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在我-第4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解说：杜高的好友汪明，他们曾是朝鲜战场炮火中生死与共的亲密战友。在青年艺术剧院，他们同住一个宿舍。在“小家族集团”案中，汪明和杜高被列为该集团的首要分子。

　　　　杜高：我遇到过汪明一次，大概是在“文革”爆发以后。他比我早摘掉帽子，已经是一个留场就业的职工了，他也在田头劳动。不知道哪一次收工的时候遇见他了，他有一点行动自由，我没有自由，我还在劳动教养。他看见我了，走到我身边来，因为他已经摘掉帽子了，他鼓励我，他说：你要好好改造，争取早一天结束教养。然后从口袋里掏出一包烟塞给我，因为我不能买烟。这是我最后一次跟他见面。他死得非常悲惨，后来就是林彪“一号命令”以后，劳改农场的人都送回原籍，把他送回安徽。他没有家，他是非常可怜的孤儿，他就被送到安徽的劳改农场去了。最后，在1976年粉碎“四人帮”的前两个月，他死在那个劳改农场里。我太为他叹息了，他要多坚持两个月，得到平反，命运就不一样了，他的生命也许就可以得救。但是他没有熬过来。

　　　　解说：与汪明不同，“小家族集团”的第三号人物田庄，虽然等来了平反的那一天，不过，也就是那一天，他被送进了医院。

　　　　杜高：他呀，好不容易盼望到平反，1979年的春天，北影通知他——他的关系在北京电影制片厂——北影打电话通知他，在右派改正书上签字。他盼望了二十多年啊！他骑了一辆破自行车就飞一样地往北影跑了去，签了字，拿到这张改正书啊，跑回家，回到家里，当天晚上就呕血，他不是咳血，不是我那种咳血，是呕出来的，把他的爱人和小女儿吓坏了，满满的一面盆。他压抑了二十多年的生命，到了最后崩溃的时刻。他被抬到积水潭医院。我回到北京后听说他在医院，立即去看他，我还是照过去那样叫他小田，我刚进那个病房，叫一声小田，他躺在病床上，就一下搂着我的脖子哭了……

　　　　解说：几天后，田庄去世。在田庄临终前，他送给杜高的妻子这张照片。

　　　　杜高：田庄爱人有一天告诉他——这个时候他已经快要死了，她说：杜高要结婚了，要安家了。田庄非常高兴，田庄就想到他还保存着我的一张照片，要他妻子赶紧回去找。那张照片就是现在印在我的《又见昨天》这本书上的，我年轻时的一张照片，1955年我送给他的，我在上面写着他的名字，我送给他的，我自己都没有保留这张照片。那个时候我是一个很英俊的青年，他就写了一张字条，把这张照片送给他不认识的我现在的妻子，他写了这样一行字：“还你一个真实的杜高”。他怕我的妻子嫌我太老，我的妻子比我小十几岁，因为那个时候我非常衰老，非常憔悴，他怕我的妻子嫌弃我，所以说“还你一个真实的杜高”，他用了这么一个礼物送给我的妻子。

　　　　解说：罗坚，在杜高的朋友中间，算是他们心目中的老党员、老干部。“小家族”问题爆发前，他担任中央歌剧院乐队队长。在“小家族”成员中，罗坚被列为“重要分子”。

　　　　杜高：为这个小集团，他吃够苦。把他弄到贵州去了，在一个花灯剧团工作，很苦闷啊，他非常苦闷啊。后来，好不容易平反了，这个“小家族”问题没有了，他也跟着回北京了，但就是不分配他工作。正是精力很旺盛的时候，但是他不知道自己受了二十多年的折磨，已经有很严重的心脏病，他自己不知道，他的妻子儿子都不知道。很快，没有两年，忽然一下心肌梗死。我和吴祖光一道去向他的遗体告别的时候，吴祖光简直不相信他会这么早死去。他一直叫罗坚“大使公子”，跟他开玩笑，因为罗坚的爸爸曾经是驻苏大使，他一直把这个小罗坚当成一个小孩子，他怎么会死了？就这样无声无息地死了。更使我伤心的是蔡亮，我的确是太喜欢我这个朋友了。

　　　　解说：蔡亮曾是徐悲鸿最喜欢的学生之一。在“小家族”问题爆发后，他和他的恋人张自薿被下放到西安。

　　　　杜高：蔡亮的问题爆发的时候，“肃反”审查我们，“小家族”问题来了，党委就问张自薿：你是要蔡亮呢，还是要党籍？这个女孩子就哭了，就跟党委说：我热爱党，我又很热爱蔡亮，蔡亮不是一个坏人啊。结果，马上就开除她的党籍，一同下放，她就只好陪着蔡亮下放。

