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在我-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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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高档案中记录的1959年“大跃进”以后的三年大饥馑岁月，劳教右派们所经历的苦难、折磨和死亡的悲剧，使人们惊骇和心灵震颤。杜高经历的那“两个窝窝头事件”，最真实地反映了那个残酷的生存环境对一个知识分子精神人格尊严的践踏和摧残。那是在1960年冬天饥饿的日子里，一次由杜高为小组打饭，恰好有一人没来，多余了两个窝窝头。杜高没有及时送回伙房，他有过吃掉它们的念头，但他又不敢吃。正在这时，管教干部发现了这两个没有退回的窝窝头，对他进行追问，他立即作了口头检查，但管教干部不罢手，又召开小组会，发动劳教犯对他进行批判，再责令他写出书面检查。在那个寒冷和饥饿的1960年的除夕之夜，监舍铁门外站着荷枪的警卫，杜高便在昏暗的灯光下，趴在炕沿上，一字一字地鞭挞自己的灵魂，坦白交代自己内心深处的犯罪苗头，批判自己的“可耻”“恶劣”“贪婪”，一直到“反人民”的阶级本性，再从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批判到剥削阶级的剥削意识——杜高用密密麻麻的小字写的《检查》共有四页，前三页和小组会批判他的记录都收在李辉编的《一纸苍凉》中，第四页夹在我发现的这本档案里了。
在《一纸苍凉》中还有一些遗落的文稿，也在我收藏的这册档案里找到了。比如杜高写的两篇改造小结，《一纸苍凉》中只收录了小组会对小结的评论意见，没有小结的原件。巧的是这两篇长长的小结也订在我收藏的这册档案里了。
经过了漫长的劳教岁月的磨难，我们看到杜高的身体已受到严重的创伤。档案里保存了1966年农场医院的诊查单和病情报告两份资料。他那时已患有重病。到了1969年，他已经对自己的前途完全绝望了。在《又见昨天》中他曾说“我不再是我”，他已经失去了自我，在精神上已经死亡。
可是在这册档案里，我发现了一份1969年10月2日一位同他关系不错的难友揭发他的“反动言论”的材料，这是最后的一份材料，因为11月4日他就离开农场遣送回原籍了。这位难友这样写道：“杜高对我说：我们过去（解放前）等待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新时代来到了，但是现在我们又要等待一个新时代的到来。”杜高先生看到这份材料后沉吟了许久。他对我说，时间过去了快四十年，当时是怎么说的一点也想不起来了，这位难友写这篇揭发材料的动机，也猜想不出来了。但这是一句知心话，在那样一个严寒的时代氛围里，只能对信得过的朋友才会说的一句真话。也许那时候我们的内心深处确真闪动着一个朦胧的希望，祈盼着有一天能结束这个苦痛的年代，迎接一个新时代的到来。也许正是这个希望支撑着我们活了过来。
我读完《又见昨天》后很受感动，便在澳洲华人电台连续播送了这本书。许多老年华人联系自己的经历引起了强烈的共鸣，很多年轻人也纷纷要求重播。我把一盒录音带赠送杜高先生留作纪念。我请他为我写一张字带回澳洲。他笑着对我说，他不是书法家，字写得不好，从没有给人写过字。我一再要求他，只是作为纪念，他才答应了。
2007年2月9日，我回澳洲前去辞别杜高先生，并对他进行了一个多小时的录音访谈，准备在澳洲华人电台播出。和他的亲切会见和深入的交谈，都是我终生难忘的。
最叫我高兴的，是杜高先生把一幅已经装裱好的字送给我作纪念。我展开卷轴，读到了这样一段话：“前代知识分子的政治磨难和精神痛苦，必将唤起后代人追求思想自由和人格独立的现代民主。——有感于丽江先生收藏《杜高档案》的劳改卷册”。
我默默地诵读着，领略着它的深意。
2007年5月于澳洲
（原载《老照片》2007年第五十五辑）
李辉
