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世存亡-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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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停止对东三省兵工厂供应煤炭及其他各种材料；
3。 禁止京奉线专用列车通过满铁附属地；
4。 外务、陆军、关东厅、满铁共同体会政府之意图，禁绝东三省方面的要求，并严正声明，今后将对东三省方面从各方面采取对其不利的措施。【孙：这样一来，奉军无法与北伐军大战，必败无疑。】
吉田随即按指令与奉天省长莫德惠交涉，态度蛮横地“要求中国方面反省”。莫德惠、张作相、交通总长常荫槐等都对吉田所提的要求和蛮横态度不以为然，采取了抵制态度。吉田受挫之后，森恪、关东厅长官、关东军司令官、芳泽、吉田和满铁方面的负责人山本条太郎等，于8月15日在旅顺召开“满蒙交涉”专门会议。会议决定由驻华公使芳泽谦吉在北京直接与张作霖谈判。
24日，芳泽向张作霖提交了“满蒙觉书”，要求解决一切悬案。张作霖认为交由地方办理更有缓冲余地。杨宇霆还希望芳泽转告奉天总领事吉田，把脾气放好一些，以利和谈。
9 月 4 日，沈阳爆发 2 万人的大规模反日示威游行。关东军断定系奉天当局煽动所致，对张作霖恨之入骨。
与此同时，满铁总裁山本条太郎对日方直接采取正式的外交解决方式和粗暴的态度所引起的矛盾激化很不赞成，他就此向田中提出：“吉田总领事最近在奉天对莫省长采取了极端强硬的态度，甚至公然提出将拒绝铁路联运问题，中国方面因此极端反感。如果这种形势发展下去，铁路问题终将无希望解决。”
田中决定改派山本直接与张作霖交涉。山本表示：“本人深感满铁社长地位之重要，故以极大之决心前往赴任。为了首先使铁路问题获得有利解决，已经启用江藤，正在进行筹划。根据江藤可以跑到张作霖的寝室内自由交谈来看，必定能获得某种成果。应将全部情况严格保密，不能让外务省轻举妄动。”
接着，日方一面让张作霖的顾问町野武马极力向张推崇山本，一面让江藤通过私人关系说服张作霖同意“东方会议”决定的在东北境内修筑的七条铁路。迫于日方的压力和当时国内的内战压力，张作霖最后同意修筑其中五条。
山本得到报告后，惊喜得难以置信。又派满铁专车送自己的夫人前往北京，以游览的名义，打探江藤报告的虚实。山本夫人的一周之行，受到张作霖前所未有的盛情款待。张作霖不仅亲自主持了欢迎仪式，还特意派人四处搜集山珍海味设宴招待。
10月10日，山本亲自前往北京，与张作霖、杨宇霆“就铁路问题、维持满洲治安方面的换文问题以及日中经济协定问题进行了会谈”，达成《满蒙新五路协约》。
15日，町野和江藤携带该事件抄本会见张作霖，张作霖亲笔题写“阅”字，以为同意之证据。
这个“阅”字，大有名堂。原来，《马关条约》、《###》、“二十一条”等等卖国协约，使得中国社会对向外国出卖路权非常敏感、强烈反对，签署者几乎无一有好下场。张作霖顾及前车之鉴，就写了这么一个不伦不类的“阅”。
但日方对这个“阅”字很不放心，多次要求张作霖在协定上履行正式的签字手续，变成与北京政府间的正式协定。张作霖则担心这件事情一旦暴露，将被骂为卖国贼，甚至使他失去现有地位，所以他申诉苦衷，不允作为政府间的协定，恳求无论如何，作为日本政府和张作霖之间的密约，由地方解决。加上张作相、常荫槐及奉天省议会和总商会的消极抵制，张作霖迟迟没答应日方要求。
在此期间，北伐军在徐州战役一度遭受惨败后，1928年4月10日重整旗鼓，朝山东方向北上。4月17日，日本内阁会议决定由陆、海、外三省协商干涉办法。19日，内阁会议决定第二次出兵山东，由天津急调步兵三个中队作为临时派遣支队前往济南，由国内派第6师团登陆青岛，沿胶济铁路线驻防。20日发表申明，宣称是为保护侨民出兵。当天，关东军参谋长斋藤恒给日本陆军次官和参谋次长的电报中提议：以关东军主力不失时机地阻止两军进入山海关或锦州附近，并不论何方军队，概行解除武装。
