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宋遗事-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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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什么是人间羞耻事也早都忘了！
高若讷气不打一处来，拿了这封信就去找皇上，为自己辩解：“范仲淹这里一贬职，我就多方了解，看看是否有什么出入。结果发现，范仲淹的所作所为，与皇上敕榜所说毫无二致。我作为谏官，当然负有言责。如果范仲淹贤德无比，仅仅因为议论得罪朝廷而受到贬斥，我第一个就应该上书直谏。可现在不是这样。他外托直言之名，内希急进之实，信口雌黄，自取其辱，贬得其当，何谏之有？欧阳修却贻书微臣，辱骂微臣当言不言，是不知道人间有羞耻事！我真不知道他是什么居心？难道非得与朝廷作对，才是有廉有耻吗？”气出尽了，这才将欧阳修的原信，呈给了皇上。
皇上与高司谏同仇敌忾，欧阳修被贬到长江边上的夷陵小县去做县令了。
四个当官的倒了霉，有人却因此发了一笔小财。
原来，有个西京留守推官蔡襄，也很不服气这件事。他磨墨掭笔，写了一首古风，专指这件事，专说这几个人，题目就叫《四贤一不肖》。四贤即指范仲淹、余靖、尹洙、欧阳修，那不肖的自然是高若讷了。褒贬虽然不一，笔墨倒也平均：每人都是一段，韵脚各异，自有起讫，绝不厚此薄彼。最后表白心迹：“四公称贤尔不肖，谗言易入天难欺。朝家若有观风使，此语请与风人诗。”明白说明，就是要让朝廷知道。朝廷还不知道呢，诗倒先传入民间了，人们争相传阅。一个头脑灵光的商人看准商机，当即雕刻印刷，公开销售，卖得那叫快！
这么个来法，当然不会没人算账。泗州有个通判上了一本，请求追究蔡襄轻薄朝廷、泄漏朝廷秘密的罪责。而左司谏韩琦，也上了一本，倒打一耙，弹劾这个通判越职言事，希恩讨赏，应该重罚。警戒朋党的朝榜，确有一条禁止越职言事，韩琦算是歪打正着。两方面既各有把柄，只好扯平，通判没受惊动，蔡襄也躲过了一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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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宋遗事 第四回（3）
事情虽闹得沸沸扬扬，仁宗皇帝却理直气壮，他有自己的解释：“贬范仲淹，哪里是因为他敢言直谏！朕没接位时，他曾上密书请立皇太弟，这样处理，已经很宽厚了！大臣们不知就里，不少人上书为他说话，这不是乱弹琴吗？应当立即下诏，严加申斥。”
太宗有九个儿子，真宗是老三，除了八大王元俨，其余都于真宗在位期间先后亡故了。仁宗所说的皇太弟，该就是元俨？元俨当年确实最得太宗的宠爱，到二十岁还不让他出宫，人都称他“二十八太保”，可到仁宗接位、太后垂帘，他也早韬光养晦，装疯卖傻，成了死老虎了。尽管如此，这接位大事，躲还来不及呢，谁敢掺和！何况又三番五次一再申斥，谁没事找事去！仁宗的这一招，也能算是釜底抽薪，范仲淹的事终于再没人提了。至于仲淹究竟有没有上密书请立“二十八太保”，当然更没有人问津了。
诸事平静之后，仁宗开始集中精力，抓他心目中最大的一件事了。
什么大事？音乐改革。本来，王者致治，有四达之道，礼为第一，乐为第二。音乐能和民心而化天下，与世道人心关系尤为密切。音乐不行，要想天下大治，根本是缘木求鱼。不抓音乐改革，岂不是大大的失策？
这也是有传统的。
五代十国礼崩乐坏，是太祖制礼定乐，使礼乐初具规模。太宗改七弦琴为九弦琴、四弦阮为五弦阮，也都说出了道道：琴由七弦增为九弦，是因为九弦分别代表君、臣、文、武、礼、乐、正、民、心，九奏克谐而不乱，一切就会井然有序，国家自然就能走向大治。阮由四弦改为五弦，则是因为五弦各自代表水、火、金、木、土，五弦和畅，则预示五材并用而不悖；五材并用不悖，凡事也就顺畅无阻了。真宗虽忙于分封，也没敢懈怠音乐，至少还整顿了太乐、鼓吹两署，淘汰了五十多个滥竽充数的乐工。仁宗再心无大志，也不能忘了祖宗的传统而一无所为呵！何况，他根本就不满太祖粗定的规模，而极想有所更张呢！
