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宋遗事-第13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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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一个千夫所指的坏东西，德宗愣是一点儿都不知道，直到贬谪之后还问别人：“大家都说卢杞奸邪，朕怎么一点都不知道？”大臣们答道：“卢杞奸邪，天下皆知，唯独陛下一个人不知道，所以他才是大奸臣哪！”这一段历史，欧阳修主修的《唐书》上就有记载，神宗是知道的。他的真话原来就是这个！安石不过刚刚到位，还没有开始真正问事，影射他是不是太早点儿？影射自己是糊里糊涂的唐德宗，不也同样无中生有吗？看来，这盾愣是执意非变矛不可了？怎么办？不好办。只能慢慢加以约束，尽量不让它伤人误事，眼下，还是必须应付着。神宗勉强一笑：“丞相说得对，大臣的责任就在于分清邪正。分清了邪正，天下大治也就不难了。”
为了同仇敌忾，共赴国事，富弼又将所有的台谏官员都请到政事堂，动员大家说：“当今圣上最是一位圣明天子，求治若渴，亟待仰仗各位台谏官员同心协力，共襄大业。咱们两府官员，尤其需要各位大人的监督。恳请各位大人不吝赐教，与朝廷同心同德，共创辉煌！”
富弼或者心有所指，但话毕竟不好说白，未免笼统，台谏官员也就不买他的账了。有那嘴快的答道：“丞相说得对极了，我们一定与朝廷同心同德。一切全看朝廷的做法。对，谁敢不从？不对，我们就是想服从，也怕难以办到。”
官话来官话去，谁也弄不清其中的好恶向背。
这一切对于安石，当然都是一种无形的压力，让他真正体会到因循势力的霸道与凶狠，办事不得不愈加小心了。但这些似乎又早在意料之中，虽说承受着压力，倒也并不怎样惊慌。既已走上岗位，也就只能硬着头皮往前闯了。
他先请皇上下了一道诏书，请三司的判官、各路转运使及京内外相关各类官员，尽快上书汇报财经状况，提出可行的建议。无论如何，了解情况与集思广益，是第一桩要紧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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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宋遗事 第七十一回（3）
跟着，他就开始考虑均输的事了。
他又一次打开了《周礼》。相关的章节，他差不多都能背下来了，可仍然看不够：似乎每读一遍，都有新的收获。考虑均输，自然更不能不读《周礼》。周代的财经与税收制度本身，就是一种浸透了智慧的天才举措。
那时，赋税实物的征取，有两大原则。首要一条，是等差区别。第二条，则是通财移用。
所谓等差区别，是指国家收取的赋税实物，有粗有细，有多有少，征取的时候，一律按地区远近，作出区别。以京城为中心，每一百里为一个档次，近粗远精，数量也相应减少许多。比如，最近的一百里，交粮要连秆儿一起交；二百里除去秆儿，到五百里只交精米了，等等。京畿之外的广大地区，则只以本地所产的东西进贡朝廷，不再额外增加别的负担。
通财移用，则是将货币与实物灵活交易的一种变通办法。官府管理并积极干预市场，缺的货物要设法使它不缺，废除不合理的制度；卖不出去的滞销产品，由官府先买下储存起来，到缺的时候再拿出来卖给老百姓。这样做，并不为了盈利，不过借以调节市场而已。
原则虽是两个，总目的只有一条，就是使赋税均齐，不偏不倚，不致苦乐不均，无端加重老百姓的负担，使政府财政富足通畅，合于义理。由古代反观时下的状况，就不能不让人感慨万千了。
时下的实物征收制度，弊端丛生。说是一大弊政，可是一点儿也不夸张。
京城是全国最大的消费中心。除了皇亲贵戚，凤子龙孙，还有官僚士绅、屯驻将士等等，吃穿用度的绫、罗、丝、麻、糯米、土特产品等等，全都要朝廷撑着。除了吃喝拉撒，还有驻军的一些特殊实物需要，比如做军器的瓴毛、牛皮、箭杆等等，也全都要指望朝廷。羊毛出在羊身上。为了维持这一庞大群体的消费，除了夏秋两季及其他杂项等正式税收之外，国家不得不向各地百姓额外无偿地征收这些东西。官府只管根据住户多少，或住户的财产等级、田地多少，硬性摊派，根本不管那地方是否出产这种东西。而且要的时候，也只管按上峰的命令办事，随心所欲，说要就要，不管是不是当行季节。至于别的，比如说为老百姓着想，多留个心眼，以丰补歉——丰年，上贡的东西多，我就多征一点，到荒年歉收，我再少征一点，将过去存的东西拿来充数，他们就更不考虑了。既然这样，老百姓那日子能好过吗？
