都心里有数。所以前者1000万人死亡带来的惊吓，要比后者的5400万更令人伤痛。
大战本身的全面性，两方不计代价、不择手段誓死战到底的决心，都对世人心理产生重大影响。否则，我们又如何解释种种不人道的残酷行为在20世纪愈演愈烈的现象呢？1914年之后，战争行为越发残忍野蛮，事实俱在，想否认都不行。本来到了20世纪初年，弓虽。暴凌辱人类的灾难已在西欧正式绝迹。但自1945年以降，我们却又开始视种种残暴不仁的现象为家常便饭，对于联合国三分之一会员国（其中包括某些最古老、最文明的国家）陷入人间地狱的惨状也无动于衷（Peters，1985）。
然而，残暴程度的提高，主要不是因为人类潜在的兽性被战争激发并合理化了。当然这种现象，也的确在某些第一次世界大战老兵身上出现，尤以那些出身极右派国家主义阵营的武夫之流，如狙杀小队、“义勇军”（FreeCorps）分子等。他们自己有过杀人的经验，又曾亲见袍泽惨死，在正义的大旗之下，虐待击杀几个敌人，又算什么值得踌躇犹疑的大事呢？
但是世界越来越残酷的真正原因，主要在于战争“民主化”的奇怪现象。全面性的冲突转变成“人民的战争”，老百姓已经变成战争的主体，有时甚至成为主要的目标。现代所谓的民主化战争，跟民主政治一样，竞争双方往往将对手丑化，使其成为人民憎恶至少也是耻笑的对象。过去由专业人士或专家进行的战斗，彼此之间都还存有一分敬意，也比较遵守游戏规则，甚至还保有几分骑士精神，如果双方社会地位相类，更是如此。过去双方动武，往往也有其一定的规则，在两次大战战斗机驾驶员的身上，我们依稀可见这种古风。法国导演雷诺阿（JeanRenoir）那部有关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反战影片《大幻影》（LaGrandeIllusion），就曾对此现象多有着墨。而且，除非受到选民或报界压力的束缚，政界人士外交人员往往可以心平气和地与敌方宣战、媾和；正如拳击手在开打前相互握手，拳战后共同畅饮一般。但到了我们这一个世纪的总体战，就完全不是这么回事了，俾斯麦时代，或18世纪战争的模式已经荡然无存。像现在这种需要鼓动全国人民同仇敌忾的战争，已经不能再像过去贵族式战争那般有规有矩。因此我们必须强调，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希特勒政权的所作所为，以及包括非纳粹德国军队在内的德国人，他们在东欧地区的种种作风固然可鄙，但也都是出于现代战争必须将敌人形象恶魔化的合理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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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全面战争的年代（18）
战争变得愈加残忍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因为战争本身的非人化。血淋淋的杀人行动，如今变成一个按钮或开关即可解决的遥远事件。科技手段之下，死亡牺牲都不再活生生于眼前发生，这与传统战斗里亲手用刺刀剜出敌人的脏腑，从准星中瞄见敌人的身影倒下，有着多么巨大的不同。战场上死命瞄准的枪口下，射倒的不再是活生生的人，而是一串统计数字——甚至连这个数字也不真实，只是假设的统计而已，正如当年美国在越战中对敌人死亡人数的估计一样。从高高的轰炸机看下去，地面上的一切不再是活生生的人和物，而变成一个个无生命的投弹目标。性情和善的年轻男子，平常做梦也不会把刺刀插进任何乡下孕妇的肚子；一旦驾起飞机，却可以轻而易举对着伦敦或柏林的满城人口摁下按钮投下炸弹，或在长崎投下末日的原子弹。那些工作勤奋的德国科员，若命他们亲自将犹太人载到铁丝网缠绕的死亡集中营，绝对千万个不愿意；可是坐在办公室里，却可以不带私人感情，日复一日安排火车班次，固定往波兰的屠场开出一班班死亡列车。这真是我们这个世纪最残忍的事情，可以完全不涉个人感情，全然组织化、例行化，在远处执行残忍的暴行，有时候甚至可以解释成不得已而出的下策，此情此心，实在可痛复可哀。