他还真找到了一个知音，就是集贤校理李照。李照告诉仁宗：“太祖定乐，用的是王朴的主意。王朴继五代礼崩乐坏之后，根本就不懂古乐；他又胆大妄为，自作主张。他定的音乐，比古代音乐高五律，比教坊音乐也高出二律，根本就不能用。关键是他用的律尺不准。皇上要想音乐归正，请允许微臣重新制定律尺标准，然后再根据新标准重新铸造乐器。只有这样，才能彻底纠正错误，完全恢复古代的音乐面貌。”
仁宗觉得李照说得在理，再找几个都说是行家的人一问，又没说不对，他就拍板了：要李照组建班子，尽快彻底改造音乐。
李照也确实能干，不久就拿出了新的律尺标准。申报批复之后，就直接交给内侍监督铸铜钟去了。
可铸钟的工人，却在里面捣了鬼。
李照不是要降低音高吗？铸的样钟一出来，声音太低，没法儿跟唱。太常寺的歌手，愁得睡不着觉：跟不上钟磬，唱不出声音，不但砸饭碗，弄不好还要丢掉小命，他们能不担心吗！
他们悄悄找到铸工，送上凑来的份子钱，好歹央求他们：“千万请各位爷们想点办法，将声音略略提高点儿。要不，根本就没法儿唱出声音。大典时唱不出声音，可是掉脑袋的事儿！我们这帮人的性命，全捏在爷们儿手里，好歹请你们务必开恩关照！”
救人本是善事，何况还有白花花的银子！铸工们悄悄做了手脚，铜钟也就清亮多了。朝廷做梦也想不到，那么神圣的乐钟，会叫铸工们做了手脚！就是李照，也全无疑心，到死都认为新钟是完全照他定下的尺度铸造的。
跟着，又照新标准重造了石磬，改造了其他乐器。
一切就绪，仁宗亲自来到崇政殿，与王公大臣乃至馆阁台谏官员等，一起欣赏新乐器奏的雅乐。此乐较之王朴，下了三律。大家自然全都欣赏得头头是道。仁宗还特意写了一本《景祐乐髓新经》，分为六章，详细记录了这一次的旷世改革。李照等一干有功之臣，也都升了官。
不久，问题可就出来了。
原来，音乐改制，远比想像的要复杂多了。
中国音乐原由五声构成，即所谓宫、商、角、徵（zhǐ）、羽。五声又本之于黄钟。先由黄钟定出宫声，所谓九寸为宫；以此为前提，适量增加减少，即为商、角、徵、羽四声。因此，黄钟的铸造，乃是音乐建制的第一等大事。它一错，一切就都面目皆非了。定黄钟，又是拿秬黍作标准。秬黍是一种黑黍。《汉书？律历志》说，古人以一粒中等黑黍之广为一分，十分为一寸，十寸为一尺，十尺为一丈。又以能容一千二百粒这种黑黍为一龠，合龠则为一合，十合为一升，十升为一斗，十斗为一斛。此外，还以它来定重量：一龠，即一千二百粒黑黍为十二铢，二十四铢为一两，十六两为一斤，三十斤为一钧，四钧为一石。虽然可以从长短、容量、重量等三个方面来把握黄钟，似乎无懈可击，但实际操作起来，却根本无法统一。
问题出在黑黍身上。地方不同，种类不同，营养不同，黑黍的个头、重量等等，会有很大差别。即使有个“中等”的限制，也无法根本忽略它们的区别。而铸钟又恰好特别娇气，长短、大小有一点不同，那声音就会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前人已经为这个打得焦头烂额。就说长短，《汉书》虽有用“广”之说，并没有明说这“广”究竟是指一颗黑黍的长，还是宽？后人既有用长的，也有用宽的，还有用宽再加上一点缝隙的。那结果，虽同是十粒黑黍，一寸长短就差了去了。说到容量、重量，也大致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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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宋遗事 第四回（4）
较真的，也正是从这里攻击李照的新乐。
李照他们不是拿上党的秬黍为标准吗？攻击李照的，也去拿了很多上党秬黍。可一排，长短立马就有了区别。再纳到龠里一较，也不是一千二百粒；称称呢，同样不尽相同。原来，李照他们用的律尺本身根本就不标准！再拿它来铸造黄钟，改造音乐，不南辕北辙才怪！既然如此，结论当然只有一个：立即废除李照的新乐，重新恢复太祖钦定的旧乐。据他们测定的结果，王朴的黄钟才最符合古制。
朝廷上下，立马又分成了拥王派与拥李派，两派各不相让，交章论斗，又是一派火热。
两派既都有理，仁宗也为了难。他想折中，新旧乐并用，此处用新乐，则彼处用旧乐。有大臣说这样不成体统，从来没有一朝用两种音乐的。他只好作罢。为把握起见，他中断了新乐，又改用王朴的旧乐了。
这不是吃饱了撑的吗？
臣子们依然不依不饶，一定要争个水落石出。
已经迁了右司谏、直集贤院的韩琦，好歹跳脱出来，上书劝仁宗皇帝：祖宗成乐原本用得好好的，不该偏听个别臣子的一己之言擅加改动。如今用了不到一年，又要重改过来。古代也有改革音乐的，就没见过变得这么快的。如今之事，与其在音乐上做文章，不如追本求源，治理好国家，使政令平简，民物熙洽，老百姓都击壤鼓腹而歌，那才是真正的盛世之乐呢！而当务之急，尤在西、北两疆边备久弛，两方敌人始终虎视眈眈，不早作防备，万一有事，就非同小可了！至于音乐之争，可以暂时搁置，大家求同存异，等广泛征求意见后再斟酌施行。这一奏，总算为仁宗画了一个句号。
