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宋遗事-第14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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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宋遗事 第七十三回（2）
凡被推荐的人，朝廷一律以举者多少决定是否入选。一旦入选，就无需再参加州县考试，直接进京参加进士或诸科考试就行了。关于考试，他倒也赞成取消诗赋及帖经、墨义，只考经义、时务策问。
保举法是首选。如果朝廷觉得不合适，那就该退而求其次了，就是办好学校，从学校取人。他对庆历以来州县学校有名无实，极为痛心，要求加强学校的建设管理，配备能真正为人师表的专职教授，对学生也要加强约束，实行严格的考试、升级等学籍管理制度。
神宗拿着司马光的奏折，问安石：“司马光的这道折子，爱卿觉着怎样？”
“关于保举，说得有些迂，也不尽符合实际。学校与考试的建议，倒都是好的。”安石如实回道。
“保举的问题，在哪儿呢？”神宗想更进一步听听意见。
“陛下，保举推荐制度，由来弊端丛生。东汉有一首民谣说：‘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将那汉代保举制度的弊病，说得再生动不过了。魏晋以后的九品中正制度，通过所谓推荐保举，更将天下官吏禄位，全让豪门贵族独占了，出身低寒的人，竟连一点儿上进的机会也没有！晋朝刘毅有一句话，说是‘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最是贴切不过。隋唐科举，可以说是对保举推荐制度的最好纠正。虽然它自身也有许多值得改进之处，但那也只是改进的问题，不能完全取消。完全取消，取人也就没有相对公平的标准了。”
安石说的也是故实，却更实在，更具体，不由神宗不信：“爱卿说得在理。这科举制度，大框子确实不能动，举人还得由州县考来。”
司马光的折子，虽然保守，不合时宜，还不失为一种建设性的意见。苏轼的折子，差不多就完全是唱反调了。
折子一开头，他就说，得人之道，在于知人；而知人之法，则在于责实。假如皇上丞相有知人之才，朝廷有责实之政，那么，就是小官小吏里头也有的是人才，更甭说通过学校、贡举了。果真这样，如今的一切制度条令，就绰绰有余，根本用不着去改。假如皇上丞相没有知人之才，朝廷也没有责实之政，那么，达官大臣里面常常都找不到合用的人才，还想从学校、贡举里去找有用的人吗？要是这样，即使完全恢复古代制度，也多半是白搭，没用的。
苏轼毕竟不同凡响，不愧是做文章的高手，一开头就亮出刀子，将以变求治的皇上与丞相置于无法自拔的险恶困境：无论你选择什么，都只有失败一条路。承认自己是知人之才，用不着变；承认自己不是知人之才，变了也没用。正也好，反也好，就是不能变。
接下来，他就逐条驳斥他所听到的各种求变论点了。
先说办学。
未说之前，先是一段排比。说是时有可否，物有废兴。一件东西，要是应时而安，就是暴君也没法儿将它废了；要是到它合该被淘汰，就是有圣人出面，也不能让它恢复生机。所以，法制从来是随着风俗的改变而改变的。这就像治理长江大河，顺着它的走向因势利导，就能事半功倍；硬与它对着来，只能坏事。学校的事，也是一样。假如三代圣人活在当今，他们要选贤养才，也会由道而行，根本用不着学校。这意思自然不难明了。那些堂堂正正、无可辩驳的大话，不过是一种故作气势的比喻，意在强调，学校的兴废，根本不是人工能够扶持的事情，只能听其自然；而由圣人看来，学校是根本用不着的。
说过道理，他又摆出事实。学校不是没办过，庆历年间不是办过很多学校吗？当时以为太平可以转瞬而至，如今怎么样？不过徒有空名而已！皇上要是真想办学，靠办学求治，必然要大兴土木，置官立师；而那些不愿接受教育的人，又必然会受到排斥，甚至驱逐。结果，不但会劳民伤财，还会引起纷乱，徒然叫老百姓受苦受累，何必呢？要是不想大动干戈，与庆历又没什么两样了。
说来说去，结论是什么呢？就是维持现状，一切不动。他说得很明白：“今之学校，只可因循旧制，使先王之旧物不废于吾世，足矣！”