①抗战时期，从上海等地转移到重庆的文化、戏剧、电影、美术、新闻界人士吴祖光、丁聪、吕恩、张正宇、张光宇、盛家伦、戴浩、高汾、高集等人没有落脚地，回国参加抗战的爱国华侨唐瑜为他们搭了一座竹结构简易房。周恩来指派夏衍经常去关照他们，他本人和郭沫若、徐冰等同志也常去探望他们。黄苗子、郁风自己有房住，也常去和这些“流浪者”吃住在一起。1943年1月，重庆《新华日报》纪念创刊五周年；举办文艺演出晚会。戏剧家欧阳山尊、李丽莲夫妇演出了解放区的著名歌剧《兄妹开荒》——勤劳的妹妹改造好了不爱劳动、有点“二流子”劲的哥哥。由于借住在唐瑜竹制简易房的文化人大多没有固定职业，过着近于流浪式的生活，对“二流子”一词又颇感新鲜而有趣，遂相互对称“二流子”。有一次，郭沫若又去看望他们，也说了句玩笑话：“我看你们这里就叫作‘二流堂’吧。”还随兴题了块匾。这便是“二流堂”的来历。
《一纸苍凉》
丽江（澳大利亚）
《又见昨天》
赵立江发现并保存的档案中的《指纹表》原件
《呈请劳动教养批示表》原件
检举材料原件
2006年11月，赵立江（中）从澳洲回京，与杜高和李辉（右）在一起。
2014年5月，杜高与妻子李欲晓、女儿李迎。
一部个人档案和一个历史时代
各位朋友：
走进这个会场，和朋友们在这里相聚，我的心情是很不平静的。
尽管有些人强制我们忘却，甚至禁止我们回忆，我们还是在这里相聚了，这表现出了一种历史精神和一种历史态度。我是怀着一颗真诚的心，怀着一种对后代的责任感，来出席这个研讨会的。虽然回忆五十年前的那场灾难，对我是一件痛苦的事，但我来到这里，不是为了悲悼我那被毁灭了的青春年华，而是为了我们的后代的青春年华不再被毁灭。
我想起了悲惨死去的难友们，想起他们，我会止不住流泪，不仅为不幸的死者，也为我们不幸的民族。
就我个人的政治遭遇来说，从上世纪50年代的“反胡风”运动、“肃反”运动、“反右”运动、长达十二年的劳动教养，直到1979年右派问题得到改正，我经历了整整二十四年的坎坷岁月，经历了整整一个时代的磨难。而在上世纪末，奇迹般出现的一部《杜高档案》，也就成为我在那个特殊年代的一份特殊的历史遗产了。╋米╋花╋书╋库╋ ；__
在中国，一部这样完整的个人政治档案流落到了民间，在旧货市场上出卖，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因为中国的档案制度是极其严密的，“文革”结束后，右派改正，所有运动中的材料都已全部销毁。没有想到独独留下了我的这部档案，不但没有烧掉，十八年后，居然出现在北京一个著名的旧货市场当作商品出卖。它被年轻学者李辉发现并购得了。这当然是令人震惊的奇迹。这部档案跟随了我二十四年，四分之一个世纪的漫长岁月。它对于我，既是神秘的，也是可怕的。当我第一次面对这部带着厚厚的历史尘埃的档案时，我的灵魂的确颤抖了。
它使我看到了政治运动后面的“机密”。专案组向上级的秘密报告，领导人的批示，“反右”运动中专案组预先设定的批判发言的提示等等，我这才真正懂得了这些运动是怎样有预谋地、残酷地毁灭着一个人，一个无辜的年轻人，怎样地制造着冤案。
2004年，李辉先生把档案的原始文本以《一纸苍凉》为书名，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我又写了《又见昨天》一书，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编入《百年人生》丛书出版。这两本书引起了海内外知识界的关注。
我要坦诚地说，为了这部个人档案的公之于众，我尽了最大的意志力，重又承受了一次精神的煎熬。我不想遮掩自己，我愿意袒露我所有的难堪，连同我有过的屈辱、过错和丑恶，把五十年前那个历史环境中的真实的自我，赤裸裸地展露在世人面前，还原历史的真相。
感谢人们，并没有因这两本不堪一读的书嘲笑我和蔑视我，人们理解了我，甚至怜悯我，因为他们从我而认识了一个历史时代。当代人的理性和良善的心感动着我。
但我没有想到，已经出版的档案文本还不是我的档案的全部，还遗落了一册劳教时期的档案材料，这一册被另一位定居澳洲的语言学者丽江先生在上世纪末也是在北京潘家园旧货市场发现并收藏，带到澳洲去了。他是在看到国内出版的那两本书以后，在2007年春节回国时找到我，给我看了那册档案的目录和部分复印件的。