　　　　他们两个那时候并没有结婚，是同班同学，都是刚刚从美术学院毕业的学生。她那时候已经是调干生的老师了，业务能力很强。这个时候有两个调干生，都是党员，很同情他们，悄悄地到火车站去给他们送行。他们两个人背了一个画夹子，提了一个网兜，这个女孩子就对这两个调干生说：好，谢谢你们来祝贺我们的婚礼，我们今天就结婚了。这样他们两个就结婚了，一起到了西安。

　　　　解说：把蔡亮送到西安，原是对他的一种政治惩罚，但是西北的黄土高原，激发了他的艺术创造力，在那里他创作了《延安火炬》等许多优秀作品。平反后，蔡亮和爱人同时回到杭州中国美术学院，80年代初蔡亮在巴黎建立了中国美院的工作室。

　　　　杜高：这个时候，他已经是很知名的画家了。80年代我刚恢复工作，他来看我，没想到，他跟罗坚的命运一样，受了这么多年的折磨以后，心脏病已经很严重，家里人不知道，还以为他是一个很健康的人，一天，忽然心脏病发作，很快就死了，死的时候他刚过六十岁。我的这几个朋友，这张照片上的五个人，现在就剩下我一个人还活着，他们的生命都已化为烟尘。这是我最好的几个朋友，这些人的青春的生命，他们的青春年华，他们所有的作为一个年轻人的梦想，所有的对人生的美好的追求、理想，都破灭了，都在这四分之一世纪的中国的连绵不断的政治运动、连绵不断的人与人的斗争中，被摧毁了。这些人的生命完全被摧毁，从他们的精神到生命一起摧毁，都没有了。

　　　　陈晓楠：2000年，已经年届七旬的杜高作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他同意原封不动地将全部档案公之于世。尽管这份档案曾经像一个可怖的阴影紧紧跟随了他二十四年，尽管这里面有很多朋友之间的相互检举揭发，可是他认为，这些本属于个人隐私的文字记录，既然形成于当代中国的政治运动当中，其实它也就不再限于个体的意义了。他愿意淡忘个人的痛苦记忆，把有利或者是不利于自己的一切，把一个真实的昨天原封不动地交还给历史，同时他也愿意做一个冷静的旁观者，和所有的人一起来重新阅读这段历史。

　　　　（两集访谈录播出后，《山西文学》

　　　　2005年第7期刊出以上文字稿）

　　　　凤凰卫视中文台“口述历史”

　　　　主持人：陈晓楠口述者：杜高

　　　　访问时间：2005年3月16日

　　　　陈晓楠

　　　　在潘家园旧货市场发现的“杜高档案”文本

　　　　当时笑得多么灿烂！

　　　　杜高档案原件

　　　　杜高1960年除夕之夜在监舍写的两个窝窝头的《检查》原件

　　　　杜高“认罪书”原件

　　　　田庄把这张照片送给杜高妻子李欲晓时，写了这样一行字：“还你一个真实的杜高”。
致李辉（1）
　　　　——有感于《一纸苍凉——杜高档案原始文本》出版

　　　　李辉贤弟：

　　　　从这部档案的发现、收藏、整理到公开出版，你费尽心血，做了许多辛苦的工作。

　　　　历史将感谢你——为你的工作所具有的、今天还不能完全认识到的意义。

　　　　上世纪50年代以后的二十余年漫长岁月，中国经历了一个特殊的以个人迷信为特征的专制年代。亿万人受着煎熬，千万人送掉生命，我只是一个侥幸的生存者。

　　　　在那个年代，一个神秘的档案袋跟随着每一个人，主宰着他的政治生命，只是谁都不知道那里面究竟记载了一些什么。现在，人们打开了这部档案，立即会想到自己。历史的真相赤裸裸地揭开了，人们看到了那个年代的真实面貌：每一个人都不由自主地在一个政治权力的支配下行动着，一些人是怎样卖力地去撕咬、整治另一些人；另一些人又是怎样屈辱和无奈地被人撕咬和整治……暴力和恐惧——历史的本质就这样被揭示了出来。1米1花1书1库1 ；http：//www。7mihua。com

　　　　对于那个时代，今后可能会有不同的认识和评价。论证也好，雄辩也好，任何文字都抵不上你捧出的这本泪痕斑斑的原始文本更有力量。

　　　　你的功绩在于：人们将相信，历史不能被抹去，历史不会被遗忘，虚构的历史不会被人再相信。

　　　　余下的工作，便是如何帮助当代的年轻人和未来的人们读懂这部档案，帮助他们回望那个渐渐远去的不易认清的历史面影。

　　　　祝福你！

　　　　杜高2005年中秋

　　　　附录一

　　　　“杜高档案”收藏散记（节录）

　　　　收集到“杜高档案”，更是意外收获。

　　　　潘家园去得多了，买得多了，一些摊主也就知道了我的爱好所在。是在1994年左右，一天，一位摊主来电话，说他新收集到了一批史料，看我是否感兴趣。我赶紧前去，满满一纸箱故纸碎片摆在我的面前。