5月2日，蒋介石指挥的第一集团军先头部队进至山东时，日军抵达济南的兵力已达4万人。蒋介石向日方提出由中方负责山东治安的要求，要日方停止增兵，并撤离已派部队。5月3日晨，日军对刚刚抵达的小股中国军队和居民突发攻击，制造了“五三惨案”。蒋介石下令北伐军避免与日军冲突，绕过济南，继续北上。【这是蒋介石第一次与日军正面交锋。】
5月1日拂晓，北伐军第四军团方振武首先攻进济南，并被任命为济南卫戍司令。部队进入济南时，日军早已在市内各马路构筑工事，敷设电网。日本浪人也组成“日本义勇团”，宣称保护本国侨民的生命财产。当天北伐军在济南不断遭受日军杀害。其中，北伐军第一军营长阮济民带着4名连长及几个徒手士兵在济南城内找房子，被日本军和日本浪人用刺刀全部杀死，并用卡车拖去焚尸。方振武于当日下午亲自前往日本领事馆，与日领事西田及日军头目斋滕交涉。日方答应将街道上所设工事暂时拆除，日军退回兵营待命。 当晚，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黄郛的专车抵达济南。战地政务委员会委员兼特派外交员蔡公时也于次日抵达济南。
第一章 三场奇怪的战争·三个狼狈的军阀（31）
2日，日军第六师团长福田彦助率部由青岛驰援济南。从5月3日开始，日军对济南军民进行血腥屠杀。当天，黄郛到日本领事馆交涉，随从被日军缴械，他还被迫在一个报告上签了字。内容是中国军队在某处打死了一个日本军曹。黄郛回宾馆后，仓惶逃出济南。
3日上午，蔡公时率领18名署员到山东交涉署上班。当天，特派员公署被日军围困，公署人员一天没吃饭，只喝了些自来水，电话线也被切断，与外界完全断绝了联系。当日下午4时，一群日军冲进外交特派员公署，把署内人员随身携带的自卫枪支全部缴下，又拉走几个外交官员充苦力运送枪支弹药。
当晚9时，50多个日本兵又闯进署内，将外交文件、地图等弃置满地，将当天刚刚挂上去的青天白日旗和孙中山画像统统撕毁。蔡公时用日语抗议，说这是中国政府外交机关，非军事单位，日军应尊重睦邻友谊和外交礼节。日本兵不等他说完，就用枪托将他打翻在地。 一个日军士兵宣读了福田彦助屠杀外交官员的命令。蔡公时翻译给大家说：“日本兵要剥去衣服、枪毙我们。我们没法，赴死可也。”
日军将署内18人一齐捆绑，拉到院内场地，撕去所有衣服毒打，再用刺刀乱戳乱砍。当夜，交涉署十八名官员，除勤务兵张汉儒外，都被杀害。据张汉儒回忆说：
当时我虽已血流满面，痛之彻骨，但还惦记着蔡公时主任不知被日军作践成什么样子。我借手电所见：诸人大多有耳无鼻、有鼻无耳、血肉模糊，其状之惨，令人毛骨悚然。蔡主任被削下鼻子，割去双耳，挖去双目后，整个头部和胸前被鲜血染红。
5月8日，日军重炮攻城，11月济南失陷。据世界红十字会济南分会调查，整个济南惨案中死亡6123人，伤1770人，奸杀妇女无数，财产损失无法计数。
当时，亲自指挥北伐的蒋介石与冯玉祥在济南以南的党家庄车站会晤，他最后决定，济南驻军一律撤出，避免与日军冲突升级，其他问题由两国政府遵循外交途径解决。北伐军绕过济南，继续北伐。
6月初，外交部长黄郛因办理对日外交不力，引咎辞职。王正廷被任命为外交部长。王随即与日方就济南惨案进行交涉，一直拖到1929年3月28日，中日两国才就解决济案问题在南京正式签署协定。
当中国军队撤离济南后，日军则继续从关东军增调第28混成旅，从朝鲜军抽调临时派遣飞行队，与先前抵达的部队一起，在济南和胶济铁路沿线，对奉命抵抗的中国军民进行屠戮。【1。 五三惨案，也称济南惨案，为北伐及蒋介石和民国政权的奇耻大辱，讳莫如深。2。 堂堂北伐军竟然不抗击日军入侵山东！这无疑是国民党、黄埔军校和北伐历史的奇耻大辱。】
就在北伐大军进逼津京的危急关头，5月7日，日方又派江藤去找张作霖。江藤强调说，由于时局关系，满蒙新五路协约有迅速签字的必要。
张作霖迫于无奈，咬牙同意了延海、兆索两条铁路。第二天在大元帅府将两项合同盖上了印章，并亲书“阅准行”。当晚，町野和江藤又与交通部次长赵镇签订了敦图、长大两条线的合同。（注：以上两次签字时间，另有分别为5月13日、15日之说。）
当月中旬，张作霖本人和张学良、杨宇霆分任总副司令，部署三路大军准备决战。
值此南京政府的北伐军与###的奉军决战前夕，田中内阁连日会议。虽然张作霖已经冒险口头应允了满蒙新五路，并签署了其中四条，但日本当局还是决定抛弃张作霖。5月16日的会议最终确定了一个《关于维持满洲地方治安的处置案》，决定让张作霖率奉军退回关外，促成东三省划地而治。
