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旗照相馆-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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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应当进行批评？
　　这是个“原则性的新问题”，并且“急需研究和解决”。对此，他提出了“个人的看法”。
　　1957年之前的几年间，新闻摄影报道大都习惯于用照片来表现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来宣传成就、表现先进。在日常的具体报道中如此，在群众运动中和经济恢复与建设事业的报道中也是如此。日久天长，不仅在整个摄影报道中，形成一种报喜不报忧的情况，并且在我们的头脑中也形成这样一种看法，似乎我们的照片只能报成就，报先进。也就是说，我们的新闻照片只能表现解决矛盾，而不能表现矛盾本身。
　　针对这种状况，袁苓评述说：
　　很显然，这样的看法是片面的、不正确的，特别是在今天，这样的看法和做法是和我们国家当前的实际生活不一致的，是有害的。这样做的结果会给读者带来错觉，似乎幸福会从天而降，社会主义的建设是畅行无阻、一切如意的。
　　例如，在我们过去的工业报道中，比较多的是一座座新工厂的建成，而像纺织工厂因为原料不足而停工的情况，我们却从没有反映。又如在农业方面，由于我国地区广阔，年年都有各种不同程度的自然灾害，使农业生产遭受损失，而这种损失又不是国家给予支援和帮助就能完全弥补的。
　　袁苓认为，上述这些情况是可以报道的，应当把这些情况，实事求是地告诉给广大人民。
　　袁苓进而分析了提出“反映困难，进行批评”这一“原则性的新问题”的背景。
　　在历史上，我们曾经广泛地使用照片来揭露敌人的暴行，批判社会的黑暗。当我们还处在被统治地位时，摄影报道的主要任务是揭露敌人的黑暗统治，激发人民群众的革命热情。当敌我之间进行面对面的生死斗争时，摄影报道的主要任务，就转变为报道革命战争的胜利，歌颂人民群众的革命英雄主义，以鼓励人民群众争取新的胜利。全国解放以后，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经济恢复、建设和社会改革运动又成为摄影报道的主要方面。
　　可是怎样对待人民内部的缺点和错误，却没有经验。多年来，这个问题没有明显地提出来，而目前，国家已经从革命时期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正经历着这样的新变化，在这样的新形势面前，我们的摄影报道工作将如何适应这一形势的需要，已是急需研究和解决的问题。
　　袁苓得出结论：
　　在今天，如果还继续坚持报喜不报忧的看法和做法，将大大地脱离人民群众的需要，造成不堪设想的后果。相反，我们如果恰当地把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困难和落后情况告诉读者，却会有积极的意义。
　　袁苓举例说，过去的报道中，也发过一些表现困难的稿件，比如某地群众积极战胜灾荒等等，可是数量太少，而且只是从克服困难方面去表现。袁苓认为，这样的做法也是片面的。
　　另外，“过去我们对照片质量的要求也有片面性”。过去，常常以形象差为借口，认为照片中的人物形象不好，穿的衣服破烂、背景不好看等等理由而不予发稿。这种做法，在某些具体情况下是适宜的，但作为评审照片的重要尺度，则是不对的。
　　这样做的结果是：
　　助长了照片形象脱离生活现实，粉饰了太平。
　　在我们的报道中，不仅应该有一些照片来表现当前国家建设事业中的困难和落后情况，同时在反映现实的时候，也应该是实事求是。袁苓还认为，这样的原则也大体上适宜于对外报道。
　　像新华社这样大量发行新闻照片的单位，是否也应该给报刊或某些报刊一些批评照片呢？袁苓认为“这个问题总社应向全体记者做一肯定的回答”。对“批评照片”的内涵，袁苓界定为：
　　批评照片主要是面对那些具有普遍意义的缺点和错误。至于那些偶然的、个别的事件则不去报道。
　　他提出“当前可以拍摄这些批评照片”：
　　官僚主义和特权思想的表现、生产和建设事业方面的铺张浪费、损人利己的本位主义行为、农业生产上因主观主义强制地推行新技术而造成的损失、某些学校因忽视政治思想教育而出现的歪风、各种违法行为、违犯公共利益和不道德的行为等。