而韩琦所担心的事，也终于发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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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宋遗事 第五回（1）
弃而不取才俊寒心
货卖帝王国士西行
往前几年，也就是明道、景祐年间吧，远在塞外的兴州突然来了两个不速之客。
这两个人一进兴州，就径直奔了聚英楼。兴州是西平王王府所在地，为西北二十多州郡第一等繁华、重要所在。聚英楼为二层砖砌小楼，于十字路口当街而立，据说是仿照汴京樊楼盖的。楼前也照汴京模样结着彩楼欢门，“聚英楼”三个行书大字就结在彩楼正中。进得门来，楼下都是散座，也设有几十张桌面，楼上一律隔作单间，桌凳、地面、阁板，无不光洁照人。进得楼来，两个客人点点头，相视一笑，但那笑意很快就踪迹全无了。
酒博士自然早就瞄上了这两个不速之客，两位都戴着宽大的席帽，上身穿着圆领大袖的白布遥溃＇衫底下露出黑裳与黑布鞋袜。因为蒙了一层尘土，衣裳鞋袜全都灰蒙蒙的，早看不出正色了。这样的衣冠装束，在塞外是难得一见的。酒博士是个见多识广的人，他朝两位客人略一哈腰，行了见面礼，笑吟吟地打着官腔问道：“两位举人老爷远道而来，想用些什么？”
两位举人又是一笑。其中一位，个子略高，鼻子稍钩，眼睛微吊，调侃道：“算你还有些见识。”
酒博士又哈了一腰，谦虚道：“不敢。只是侍候的老爷多了，多少也跟着开些眼界罢了。二位老爷要些什么？”
另一位稍胖，圆头圆脸，除了一双略微有点突出的眼睛，倒很有些慈善的模样，只是声音有些刺耳，话也不那么中听：“笨也不笨，只太啰嗦。拣好的只管上，老问什么？”
“是。酒要多少？”
“先上一坛。”
博士转身下楼，一时间酒菜就都齐备了：菜满满堆了一桌子，鸡鸭鱼肉全有，味道也鲜美可口，獐巴、鹿脯、虚汁垂丝羊头等，甚至比东京店家做的还要地道！酒也浓洌醇厚，叫人欲罢不能。
两个举人先还斯斯文文地低头喝闷酒，渐渐就有些手舞足蹈，最后，竟敲着杯盘狂歌起来。那歌词也并不分明，隐约听去，似乎是：
力拔山兮气盖世，逐鹿中原兮谁堪比？时不利兮君自逝，千古涕泪兮汇成溪。
吊君自吊兮君何知，时不来兮乘无势！且看一腔兮弃臣血，洒向塞外兮大河西！
说起这歌，还是一两个月前他们在老家许州项羽庙里作的。那天，他们比今天还要癫狂。酒差不多喝到九分的时候，他们又重新拜了项羽的泥塑神像，郑重其事地将碗里的酒全都浇奠在项羽面前，然后便狂歌乱舞起来。唱的，就是这首歌。数声之后，他们又号啕大哭。哭够了又唱，唱完了再哭。就这样在庙里连着折腾了整整一天两夜，才无影无踪了。
要搁别人，这样疯疯癫癫，乡里人总要关心过问的，对他们却不。一是，乡里人已经司空见惯，见怪不怪了；二呢，这两个人谁也惹不起。当年，县河里老是有一条蛟龙到桥下来饮水，无论官民，没有一个不怕，一到蛟龙来了，大人孩子全都躲得远远的。这事已成了当地官民的一块心病。只有他们两个不怕，常常带着一坛老酒，与蛟龙对饮：蛟龙在桥下饮水，他们在桥上喝酒。有一天，他们带了酒没喝，却找来两块大石头对准蛟龙砸去，愣是将蛟龙砸死了。官民们再见到他们的时候，老伙伴都倒了：两个疯子醉倒在桥上；桥下躺着蛟龙，县河里一片殷红。蛟是半神，敢将它砸死的人，谁还惹得起！
他们后来的举止，愈演愈怪。
在客店里饮酒，不认得的外地客人问店家：“这两位豪客是什么人？”
钩鼻子答道：“皮包骨头肉人！你问怎的？”
说着话，抡起铁鞭就抽，愣是将这位客人抽死过去了。幸亏店家有祖传金创药，好歹救了客人性命，这才没有太大的凶险。
他们还爱吹一杆铁笛，无日无夜，满深山老林去逛。也就有那么横，不论人兽狐怪，全都远远地躲着笛声，从来不敢过来招惹他们。
偶尔他们也来一点新花样，将自己的新诗写在一块大石头上，叫一匹快马拉着满街转悠。那诗也与众不同。钩鼻子有一首咏雪诗写道：
五丁仗剑决云霓，直取银河下帝畿。战死玉龙三百万，败鳞残甲满天飞。
胖子有一首咏鹦鹉诗，则写道：
南来暂过到中华，词语鸟音敢自夸。好著金笼收拾去，莫教飞入别人家！
当地官员对他们的态度，大体因人而异。息事宁人的，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