这册档案里收有九十七份劳教时期的各种材料，二百五十多页，十余万字。内容包括1958年4月18日，我被北京市公安局从文联机关带走后，在一张囚犯登记表上印下的手掌纹和手指纹，以及公安局当时拍下的标号“0115”的我的一个头像。还收存了检举揭发我的材料二十一份，批判会和改造评比会的记录十八份，其他材料十多份。最后一份材料是1969年11月4日我被劳改农场遣送回原籍后，写给当地派出所请求劳动的报告。
这册档案记录了我的整个劳教过程，是已出版的《杜高档案》遗落下来的重要一册，其中有几份告密材料对我的打击是致命的，我没有想到五十年后还能看到它们的原件。
比如1961年4月，我已满劳动教养三年，公安局又宣布给我继续劳教三年的惩罚，管教干部声色俱厉地呵斥我，说有人揭发我骂他们是“沙皇时代的狱卒”。我无权申辩，只得低头认罪，接受惩罚。现在我看到了这份可怕的检举材料的原件。
又比如1966年8月，“文革”爆发后，右派劳教队检查物品，这次检查的重点是有人检举右派队里正在传阅着一本手抄的小说，作者张志华是北大中文系的右派学生，劳教后从农场逃跑，流浪到了新疆，又偷偷跑去上海，看望他的女同学林昭（林昭后来在“文革”中被秘密处决）。那时林昭正患重病，从监狱保外就医。张志华和她有过最后的一次长谈。不久张志华被公安局抓回农场。他关在禁闭室里，在一个笔记本上写下了他的这一段惊心动魄的逃亡经历。张志华是一个很有文学才能的青年，他的这篇作品在秘密地传阅着。管教人员搜查物品时，全队人员已出工劳动，只剩下几个病号留在队里。我那时正在生病，没有出工，队部便交给我任务，要我写一个宣传毛泽东思想的剧本。我趴在炕头写着，稿纸散乱地摊在炕上，稿纸下面就藏着张志华的那个笔记本。检查躲过去了。我把笔记本悄悄还给了张志华。但没有想到这天病号组里还有一个病号，这件事没有躲过他的眼睛，于是他写了一个秘密报告交到队部揭发我。这个报告我在这册档案里看见了。看到这个报告，我的内心有一种抑制不住的深深的伤感，在那个残酷的环境里，改造者利用人性的弱点，发动右派囚徒们互相揭发和互相撕咬，今天回想起来，这是多么可怕的一种管制方法。
现在可以说，一部约有五十万字的完整的《杜高档案》留存了下来。它是迄今为止被发现的唯一的一部未经任何改动的右派分子的原始个人档案。历史是具体的，历史的本质只能从人的命运中去认识。正因此，这部个人档案也就成了人们认识一个历史时代的最为可靠的文本根据。
《一纸苍凉》和《又见昨天》出版后，我读到了许多篇谈论它们的文章。人们认为这部档案为研究和了解20世纪后半期中国社会的政治管治机制和方式，提供了一份不可多得的“历史证词”。比如人事档案制度，一本档案可以决定一个人的政治命运，而他本人却毫无知情的权利，只能随“组织”评说裁决。又比如劳动教养制度，其实与对罪犯实施劳动改造并无实质性区别，但非国家司法机关的任何一个单位，大至党政机关，小至所谓群众团体、学校、商店——都可以任意施行专政的权力，可以不经任何司法手续，就把一个无辜的人送进监狱。
人们从档案中看到，1955年胡风事件爆发，凡是读过胡风的书的读者，无不被迫交代和检查思想，有的就要受审查。仅仅因为我和胡风集团的作家路翎是同事，关系友好，就要把我关起来“隔离审查”，失去自由一年零七个月。搜查审看我所有的私人书信和日记，白天黑夜连番“追查批斗”，专案组围攻审讯，以“逼供信”强迫坦白认罪。任意把暴力专政手段引入个人的日常生活，用对付敌人的方式打击普通人民。
人们看到“肃反”运动中厚厚的一堆机密材料，都是追查我和几个年轻朋友的友谊和交往。目的是要挖出一个小集团，揪出一批暗藏的反革命。今天看来是年轻人特别是从事艺术工作的年轻人最平常不过的生活内容，在那个极权时代恰恰是不被允许的。除了党团组织，特别忌讳人们相聚一起。“肃反”中全国追查各种小集团，我和几个朋友被指控为“小家族集团”，从追查我们的一言一行，追查我们写作的作品，再扩大到追查我们的历史，然后把它们都附会成反革命性质。档案里收存的那一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