17日，芳泽奉命劝说张作霖：“大势已经如此，为使战乱不波及京津，收拾军队撤回满洲以维持治安，是万全之策。”并提出将彻底解决“满蒙悬案”作为保障奉军顺利撤回老家的前提条件。
张作霖对日方临阵拆台和趁机敲诈勃然大怒，当即拒绝。芳泽彻夜说服，张作霖最终勉强同意暂行撤回关外。
第二天，日本政府向奉军和北伐军两方发出警告照会：
战乱行将波及京津地区，而满洲地方亦将有蒙受其影响之虞，盖满洲地方治安之维持，最为帝国所重视。如该地区治安受扰乱，或者发生足以引起治安扰乱之事态，自为帝国政府所欲极力阻止。是以，当战乱发展至京津地区，其祸乱将及于满洲之际，帝国政府为维持满洲治安起见，不得不采取适当而且有效之措施。
在发出照会的同时，田中内阁下令驻旅顺的关东军总司令部下达进驻奉天的命令。关东军司令长官冈村长太郎随即拟定19日下令向奉天和锦州发兵，并解除奉军武装的计划。
但由于芳泽这边对张作霖的工作有所进展和其他方面的原因，关东军的出兵计划被紧急暂停。
23日，日方又派华北驻军参谋浦登江中佐，到保定去劝说张学良、杨宇霆撤回关内，并要二人进一步劝说张作霖。两人认为，一旦失去日本的战争支持，势在必败，与其狼狈溃败，反不如主动撤退。这样一则保存了实力和东北老家，不至于因北伐军和日本的两面夹击而一败涂地，死无葬身之地。二则还可以获得避免内战、顾全大局的声誉。于是，二人决定撤回关内。
与此同时，虽然日本陆军部、海军部和关东军都主张大举出动关东军解除奉军武装，一举占据东三省，但日本外务省和首相田中权衡中国革命形势和美英干涉形势，认为此举风险难料。见外交方面说服工作取得进展，田中于5月31日正式决定延期出兵。军方对此强烈不满，参谋部作战部长荒木甚至说：“不知还会发生什么事情，作战部将不负责任。”
张作霖非常舍不得好不容易抢到手、坐了还不到一年的“陆海军大元帅”的宝座，但他最终还是在日方和张学良等的劝说下，决定为避免重蹈袁世凯的狼狈结局而主动退回关外。
第一章 三场奇怪的战争·三个狼狈的军阀（32）
关东军炸死了自己一手扶持起来的东北王
6月3日凌晨，张作霖乘专列车从北京返奉，沿途戒备森严。
这一天是张作霖精心挑选的黄道吉日。因为，第二天，也就是预计抵达奉天的当天，将是其子、少帅张学良的生日，这一天被张作霖认为是非常幸运的一天。因为据张学良日后向记者讲述：“听大人们讲，就在我出生时，父亲头一次打了一个胜仗，起了家。”
车到天津，日本顾问町野等下车。行至山海关，黑龙江督军吴俊升专车迎接，并将所乘车厢插入张作霖所在车厢之前。这时又有日本人下车，车上的日本人只剩下仪峨诚也一个人了。
4日凌晨5时20分，列车行至沈阳西北皇姑屯车站的南满路与京奉路交叉口时，突然京奉铁路轨道发生猛烈爆炸，将火车头上的南满铁路桥都炸垮了。专列被炸毁，张作霖重伤，吴俊升被当场炸死。张作霖被闻讯赶来的卫队救回帅府，于当日上午9时30分不治身亡，时年54岁。
第二天，山海关、锦州间的一个车站，又发生了奉军军车脱轨事件。
由于奉军在爆炸现场发现两名不明身份者，在其身上搜出北伐军的信。一时间，到处流传“北伐军的南方便衣队行刺张作霖，并在东北制造暴乱”的说法。
但是，有一个姓王的乞丐向奉军报告说，是日军炸死了张大帅。奉军当局根据他提供的线索，并联系其他线索，很快查明，炸死张作霖的真正幕后凶手的确是日本关东军高层。
原来，关东军高层的出兵计划之所以被否决，最主要原因还不是外务省对张作霖的劝说取得进展，而是日本军政高层担心出兵行动本身的巨大风险：虽然当时北伐军的力量看似有限，但北伐军的斗志十分高昂，中国国内的反日情绪非常高涨，潜在的战斗能力难以预料，如果美英等国又公开支持北伐军统一东三省，一仗下来，结果未必如关东军所想象的那样轻松。日军在出兵西伯利亚时，藐视苏联红军并被击败的惨重教训不得不吸取。
于是，在出兵计划被中止后，关东军方面决定采取刺杀张作霖个人的方式，来以较小的风险来达到出兵行动所希望达到的目的。同时做了另一手准备：“万一奉军起兵”，“即以张景惠为内应，成立奉天独立军”，建立傀儡政权。
关东军司令官村冈长太郎原打算在北京刺杀张作霖，因担心那里各国耳目太多，不易成功，容易弄巧成拙，参谋长斋藤和高级参谋河本大佐将刺杀计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