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世存亡-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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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布保安制度。
日本外务省一些官员担心重蹈诱迫袁世凯签署“二十一条”时的狼狈，对军方和田中政府强行阻止中国南北和谈之举提出批评。其中，亚洲局长有田指出：
日本虽欲东三省分离，且以助长其趋势为得策，但绝无付出异常牺牲勉强向该方冒进之必要……日本如强制东三省自中国本部分离，中国自不待言，各外国亦必将以日本违反多次声明以及《九国公约》而进行非难。其后果极其严重，如此事态包藏日本之危机……今就东三省之分离问题……亦颇有认为此机一失解决无期竟思勉强行事之形势，此乃极为危险之事。今后极应以要求“二十一条”时之情况及其后果为前车之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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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三场奇怪的战争·三个狼狈的军阀（34）
外务省打算派有田赴南京与国民政府交涉满蒙悬案，但由于美国发表声明承认国民政府的关税自主权，这使得日方在此时提出特殊权利变得不合时宜，交涉计划搁浅。
导致有田之行搁浅的更重要原因，还是日本国内的侵华策略产生分歧。主张以强硬手段入侵中国的前奉天总领事吉田茂（战后曾任首相），向田中提出政策建议：
对满政策从来之病炉，其错误不在于政策之目标，而在于实行之方法。
对于推行以经营满蒙谋求稳定我国民生活之国策，不求之于发动本国之国力，而一味追求渺茫的中日亲善，结果使我国举国上下汲汲于逢迎中国，以致陷入自屈而不觉，徒使趋炎附势之中国人妄自骄傲。求得中国方面之善意固属当然，但须首先具有发动本国国力之决心方可。企图在别国扩展本国之国力，而对该国官民仅感之以善意，如此国策，未闻有成功之先例。在执行发展国力之国策时，纵为对方所不满，亦不应踌躇不前。
英人之印度政策，并不在于印度人之以善意欢迎；法人在阿尔及利亚，虽无人望但亦不放弃其国策；而美国人在中美洲则被视为蛇蝎。任何土人亦不可能箪食壶浆以迎侵略者。
惟独吾人之执行对华对满政策，却片面恐惧中国之排日感情，实难理解。既图对华对满之发展，则应对排日有精神准备……
况中国排日运动之不足畏，以往事例可资证明。且中国在满洲之未能有所作为于今日已明，执行我之国策何需迟疑？
惟思张作霖（应为张学良）之军政，不久各方面将出现破绽，满洲治安及财界混乱指日可待。当前之对策，每逢机会即应首先向天津、山海关、兆南、吉林、临江、间岛各地断然增兵或派兵，以防关内兵乱波及满洲，进而要求张政府改善其施政。【吉田茂这段话，深刻改变了日本此后的侵略方式。】
田中义一内阁接受了吉田茂的主张，并任命他为外务省次官，试图强行贯彻肢解东三省的政策。田中还派遣一战时的驻华公使林权助男爵为特使，借参加张作霖葬礼之机，阻止张学良进行南北和谈。
在林权助于7月21日从东京出发当天，田中向他强调了自己的满蒙政策理念：
如中国共产党分子进入满洲，经济基础将遭破坏，且危及对朝鲜之统治，故须彻底防止。为促进中国之统一而牺牲我对满洲之信念，断无必要。盖多年来协助中国之统一，同时亦即在于实现我对满洲之所欲。有人认为实行三民主义、悬挂青天白日旗亦无所谓，但我则认为决不可行。如将满洲之事与南方政府交涉，则可能成为国际问题，应坚决避免。
二战后日军大本营陆军部的编纂者解读这一谈话时强调：
以上田中讲话值得注意的是：协助中国统一的目的在于为所欲为地统治满洲。这完全暴露出田中首相，以及包括日俄战争以来日本统治阶层在内的全体国民对满洲的观念和对中国的态度，是日本向来对中国政策的共同点，也是作为第二国体论的“满蒙特殊权益论”的本质。【1。 早在甲午战争之前就已如此。2。 注意，这里说的是“全体国民”！】
由于获悉在8月5日张作霖葬礼之前有南北妥协的活动，林久于8月1日和3日两次访问张学良，劝他把和谈时间至少延期到与林权助特使的会谈结束之后举行。
