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世存亡-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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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上十分顺利，甚至可以说是几乎没有受到阻碍，大量国家权益被轻易窃取。】
与此同时，段祺瑞还为加强独裁，借口张勋复辟导致民国传统中断，拒绝恢复《临时约法》和国会，准备以梁启超“研究系”和各省督军指派代表组建新的临时参议院，制定新约法，组建新内阁。【自武昌起义之后，多次为个人的议员名位背弃孙中山革命路线的国会议员们，这时终于遭到被集体抛弃的报应。】
段祺瑞出卖国家主权、迈向独裁的倒行逆施，必然遭到广泛而强烈的反对，孙中山及其领导下的国民党再度成为革命斗争的领袖和主导力量。1917年7月中旬，孙中山在“暂行自主”的云南督军唐继尧和广西督军陆荣廷支持下，号召为捍卫《临时约法》和恢复旧国会进行“护法运动”。
7月21日，海军总长程璧光率第一舰队从上海南下广州，宣布脱离北京政府，响应护法号召。绝大部分“商榷系”和“政学系”老国会议员也纷纷闻讯南下。
8月25日，孙中山在广州召集国会议员。由于因受到段祺瑞政府胁迫等原因，响应号召前往参会的国会议员虽有150多人，但仍未能达到法定人数，因此被命名为“非常国会”。“非常国会”推举孙中山为大元帅，唐、陆为元帅，组成中华民国军政府，与北京的段祺瑞政府抗衡。10月上旬，孙中山签发讨段令，号召维护《临时约法》，捍卫国会，打倒假共和，建设真共和。段祺瑞政府也提出了“武力统一中国”的口号。于是，护法战争正式爆发。
开战之后，南北两方的前线军阀都为了保存派系实力，不愿积极战争，双方各自出现内部矛盾，并导致内部分裂。
在北方，段祺瑞于10月份派直系军队进入湖南与桂系交战。冯国璋为避免自己的嫡系部队被消耗掉，提出“和平统一”口号。11月，一直消极抗战的直系军队进一步自动从湖南退兵，宣言停战。直隶、江苏、湖北、江西等省的直隶系督军，也联合通电，主张南北和谈。
在南方，滇系和桂系军阀也不愿北伐，一起排斥坚决进行护法战争的孙中山。唐、陆二人实际上一开始就拒不就任元帅职，进而于1918年1月在广州成立“西南自主各省护法联合会”，与孙中山领导的护法军政府分道扬镳。在国民党右派的操纵下，“非常国会”改组军政府，以总裁制代替大元帅制，选举唐继尧、陆荣廷和清廷遗老岑春煊等六人和孙中山一起组成“七总裁”。孙中山被迫辞去军政府大元帅职务。
5月26日，孙中山愤然离开广州，并通电谴责军阀政客“南与北如一丘之貉”，护法运动宣告夭折。孙中山转而发愤研究革命理论和国家建设理论，埋头撰写《知难行易》和《建国方略》学说。【与康有为先研究理论后实践改良运动相反，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实际上是先进行革命，再回头补革命理论和国家建设理论研究的课。前期理性研究的不足，是孙文革命受挫的重要根源之一。导致贸然暴动和茫然革命的根源，在于日本的蓄意误导。前期的一些零散理论，还得益于改良派或者说是保守派的批评（论战）。改良派与革命派水火不容、势不两立的路线斗争，也是近现代中国觉醒道路上的一大悲剧。这不仅仅是两个人和两条道路的悲剧，而是近现代中国一代变法图强精英的集体缺憾和一代国人的集体悲剧。】
段祺瑞在“武力统一”失败后，决定先消灭北京政府中的异己。在冯国璋的代总统任期将满之际，段拉拢一帮政客在北京安福胡同成立“安福系政治俱乐部”，并以此夺取新国会的多数席位。1918年9月，“安福国会”推举徐世昌为大总统，将冯国璋排挤出北京政坛。冯国璋1919年12月28日病亡后，曹锟和吴佩孚成为直系军阀的新头领。
这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将近结束，英美抽过身来支持曹锟和吴佩孚联络南方军阀一起，与日本支持的段祺瑞政府进行争斗。1919年2月，南北双方在上海举行“和平会议”，讨论停战和借款问题。由于双方相持不下，一直拖到5月份爆发五四运动时才无果而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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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三场奇怪的战争·三个狼狈的军阀（13）
十月革命·新文化运动
导致五四运动的直接原因是段祺瑞政府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巴黎和会上的外交失败，此外还有两个重要背景：十月革命和新文化运动。