说过学校，他就说到贡举之法了。总的结论是，目下的方式，已经实施一百年了，治乱盛衰，根本与它没有什么干系，同样用不着改。凡认为应当改的几种主张，其实全都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就说只重德行，而忽略文章，就根本站不住脚。德行固然重要，但要立为科名取人，就只能叫天下人为着功名利禄都去作假了。上面以孝取人，勇敢不怕死的就会割股孝亲，胆小怕死的则要结庐墓旁；上面以廉取人，天下又都争着乘鄙车骑瘦马、穿恶衣吃恶食了。只要能叫上面中意，可以博取功名，就没有不能干的事情。这不是败坏德行吗？如何能做？
他最不满的，是专取策论而罢去诗赋，说得也最多。
首先，从文章而言，固然可以说策论有用，诗赋没用，但从治政的实际需要来看，策论实际上与诗赋一样，都没有用处。明知没用，为什么一直又用它们来考选人才呢？因为考试取人，不过如此，实在再没有更好的办法了。就是尧舜时代，也不免进人以言，试人以功。就是先看看他是不是善于辞令，再看他是不是言行一致，而不只是嘴上功夫。这是有意矮化策论，将它与诗赋扯平，各打二十大板。既然两个都一样，要抬一个灭一个，就没有道理了。
大宋遗事 第七十三回（3）
其次，靠策论定人，也很难立得住脚。说到文辞华靡，本朝怕再没有人能超过杨亿杨大年的了。可他的清亮耿直，也一样叫人钦敬。怎么能因为他文辞华靡，就不承认他品格高尚呢？同样，通经博古的，本朝莫过于孙复、石介了，但他们却迂阔怪诞、矫情自傲，很难让他们从政。且不说他们，再远点儿，自唐代至今，诗赋好而又不失为名臣的，数不胜数，他们什么时候负过天下？既然如此，为什么偏偏要将诗赋给废了呢？
策论就那么高明？不过是东拼西凑，临时剽窃，糊弄考官罢了，哪里有什么真才实学！它的弊病，较之诗赋，可以说有过之而无不及。硬将它抬那么高，也实在站不住脚。
连帖经、墨义，他也主张不必动它。不管怎么考试，都与理政没有多大关系，又何必厚此薄彼，而不网开一面呢？
能将反调唱得理直气壮，洋洋洒洒，不也是一种功夫吗？苏轼的文章就有那功夫，没理也能说出三分理，让你读来爱不释手，从容入彀中。何况，里面也不全是胡扯，甚至还夹有他自己的经历体会。他一考进士，二考制科，说是道非，讲古论今，纷纷不已，不过也是为了功名，在那里东拼西凑，鼓唇饶舌而已，哪有什么真学问、真见地！这一点，虽然直到老去才有了清醒的认识，可那时，潜意识里的自我反省，也不能说一点儿影子也没有！
读完苏轼的折子，神宗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恍然有所领悟。至于究竟领悟了什么，他也没去想，朦朦胧胧的。再读一遍，才发现苏轼原来是个反对派，兴学与贡举改革，他竟一样都不赞成，只说什么都别动才好！原来这样！这怎么行？他能将无理说成有理，而且还叫你轻易就信了，不能不说是他的能耐！而且，有些话也不都错。像诗赋不全坏，策论不全好，就不是完全没有道理。他的文名，是早就知道的。由这篇折子看来，果然不为虚传。应当见他一见。神宗当时就要内侍，传苏轼见驾。
“陛下，您为什么要召见臣下？”见礼之后，子瞻突然反客为主，问起皇上来。
神宗不禁吃了一惊。看着一团和气的样儿，竟还有些锋芒？先解释一下吧：“您的折子，朕已经看了。说的与别人不一样，也不无道理，所以想请您来谈谈。”
“这么说，陛下就错了！”子瞻又劈头来了一句。
神宗一头雾水：“朕怎么错了？”
“做臣子的，无不都以皇上召见为荣。如今皇上并不真正了解微臣，只是凭着一个折子就召见我，这不是以言进人吗？传扬出去，恐怕人人都要找这空子钻了！”子瞻教训道。
初次见面，就给朕一个下马威？文人恃才傲物，矫情作态，就有这样的！刚刚不还说尧舜也要进人以言、试人以功吗？我因为言论召见您，有什么错呢？神宗一笑，也不去计较，只转口道：“好，朕喜欢您这样心直口快。身为馆职官员，都应当时时替朕想着治乱安危、成败得失，而且，还要想到就说，毫不隐瞒。”
“谢谢陛下鼓励。”苏轼也开始谦虚起来。
“除了贡举，对于朝政，您还有什么意见，欢迎您也直言不讳。”神宗说。召见的目的，本来就是想多听听他的意见。
“没有。微臣不敢乱言。”苏轼推辞说。
“不敢说，不等于没的说。不要有顾虑嘛！”神宗听出他话里有话，鼓励说，“不是说了吗？治乱安危，成败得失，想到什么就说什么，用不着顾忌。尤其是当前的政治，有什么不妥当的，更要说！就是朕本人有什么不对，也都可以说，没有必要忌讳。”