这还只是征收。
千辛万苦征集来的东西，送到汴梁，你当有人会爱护吗？没那事儿。往仓库一堆，就万事大吉了。想问问到底有多少存货，下年还需要不需要那么多，哪些东西消费多，下年该多收一些，对不起，没处问去，管收的官儿没这个义务。既是一笔糊涂账，或多或少，也就在所难免了。多或少，反正也与任何人都没关系！再多，也还是按章办事收；少了不够，报告朝廷再多收些，或花钱去买，就是了，谁会腰痛？那么，下面这些事要常常发生，也就毫不奇怪了：或者，仓库已经爆满，地方还在源源不断地征集、运送，只好一面降价抛售，一面照收不误；或者，完全相反，地方上已经无物可征，只好高价在市场上收买。谁能囤积居奇，贱买贵卖？只有兼并富豪之家。一来二去，吃亏的只能是朝廷与普通百姓，而得利的，自然是那些有钱有势的大户！
比起古代的均齐之法，这种弊政不是很该改一改吗？
怎么改呢？当然还是过去说的：法先王之意。
首先，应当赋予主管诸路财政经济的方面大臣充分的权力，让他们有权管理所辖地区的财赋收支，知道本地区的一般生产情况；其次，要将朝廷的需求及时通报他们，好让他们灵活掌握辖区内相关物品的收纳、采买；最后，还应当给他们提供一笔资金，让他们有能力机动处理相关物品，买进或收纳，尽量做到就贱不就贵，就近不就远。要是某地根本不出产某样东西，当地百姓只要出点钱就成了，不必再赶鸭子上架，为上贡根本没有的东西大伤脑筋。这样做，至少有三样好处：一是，可以将轻重敛散的权力收归朝廷，大商巨贾再也无缘置喙其间；二是，因为收纳买卖物品都是扣着数字来的，不再盲目，又就近、就贱，再不花冤枉钱，不仅采买费用可以省下不少，额外的运输劳务、金钱支出，也可以省下一大笔开销；最后，老百姓也会因为这种变通办法，减轻许多重敛之苦。这种办法，不仅老百姓得了实惠，朝廷也同样得利多多：除了省而不费，一样的钱可以得到更多的东西，还可以在物品的滞卖与销售之间得到一笔差价，实现双倍收息。既有这些好处，行而久之，还能不国用充足，百姓富裕吗？
他将自己的所有这些想法，全都以制置条例司的名义写进了折子，题目也就叫做《乞制置三司条制》。可到要送给皇上，他还是犹豫了：且压一压再说吧！
除了富弼他们攻击的压力，也还有他自己理念方面的原因。
照他的设想，变革首先应当是从择术与培养全新的官吏开始。可现在，条例司上的第一个条陈却是赋税，他不能不有所遗憾，有所踌躇。
皇上却沉不住气了，已经问了不止一次：“爱卿，条例司的工作最近有什么进展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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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宋遗事 第七十一回（4）
安石只好回答：“正在抓紧进行，已经有些头绪了。”
“那就好。爱卿不必顾虑。该雷厉风行就要雷厉风行，用不着犹豫。”神宗鼓励说。
安石却想到了另一个问题：“陛下，如今急于理财，难免首先要使用能人。”
“这个自然。”神宗能领悟这一点。
“这贤与能，常常难以两全。既要用能，其他方面只好暂时放一放了。”安石继续说。
“是这个理儿。朕也常听先帝说，‘急时用能，闲时用贤’。想来也该就是这个道理。”他说的是英宗。因为有父亲的教诲，他对安石的话一点都不觉着隔膜。
“所以，这里就有个问题。”安石踌躇了一下，说：“天下不知道究竟，只看到朝廷以使能为先，以理财为务，而对于礼义教化等好像一点也不重视，影响所及，对于敦厚天下风俗，是很不利的！这是关系国体、世风的大事，陛下要时时心中有数，想着分清轻重缓急！”
这话似乎在哪儿听过？谁说的？一时想不起来了！用君子不用小人，用小人会败坏风气。呵，对了，不是富弼前不久说的吗？不过大同小异罢了！神宗立刻警觉起来：“爱卿是听到什么流言了？”
“那倒没有，微臣一向大抵就是这么看的。就是理财，也要有个本末之分。”安石解释道。
神宗想起安石关于择术为先等一些话，终于释然了：“没有就好。流言朝朝有，不听自然无。爱卿只管大着胆子做事就是了，千万不要顾虑太多！至于本末关系的话，朕记在心里就是了。好歹，事久见人心。朝廷到底讲不讲礼义教化，长了，总会看出来的！”
话虽是这么说，要真正做到，可没那么容易。