自1905年日俄战争失败以来，俄国爆发革命浪潮。趁着沙俄的内乱和对中国内蒙古、新疆地区的侵略扩张，德奥发动了世界大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进行到1916年俄国国民经济处于崩溃边缘时，苏联革命进入了高潮，1917年俄历二月，俄国的“二月革命”将贪得无厌的沙皇帝国颠覆。俄历1917年10月26日（阳历11月8日），列宁领导的红军占领冬宫， 驱逐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建立了苏维埃政权。新生的苏维埃政权退出了帝国主义战争。
十月革命中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奉行一套新兴的国家理念。这就是诞生于十九世纪末欧洲大陆的人类社会政治经济秩序新学说——马克思、恩格斯等创建的科学社会主义。这套社会主义学说是对中国的改良派和革命党们正在竭力创建，而在欧洲和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导致经济、政治、社会危机和国际战争的资本主义理论和制度的扬弃。它认为，经济危机和与之相伴的政治、社会危机和人类战争，是资本主义制度性缺陷的必然产物，是资本主义制度无法克服的，建立以公有制为核心的社会主义制度，是问题的解决之道。
俄国的马克思主义传承者列宁进一步认为，被中国等殖民地国家称之为“列强”的资本主义国家，实质上是“帝国主义”，而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高级阶段和最后阶段，通过以城市工人为中坚力量的无产阶级暴力革命，来推翻沙俄这个帝国主义政权，在俄国建立社会主义政权是可行的，而且是必要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为之提供了不可多得而又理所当然的机会。这个“暴力的社会主义革命”被称为“苏维埃革命”。
在十月革命中诞生的苏联政府对外政策也面目一新。就在美国加入一战后不久，苏联政府宣布与德国停战，并退出世界大战。苏联政府还多次宣布，永远放弃奴役、掠夺和瓜分被压迫人民领土的帝国主义政策，在相互尊重、友好和平等的基础上建立相互关系，并特别声明废除沙皇政府和中国、波斯、土耳其、阿富汗缔结的一切不平等条约。与此同时，苏联红军继续向俄国东部追击沙俄残余势力，将新政权推向西伯利亚。
与美、英、日的军政当局把苏俄革命视为洪水猛兽大相径庭，北京政府和地方军阀并没有把苏俄革命视为威胁，甚至恰恰相反，因为苏联宣布取消对中国的不平等条约，中国再也不必为沙俄在新疆和内蒙古的分裂活动而提心吊胆了。
但与此同时，新社会思想的影响正在迅速传播。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为中国送来了马列主义。
新世界文明之曙光。
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这些中###史的经典语录是苏联革命对中国社会深远影响的历史存照。陈独秀、李大钊等一批中国的知识分子，就是用如此慷慨激昂的话语来接受并传扬着苏联革命胜利的消息和社会主义理论。
《庶民的胜利》、《共产党宣言》等一批马列主义思想介绍和译著，使得正在与袁世凯、张勋、康有为、梁启超等宣传的尊孔复古思想交锋中逐渐增长的新文化运动，迅速波澜壮阔，冲上中国历史的舞台，中国社会的政治思想和国家命运也随之突变。
新文化运动的内涵非常丰富，包括打倒孔家店、德先生（民主）、赛先生（科学）、平民教育、劳动解放、妇女解放、白话文运动、新文学革命等等，反帝国主义侵略、反军阀独裁统治等口号，则逐渐成为这个时代的最强音。
第一章 三场奇怪的战争·三个狼狈的军阀（14）
“巴黎和约”·五四运动
十月革命的影响前所未有地强烈觉醒中国社会。就在这时，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协约国的胜利宣告结束了。1919年1月18日，胜利的协约国集团为处置战败国并缔结和约，在巴黎召开盛大会议，这就是巴黎和会。
参会国有27个，其中包括享有胜利国地位的中国。大会主席是法国总理克里孟梭，他与英国首相劳合·乔治、美国总统威尔逊，被称为巴黎和会“三巨头”。和会期间，三人在严守秘密的情况下开碰头会，并决定一切重大问题。
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前的1918年1月8日，威尔逊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说，提出“十四点原则”作为“建立世界和平的纲领”，“原则”中强调“民族自决”，反对“秘密外交”，倡导建立“公正而持久的和平”。这些原则也被作为巴黎和会的基本精神。