既这么说，苏轼就不客气了：“陛下有生知之性，天纵文武，不患不明，不患不勤，不患不断。怕就怕陛下求治太急，进人太快，听言太广。孔圣人说：‘欲速，则不达。’陛下要时时警惕才好。”
“能具体说说吗？”神宗问。
“陛下，这只是臣的一点儿直觉。要说，也只能说出一点儿印象。”
苏轼垫了这么一句，就滔滔不绝地说起他的那么“一点儿印象”来了：无非是刚任命的那些官员的是是非非——从王安石说到吕惠卿、程颢等等，只对章子厚多少包涵了一点。
神宗硬着头皮听了几句，到底打断了他：“爱卿说的三件事，朕已记在心里，会好好考虑的。”
皇上既这么说，苏轼只好不再说了，又谈了几句别的，也就告退了。
神宗将苏轼的折子又转给安石看了，问他说：“爱卿看着苏轼的折子怎么样？”
“苏轼很会做文章，无理也能辩出三分理。”安石笑着说，“只是一较之事实，就很难说服人了。如今人才缺乏，思想不一，异论纷呈，不为别的，只为道德不能统一。要统一道德，只有办好学校。学校不是一时两时能办得好的，所以先得改革贡举。苏轼说，进士一科，虽然诗赋、策论什么都考，也还是得了许多人才，倒也不能算错。可那是因为除了进士，读书的没有别的当官路子好走，都一窝蜂拥到这儿来了。既都拥来了，还能没有几个有用之材？这并不能说明进士制度就完美无缺了，动也不必动。人一生正当少壮的时候，不去讲究天下正理，学些切实有用的东西，只是关起门来平上去入，不是诗就是赋，能好吗？凭着这一身平上去入的本事，虽侥幸得了个一官半职，办起事情来却一窍不通，行吗？所以，说到败坏人才，再没有比这更害人的了。不改，怎么成？”
大宋遗事 第七十三回（4）
安石说到最后，多少有些调侃，神宗也笑了：“朕倒也这么想。不过，偏尽管偏，苏轼这人还是能够想事的，文章也是真好，很雄辩，不由人不入彀。”突然又想起那天他们还谈到用兵，就又补充说，“苏轼对朕说：‘用兵之道，先动的为客，后动的为主。为主的常胜为客的，为客的总是吃败仗。治理天下，也是这么个道理。皇上也不要先动，只能以静待动，应之于后，才能无往而不胜。’爱卿看着，他这话是不是有道理？”
“苏轼这话，倒也不无道理，就看怎么看。天下之道，有经有变。他说的是道之经，而不是道之变。要想畅通无阻，总要通经达变才成。圣人治理天下，感而后应，合的正是道之经。就这一点而论，苏轼说得在理。可天下的事情，变化无常，不能拘泥固执，只用一种方式，必须随机应变才成。也拿用兵说，哪里都是后出兵才胜、先出击就一定失败？不过根据时势，权宜而行罢了！”安石很耐心地解释说。
“还是爱卿解得透彻。”神宗赞同说。跟着，又话锋一转，征询安石，“爱卿说这苏轼，给他件把小事试试怎样？”
“用人先试之以事，是应该的。”安石同意。
但究竟让苏轼做什么事，神宗并没有设想，这事也就搁下了。
过了两天，中书奏事的时候，神宗又想起这档子事，便问曾公亮：“苏轼奏对明敏，是不是弄件事让他试试？”
曾公亮想了想，苏轼不在官告院吗，也算是有职事的，还试什么？陛下的意思，显然是要将他升职？可目下哪儿人都满了，并没有什么空位子，只好实话实说：“陛下，目下朝廷没有空缺，京师暂时没什么事情好试。”
“让他到中书去修条例，可以吗？”神宗提出了设想。
修中书条例，是执掌中书文字的文秘官员，事关中书政事及政策条例的制订、发布等等，官轻位重。就文字能力而言，苏轼当然再合适不过。可他处处显山露水，爱独树一帜，与中书似乎很难配合，这位子能适合他吗？勉强用了，他自己处处别扭不说，没准也会误了中书的大事！
“就能力而言，苏轼去中书应该没有问题，可也有不利的一面。他个性强，又好说好动，未必能与中书步调一致。怕就怕经常与中书产生矛盾，那就要误事了。”公亮说出了心中的顾虑。
“爱卿怎么看？”神宗转过来又问安石。
“丞相说得有理。中书条例的事，烦琐得很，又牵动大局，责任重大，从来大官小官谁都不大愿意做。目下的事情，更难做了。我私下里瞅着苏轼，也觉着他不是个勇于承担责任、肯违众济事的人，而且，似乎也好与人不同。要是在中书标新立异起来，怎么办？那是非坏事不可的。况且，用人得再三考察，确实可用，才好使用。陛下对苏轼，也只是听到他的一些意见，这意见还不尽正确，未必可用。到中书，是不是暂时缓一缓，让他试试别的实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