安石进了中书，才发现一件怪事：明明是中书下的札子，却全都打着圣旨的旗号！而且，这些札子还常常言不及义，甚至颇为荒唐。这怎么行呢？圣旨是圣旨，中书札子是中书札子；前者至高无上，后者再重要，也不过臣子的私见，怎么能与圣旨混为一谈？那岂不是以臣代君，完全颠倒了？更奇怪的是，这么明显的错误，涉及朝廷根本的大是大非，居然没人纠正，让它一直延误至今！因循苟且到了这种程度，想起来真让人不寒而栗！
安石当即向皇上奏道：“陛下，微臣进了中书才发现，中书处分事情的札子都被称作圣旨，却十有###不中事理，甚至还有谬误百出的。这中书是中书，中书的文件再重要，也不能与圣旨混为一谈哪！”
神宗还是头一回听说这种事，吃了一大惊：“有这种事？这还得了！”
“所以微臣想请旨，是否以后中书的札子，只以中书的名义发出去，不再挂称圣旨。”安石提议。
这不是维持皇权神圣，杜绝臣用君名的大好事吗？神宗张口就要答应。可回头一想，这是大事，还是问问清楚，征求一下其他人的意见再说，便开口道：“爱卿说的这事太重要，等朕征求一下意见再说，好吗？”
“那是自然，要与大家商议的。”安石回答。
一问的结果，是非竟完全颠倒过来了！
唐介说：“陛下，这中书札子称作圣旨，是有缘由的。”
“还有缘由吗？什么缘由？”神宗不知道。
“当年寇准寇丞相对知州冯拯不满，用中书札子随意调了他的官，被他告到太宗那儿。太宗原来要升冯拯做参知政事，一听就火了，说：‘在前代，中书权臣就是靠用堂牒作威作福。太祖看到中书堂牒比圣旨还管用，就将中书堂牒干脆废了。如今再用札子，与堂牒有什么两样？’打算将中书札子也废了。儒臣张洎说：‘废了札子，中书办事就没有可用的公文了。’太宗这才改了主意，说：‘这样吧，大事用诰敕；其余事情，需要用札子，也要上奏取旨。’中书札子这才被称为圣旨了，哪里是乱叫的？要是札子归中书，不叫圣旨，那不是政权不出自天子，而改成出自大臣了吗？大臣忠诚可靠，都是撇开天子，擅作主张的不法行为，要是用非其人，那祸事还得了！”
“原来这样！”神宗说了这么一句，竟说不出第二句话了！祖宗办事，原来都是有道理的，自然不能乱改！中书文件乱用圣旨名义固然不好，可毕竟请示过，自己还能把握；要是中书不用圣旨名义，自己就下文件将事情了了，朕不是成了空头皇上？这多危险哪！怎么着，也不能这样！至于中书文件不以皇上名义下的种种好处，以及中书是不是也有借圣旨之名而行事等各种弊端，他就再也顾不上去想了。
安石的建议，当然只能泡汤了。你说这大胆为事，容易吗？先在皇上这里，就可能打上坝子了！
这固然是有关权力的大事，可小事，也一样不好办。
神宗不是因为天旱，避殿节食，经过公亮、安石的劝说，到底恢复正常了？到四月神宗诞辰——也就是同天节，安石他们的意见，为尊隆国体，还是要庆祝一番。契丹等处的外国使节，不还要来吗？可富弼却另出高招，说：“历来惯例，有灾变都要撤乐缩食。目下旱灾未断，陛下要是停着寿诞不过，可以向中外显示您恤灾爱民的盛德，正是千秋不泯的一段佳话。请陛下免了寿诞，不上寿吧！”神宗想想这话在理，果真停了寿诞不过了。
说来也就那么巧，寿辰那天，还真下了一场小雨。富弼这下可抓住话把儿了，当然得说话。那话说得也相当俏皮：“虽说下了雨，但老臣倒是愿意陛下不至于因为这场雨太高兴了！仍然要常常想着灾变，敬畏不敏。这老天爷，赏罚分明，报应昭彰，实在太明显了。您修了德行，它就立马下雨；要是将来万一德行有亏，它还不立马又会降下灾祸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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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宋遗事 第七十一回（5）
不说事实胜于雄辩吗？有事实作证，皇上如何不听？何况，他一向还相信天人感应！当时就很动情地答道：“丞相说的都是事实，朕敢不敬畏天地？朕一定将你的话牢牢记在心里！”
不过，神宗倒并没有忘了他的主旨。对于富弼这样的老臣，他或者不能不优容厚待，说到其他的反对者，他有时可就没那么客气了。
做了北院宣徽使的王拱辰，从北京大名府回来，也想拿变法试刀，对皇上说：“微臣回来，也想进些忠言，只是不知道陛下想些什么，不好胡乱开口。微臣常常想到过去的事情。唐代从唐穆宗李恒一直到宣宗李忱，丞相牛僧儒与李德裕互为朋党之争，一闹就是几十年，打的也是变革不变革的旗号。皇上不能不严加警惕！”
这话本身就有不少漏洞。非要了解皇上的意向才好发言，这不是公开承认自己要窥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