从此，世界便习惯这种前所未有、以天文数字论的万民辗转流离与遭屠杀死亡，人类甚至需要创造新词汇来描述这种现象：“无国之民”、“集体灭种”。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土耳其会杀害不计其数的亚美尼亚人——一般估计为150万人左右——这可算是人类史上第一个有计划集体消灭整个民族的事例。第二次再度发生，便是比较为人所知的纳粹杀害犹太人的事件了，一共约害死了500万人——各界对这个数字仍有争议（Hilberg，1985）。第一次世界大战及俄国大革命期间，几百万人流离失所成为难民，又有几百万人在强迫“交换原籍人口”名义下，被迫远离家园。原住在土耳其的130万希腊裔人，被遣返希腊。40万土耳其人，也被“亲爱的祖国”勒令召回。20余万保加利亚人，搬到与他们民族同名，版图却已缩小的地方。150万到200万俄国人，有的从俄国大革命逃离出来，有的则是革命内战中战败逃亡的一方，现在都无家可归。为了这一批俄籍流浪人，以及32万名逃离土耳其灭种屠杀的亚美尼亚人（前者是主要对象），国际联盟特别签发一种新文件，也就是所谓的南森护照（NansenPassport），专门发给无家可归的失去国籍的人使用。在这个行政体系日益复杂的世界里，这些可怜人却没有身份，在任何国家的行政体系中都不存在。南森护照之名源于北极大探险家挪威的弗里乔夫·南森（FridtjofNansen）之姓而定。南氏除了探险之外，平生致力帮助孤苦无援之人，曾主持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难民救济计划，于1922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根据粗略估计，1914～1922年之间，世界一共制造出400万到500万难民。
但是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相比，第一批大量人口流离失所的数字可算小巫见大巫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难民的悲惨境遇前所罕见。据估计，1945年5月以前，欧洲大概已经有4050万人被迫连根拔起，这还不包括被迫前往德国的外籍劳动者，以及在苏军到达之前逃走的德国人（Kulischer，1948，pp253～273）。德国战败以后，一部分领土被波兰与俄国瓜分并吞，从这一带，还有从捷克斯洛伐克和东南欧原有的德国人居住区，一共逃出了1300万德国人（Holborn，p363）。这些难民最后都由新成立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收纳。任何回归新联邦的子民，都可以在那儿得到公民身份，建起新的家园。同样，新成立的以色列，也赋予地上每一个犹太人“归国权”。但是，除了在这种大流离的年代，有哪个国家会认真提出这种慷慨的建议？1945年，盟军胜利部队在德国一共发现了113327万各种不同种族国籍的“战争难民”，其中1000万人迅即被遣回原籍——可是有一半人却是在违反本人意愿之下，被强迫送回的（Jacobmeyer，1986）。
第一章 全面战争的年代（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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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只是欧洲的难民。1947年印度殖民地恢复独立，造成1500万难民流离于印巴之间，这还不包括后来在内部冲突中死亡的200万人在内。第二次世界大战引起的另一副作用——朝鲜战争，害得500万韩国百姓变成难民。以色列人在中东建国——这是大战引起的又一后续影响——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工作署（UNWPA）的难民册上，又增加130万巴勒斯坦难民。与巴勒斯坦难民潮行进方向相反的队伍，则是60年代120万犹太人回归以色列，其中绝大多数原本都是难民。简而言之，第二次世界大战掀起的战祸，在人类历史上可谓空前绝后。每一天，千千万万的人在受苦、在流离，甚至死去。更可悲的是，人类已经学会苟活于这悲惨的天地之间，再也不觉得这种现象有什么奇怪之处了。
回头看看，由奥地利大公王储夫妇在萨拉热窝被刺开始，一直到日本无条件投降为止，31年的动乱时光，就好比17世纪德国史上30年战争的翻版。萨拉热窝事件——当年的第一次萨城事件——不啻划下一个天下大乱时代的开始。其中经历的变乱与危机，就是本章和以下四章讨论的内容。但是对1945年以后的时代而言，20世纪发生的31年战争，在人们脑海里留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