但是，各个国家在和会的席位被划分为三等，一等的英、美、法、意、日有五席，其他一些国家三席，一些新成立、新独立的国家两席，中国也被划为这最末一等。
中国代表团准备向和会提出收回山东利权问题，但还没来得及提交，日本抢先在1月27日的五大国“十人会”上提出，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应由日本继承。当天中午，中国代表突然接到下午在法外交部会议厅作陈述的通知，中方决定派顾维钧和王正廷出席。
顾维钧，1888年生于上海，16岁留学美国，他的导师约翰·穆尔曾担任美国助理国务卿，有丰富的外交实践经验。顾于1915年被袁世凯政府派为美国公使，是当时中国最年轻的驻外使节，也是华盛顿有史以来最年轻的外国使节。
会议开始，由日方代表牧野发言，他傲慢地强调：山东租借地早已由德国转移到日本。日本是战胜国，有权处理这个问题。而且，日本非常尊重日本与中国已经签订的条约，中国早已承认日本对山东的权益（指“二十一条”）。这一问题已无争议。
日方的短暂发言一完毕，会议主席克里孟梭便把手向中国代表一指，问是否准备发言，有意为中国代表团制造迅雷不及掩耳的困境。王正廷起立道：“我们代表团的顾维钧博士将予以答复，但应当给予他时间准备中国的声明。”
在美国威尔逊总统和国务卿蓝辛的支持下，克里孟梭宣布明天上午开会听取中国的立场。28日11时，顾维钧脱稿呈词，严正申明了中国的立场：
中国代表团要求和平会议将德国战前在山东的租借地、铁路和其他一切权益归还中国。
有关领土是构成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也是山东省的一部分，有三千六百万人口。他们是中国人种，说的是中国语言，信仰的是中国宗教。无疑，大家都知道这片租借地是德国用武力夺去的。基于和会接受的民族自决与领土完整的原则，中国实有权利要求归还这些领土，中国代表团认为这是正义的和平条件之一。反之，如和平会议采取不同的见解，将这些领土转让给其他国家，这在中国代表团看来无异以错就错。
就战略而言，胶州控制华北的门户，即控制由海岸至北京的捷径。一条铁路直达济南府，与津浦铁路相接即可通达北京。为中国国防利益而言，中国代表团不能答应任何外国拥有这生死攸关的地段。
中国很明了日本海陆军曾驱逐德国的势力于山东省之外，中国也很感激英国在这方面的协助，虽然当此之时，他自己在欧洲也遭受重大的危险。中国也不忘其他盟国在欧洲的贡献，因为如果没有他们牵制德国，德国很容易调遣援军赴山东，而使山东的战事延长。中国尤其感谢这些协助，因为山东的人民为了夺回胶州的军事行动，曾遭受痛苦和牺牲，尤其在征募人工和各种给养方面。
尽管我们满怀谢忱，但中国代表团深感对祖国和世界均难疏职责，如果我们为了感恩而出售同胞的与生俱来的权利，从而将种下未来冲突的根源。因此，中国代表团深信会议在考虑处理胶州租借地和德国在山东的其他权益时，必会郑重顾及中国的基本权益，即政治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权益，以及顾及他力谋世界和平的热忱。
顾维钧的发言赢得了热烈的掌声，中国代表团成员更是起立鼓掌。威尔逊和蓝辛快步过去跟他握手祝贺。威尔逊说：“这是阐明中国立场的最好的演说。”英国的劳合·乔治、贝尔福也跟着走来握手道贺。更为出乎意外的是，日方代表西园寺也从主席对面的位置上过来向顾维钧握手致敬。【近现代中国不缺乏优秀的外交人才，更不缺乏爱国精神，甚至未必真正缺乏科技人才，可惜，由于主宰国家命运的中央政治当局腐败无能，远远未能人尽其才、物尽其用。中央政治的紊乱、中央政客的无能和反动，无疑是近现代中国政治的最大悲哀。】
但是，经过长达5个月的激烈争吵和私下交易，和会于6月达成处置战败国德国的《凡尔赛和约》草案时，仍规定将德国在山东的全部权益转给日本。
“巴黎和约”关于山东问题的决议传回中国后，举国愤怒，群情激昂。5月3日，北京各界人士举行会议，对该条款提出抗议。5月4日，北京学生3000多名###天安门广场示威，高呼“还我山东”、“拒签和约”、“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口号。游行队伍在使馆区受阻后，转向外交部长曹汝霖住宅赵家楼，事先被调去保护曹汝霖的警察，为学生们的爱国行动所感动，让学生们越墙开门进楼。曹汝霖见势不妙，从后门溜走，愤怒的群众痛打了在曹宅的驻日公使章宗祥，并烧毁了赵家楼。（曹汝霖签订“二十一条”时是军阀政府的交通总长，章宗祥是驻日公使，出卖胶济铁路经管权、济顺和高徐两铁路修筑权给日本的经手人。）当时，有一个日本人出面护卫章宗祥，学生们因害怕引发外交纠纷，没有打他。
北京政府出动军警逮捕了示威学生和群众，进一步激起了全国各地的愤怒声讨，五四###迅速扩散，一月之内遍及全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