4日，张作霖的丧仪在奉天大元帅府举行。当天，张学良会见了蒋介石的代表方本仁，提出分三步走的统一方案：1。 停止热河和关内军事行动，所有军队由国府收编结饷；2。 三省政治分会人选，由三省人员充任；3。 党务指导委员会须三省政府同意后始设立，然后易帜。
两天后，日本首相的“吊丧特使”林权助向张学良递交田中致信，信中再次反对东北易帜。
7日，日方商议了一个“满洲形势急变之对应措施方案”：若张学良不听劝告，“应以帝国自当对满洲采取自卫措施，并将改变从前对张学良个人的善意态度，撤回现在日满间一切善意关系，对之进行威吓”，并“暗中操纵东三省的旧派分子，驱逐张学良、杨宇霆等新派，重新扶植与我政策一致的亲日政权，以之为对手积极改善施政。”
在参加完葬礼之后，8日，林权助、林久与张学良、杨宇霆举行了会谈。林权助警告说，当前绝对不可南北议和及悬挂青天白日旗。如不放弃易帜，日本政府将以武力制止，或将发生重大事件。
岂不知，正如日后张学良自己所强调的，他的性格恰恰反感被别人威胁。他再次明确回答林权助说，南北妥协为大势所趋。
9日，张学良到日本驻奉总领事馆回访。林久对他提出严重警告：“如不听我方劝告，与暴戾的南方妥协，为维护我方既得权益，将不得不采取必要的行动。”张学良回敬说，他只能以民意为依归而使中国统一，请转劝日本政府切勿轻举妄动。如果日方坚持要采取什么行动，他也“没法子”。
在当夜紧急召开的东三省保安会、三省议会联合会上，做出与南京妥协的决定，但没有确定实施日期。
第二天，日方获悉这个情报，赶紧通过保安委员刘哲商议缓和局面的办法，最终与张学良达成暂缓三个月实施易帜的口头协议。
日方随即做出军事威胁。12日，哈尔滨发生日人私运大宗军火案。18日，日军在奉天大举演习，形势紧张。
这时，美国驻华公使马恭瑞“途经”奉天，与杨宇霆在美国驻奉总领事馆密谈，表示美国愿意协助张学良及早易帜。林权助因此缓一日归国。
英新闻记者辛博森赴奉参加张作霖葬仪后，退抵北平，发表谈话，证实张作霖确为日人炸死。
20日，日本驻东三省各地领事在奉天省城举行会议，议决积极保护日本在满蒙利权；力促张学良采取“独立主义”；增加满蒙军警；设立满蒙银行。
但是，美英两国的举动，却让日本高层感到了很大的压力。9月6日，林久治郎奉诏到东京，向田中首相汇报炸死张作霖的真相和东北局势，商议对策。
在会上，8月中旬刚刚离任的满铁总裁山本条太郎提议，为在张学良手上完成先前与张作霖的密约，可以考虑以缩短商租权期限和放弃课税权、警察权为条件进行交涉。但这个提案遭到政务次官森恪的反对，未获通过。
最后，田中决定作出妥协：
为确立我在满洲经济活动的基础，应先行开放该地使日人居住营业，并享有土地利用权。为此，日本也准备放弃治外法权。当前，则以大正4年（1915年）日中条约规定的在南满居住往来自由及商租权，与张学良进行交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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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三场奇怪的战争·三个狼狈的军阀（35）
7日，皇姑屯事件前后调驻南满路沿线的日本驻朝军第40旅团长仙波安艺，率本部自奉天省城撤回平壤原防。
10日，日本外务省与满铁在神户举行联席会议，议定满铁应与张学良交涉签订吉会路（延长－吉敦）借款协约，并与吉长路联合经营；由满铁承包铺设吉敦等铁路；允许满铁“开发”东三省经济（整理奉票、设立东三省银行等等）。具体由山本回任交涉。
11日，驻奉天的日军第28炮兵联队、驻海城的第19联队也撤离回国。
9月24日，林久治郎返回奉天后，立即开始交涉。27日向张学良表示，如必易帜，须先解决满蒙悬案。为“支持铁路方面的交涉”，9月下旬，日本当局将关东军从山东撤到辽东半岛的旅顺基地，并在长春留驻“有力部队”。
但日方的铁路要求和调兵举动，激起了吉林学生示威运动。张学良和张作相以此为由，放缓了与日方的谈判。
当月30日，日方被迫将驻奉日军第27旅、第15联队、独立守备司令部、第14师团一部分别撤回原防柳树屯、旅顺、公主岭、辽阳。
10月上旬，山本向奉天方面要求修筑延（吉）敦（化）段，最后完成吉（林）会（宁）路并与吉长路联运，张学良为整理奉票和开发蒙边，以向日方贷款5000万元为条件，表示同意，但随即遭到延边、吉林和东三省各界的强烈反对。
10月19日，林久还向张学良提出，以撤废东三省治外法权为条件，给予日方“土地商租权”，遭拒绝。