　　　　一看，我喜出望外，它们都是中国戏剧家协会五六十年代的档案材料，正是我此时的研究与写作所需要的东西。

　　　　我当时正计划写黄苗子、郁风合传，并写一篇他们与吴祖光等朋友形成的“二流堂”①故事的文章。在这些档案中间，恰好有一部分内容涉及“二流堂”以及吴祖光和他的所谓“小家族集团”。这些材料，大多是当年专案组整理出来的，包括个人检讨、互相揭发、批判提纲和批判会议记录等。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材料涉及不少文坛重要人物，如周扬、田汉等，以及某些重要历史事件，如1964年的文艺整风等。这样一些特殊年代的遗物，对于研究那段历史、研究档案制度乃至各种特殊文体，显然有着不可取代的作用。难怪有朋友说我挖到了一个“金矿”。

　　　　在纸箱里翻阅那些原件、手稿时，我难以抑制兴奋。尚来不及细读，凭直觉就认定它们值得收藏。好在与摊主已是老熟人，好在当年还没有达到今天这样的行情，一页名人手稿动辄就要数百元上千元；我当即把整整一纸箱史料全部买下，支付了一个自己能够接受的价格。至今，我为这一巧遇和决定而感欣慰。

　　　　这些档案材料是如何流失出来的，又为什么会出现在旧书摊，不得而知，但对于一个偏爱史料的人来说，得到它们却是千载难逢的机会。

　　　　我相信缘分。

　　　　在它们中间，作为个人档案，最完整的就是“杜高档案”。

　　　　我与杜高先生过去虽无个人交往，但也不陌生，曾有过数面之交。80年代从路翎那里，听说过当年他与杜高的渊源关系。1985年在胡风追悼会上，我曾与杜先生见过面。后来写《文坛悲歌——胡风集团冤案始末》，我曾写到“反右”时戏剧界对吴祖光和以杜高、田庄等为成员的所谓“小家族”的批判。作品发表后，每次见到杜高，他都非常热情，激动地握着我的手表示感谢。我的印象中，他说话总是充满激情，声调高亢，有湖南人的爽朗，对年轻人厚爱有加。

　　　　“杜高档案”装订成册，厚厚几大摞。它们始于1955年“反胡风”集团和“肃反”运动，历经1957年“反右”和“反右”后长达十二年的劳改生活，结束于1969年“文革”期间被摘去右派分子帽子并释放回家。历史跨度十余年，几十万字的交代、揭发、外调、批判、总结、评语、结论等，构成了一个庞杂的世界。档案让人惊奇。批判会上的领导人随意写下的小纸条，劳改期间每年必填的表格，都原封不动地按时间顺序装订。得感谢有关工作人员的负责和认真，为一个人、为一个知识分子、为中国当代政治运动史，留下如此难得的一份完整记录，为后人解读历史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甚至是独一无二的文本。这些年来，接触过不少史料，采访过不少老人，似乎对那一代人受过的苦难早已见怪不怪，甚至有些平淡、麻木了。但是，当在这批资料中发现杜高的完整档案时，我还是被震撼了。一个人的生命历程，居然以这样的形式、用这样的一些文字和表格记录下来，实在是莫大的悲哀。

　　　　从1955年开始，一直到1969年末释放回家，十几年间杜高几乎不停地写交代。从政治经历到文艺思想、从交友聚会到私生活，事无巨细，都在交代之列。所谓“小家族集团”，是“肃反”和“反右”两次政治运动中杜高的主要问题所在，因此，交代他与集团中所有人的关系，便成了杜高档案中所占比例最大的部分。何时与何人在何地打过交道，说过什么话，他都得一一写得清清楚楚。关于个人的历史问题，一年年他都得交代了又交代，循环反复，没完没了，这就使得同样的内容会在同样的题目下一再出现。为了保持历史原状，在整理过程中，这些重复的交代也照样选录。这样读者可以从这些重复的交代文字中，真切感受到当事人当年的生命是如何白白地消耗、精神是如何无端地被蚕食。档案汇集毕竟不是提供一部情节曲折的小说。但是，看似单调、重复的交代，如果细细琢磨，不更是可以从彼此之间的内在关联中，感受到曲折、复杂的精神历程和历史轨迹吗？

　　　　与个人的检讨和交代相比，读起来更让人难受的是朋友之间的相互检举揭发。一旦政治运动来临，一旦被圈定为被打击对象，每个人都会如同烤鱼一般放在火上翻来翻去，人性和人格都面临着考验。又有几人能经受如此严酷而循环反复的炙烧？

　　　　一个人的历史，以这样一种方式，在这样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