日本自当年5月出兵济南以来，由于中国的抵制日货运动，经济损失惨重。其中，仅仅六七月份的贸易损失就高达1700万日元。撤军谈判中，南京方面与日本总领事矢田达成协议，以日军从青岛撤兵为前提，解决满蒙悬案。但是，日本陆军方面坚持强调山东驻军的必要性，拒不让步。
1928年11月10日，日本将举行新天皇裕仁的即位大典。日本各方都希望在此之前解决济南撤兵、满蒙悬案和关税等重大问题作为献礼。
10月底，田中派遣亚洲局长油田携带致蒋介石的亲笔信赴南京，以撤销治外法权与土地所有权和内地杂居为交换条件，进行交涉。南京政府仍坚持济南撤兵的前提原则。
11月初，眼看东北易帜的三个月期限将到，山本条太郎再次到奉天交涉。由于各界民众的强烈反对和满蒙五路等涉外问题已经交由南京中央政府负责，交涉毫无进展。
裕仁天皇即位当天，南京日本领事馆向国民政府和民国要人发出了约200份请帖，实际出席者仅警察署长等下级官员十二三人。但同日在领事馆附近金陵大学和南京市立教育会馆举行的济南五三惨案半周年纪念追悼会上，却是党政要员济济一堂，形成鲜明对比。
1928年12月29日早晨7时，奉天城内外乃至全东三省的官厅，一起将青天白日旗悬挂出来。张学良等联名通电全国：“已于即日起宣布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改易旗帜”。易帜典礼在奉天省府礼堂举行。张学良在典礼上发表讲演时强调，易帜的目的，在于效法日本“大政奉还”先例，谋国家富强统一。这就是著名的“东北易帜”。
第二天，国民政府宣布任命张学良为东北边防总司令，张作相、万福麟为副司令。翟文选、张作相、常荫槐、汤玉麟分别为奉天省、吉林省、黑龙江省和热河省主席。
日本田中首相对张学良在易帜之前没有预先告知日方深感懊恼，于30日命林久治郎向张学良表示“帝国政府颇感意外”，并警告说，今后万一无视与帝国之条约协定，或阻碍与东三省进行中的交涉，以及因东三省治安混乱影响日本权益时，帝国政府将断然采取必要措施。
林久治郎向田中建议说，此时阻止南北和谈已非善策，建议改为询问张学良是否有意确实保护日方权益，如果是，则进一步严正提出实施吉会、长大铁路工程协约的要求。
【从以上情形估计，日方与张学良或奉天省高层之间在东北易帜问题上可能有一个秘密协定：只要在1928年11月10日日本新天皇裕仁的即位大典之前不施行易帜，日方就不武力干涉易帜，双方都尽力遵守了这个承诺。不过，日方没动武的根本原因，还是由于准备不足。】
1929年1月4日，山本条太郎派町野武马去会见张学良，为铁路交涉作最后的努力。张学良表示满蒙铁路的问题已经移交南京交通部处理，只能与交通部交涉。而这恰恰是日本方面最不愿意出现的结果。
町野为在奉天失去了交涉对手发愁，想到了以往曾与张作霖、张学良一起参加过与日方交涉的杨宇霆。此时，杨被任命为东三省兵工厂督办。由于当时东北将大面积裁军，他这个职务不是肥差，他正在为未能在东北易帜后获得东三省要职而对张学良和南京政府不满。町野的利诱，打动了杨宇霆。
10日下午，杨宇霆和黑龙江省主席常荫槐两人一起去找张学良，提出成立东北铁路督办公署，并拟任常为督办。谁也没料到，当晚，张学良将此二人枪杀于大帅府老虎厅内。
张学良连夜向南京报告了处死杨、常的原因和经过，列举了杨、常勾结日本的罪状，并向社会公布。奉天百姓闻讯拍手称快，并称此事为“杨常而去”。
当天，东北政务委员会电派万福麟暂兼黑龙江省省长职务。2月9日，南京政府正式任命万为省府主席。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参谋长臧式毅接任东三省兵工厂督办。至此，东北易帜告一段落。
另外，在1929年3月28日，日方决定将第3师团于5月20日全部撤离青岛。因为：
济南事件是投入两个师团兵力历时一年既困难又不愉快的事件。其结果激起中国的排日及排斥日货运动，大大影响日本对华输出，其后又发展到炸死张作霖事件，不仅与国民政府关系恶化，满洲的局势已日趋严重。
于是，日本为刺杀张作霖以夺取东三省，和为破坏南北议和而阻止东北易帜，以及谋取满蒙新五路和土地商租权等的计划，均告失败。难怪日本作者在《评传田中义一》中强调：
田中内阁强行阻止南北妥协亦告失败，年末东北易帜，不仅对满洲政策遭受挫折，甚至关税交涉也完全陷于孤立。而且，不仅济南事件，即较之英美处于有利地位的南京事件，也不能解决。
挥舞战刀已丧失威力，日本的威信正在衰退。田中外交濒临末日。
在皇姑屯事件之后刚好一年的1929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