　　有关“批评照片”报道方面，袁苓提出最棘手的群众闹事应如何报道。他认为，通常群众闹事是由于领导者的官僚主义造成的，这类事件如能适当报道，对领导者是个教育，对群众也有益。但在采访过程中“需要采取更慎重的态度”。
　　目前不宜提倡摄影记者赶赴闹事地点去拍摄闹事当时的场面，否则会引起一些不必要的误会。
　　袁苓提出的这一“原则性的新问题”，像在风疾浪高之时被投进大海的一块石子，并没有在新闻摄影界激起太多回声，此后几年更鲜有应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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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时出现的讨厌声（1）
在1957年的7月间，持续几年的有关“组织加工”与“摆布”问题讨论是如何告一段落的呢？
　　争论的双方都保留自己的观点，谁也说服不了谁，从技术层面的争论，一直延伸到对“新闻摄影的特点”、“新闻摄影是不是艺术”等等根本性问题的追问。其间观点含混、相互纠缠，前后矛盾之处也颇多。参与者有新闻摄影报道的组织者、领导者，更有地方一线普通摄影记者，间或还有文字记者。万端气象，热闹得很！
　　显然，来自掌握新闻摄影话语权人的“理论高压”（柯善文语）并没有压垮诸多一线“干活”（摄影记者们的行话）的人，反对“组织加工”与“摆布”之声也没有在内心深处被绝大多数记者真正认同。编辑部与一线记者之间隔着很多层，少数人热热闹闹地讨论，与大多数人的冷眼旁观，形成鲜明对比。
　　听任这一状况继续存在下去，显然会引发诸多矛盾，对日常工作不利。作为新华社摄影部的领导，在何时、以何种方式结束“旧问题”的无谓争论，而开始“新问题”的探讨呢？这是需要动脑筋的事情。显然，摄影部的领导不愿以整个部门的名义，在这件事情上明确表示赞同谁，反对谁，赞同哪些，反对哪些。纵然总社的领导可以表态，讲一些大原则，但作为业务部门摄影部的领导，对这样一个涉及整个行业普遍存在的业务争论做最后评判，下出结论，显然是不明智的。得罪了那些“理论家”，会引来更多的争议，而得罪了一线“干活”的摄影记者们，那谁替你完成那些一次次呈送上去的摄影报道计划呢？
　　一位叫铁汉的讨论参与者适时出现了，时间是1957年7月15日。铁汉是新华社辽宁分社摄影部一员，他没有重复那些反复表白的观点，也没有站在任何一方，而是以旁观者的身份，带着厌恶的情绪“建议取消对组织加工问题的讨论”：
　　对于组织加工与摆布问题的讨论，据我所知，已进行了数年之久。近半年来，又有机会详读几篇此类问题的文章。若问感受，有是有，只不过现在我很讨厌它。我建议从我们讨论题上把这几个字眼儿取掉。
　　摄影部“新闻摄影”编辑部是如何回应铁汉“建议”的呢？“编者按”又一次出现了：
　　铁汉同志因为讨厌“组织加工”这个词，建议取消对这个问题的讨论。我们认为，目前如仍就“组织加工”的技术性问题来研究，确有很多同志已不发生兴趣，也没有再讨论的必要。
　　其实，这一年的5月底，铁汉就提出讨论“组织加工与摆布”问题“徒费口舌笔墨”。只是那时新闻摄影界的整风运动才刚刚开始，“取消讨论”的要求显然不合时宜。
　　铁汉认为，“组织加工”这个词，是新闻摄影界从文艺创作那里借来的，它没有帮助解决新闻摄影的根本问题。说它可以提倡，而记者根据实际情况却不专心致志去用它；说它可反对，记者仍在用它。在历次讨论中，没有人肯定地说它好，也没有人说它不好。因此，再用“组织加工”来解决我们新闻摄影的几个根本性问题，无疑是个束缚。
　　铁汉是在新华社辽宁分社举行的“摄影组座谈会”上提出这一问题的。这次会议的记录题目为“摄影部首先应克服官僚主义、主观主义”。作为整风运动中所反映问题的一部分，记录只限于新华社内部传阅，并被要求“定期收回或销毁”。这次会上，铁汉就已经提出把“组织加工”与“摆布”——“这个不合理的提法取消”：

适时出现的讨厌声（2）
我建议把这个不合理的提法取消，把问题引申开来，提高到新闻理论上来讨论，否则套用文艺上的创作问题来讨论新闻摄影，是讲不清楚的，徒费口舌笔墨。
　　到此为止，一场持续近三年，范围涉及整个新华社总社、分社全体摄影从业人员的讨论，以一个人情绪得到编辑部认可的奇特方式，在形式上宣告结束了。
　　但争论并没有就此结束，回溯其后半个世纪的新闻摄影历程，甚至可以说这一切仅仅是个开端。
　　也是在1957年的11月份，距离铁汉等人表达的“讨厌”之情过去只有4个月，一位叫于云先的同事，针对报纸上、学术刊物上热烈进行着的“鸣”和“放”，到处充满着“百家争鸣”气氛而摄影界却在沉默的状况，质问道：摄影界是不是一家？为什么不可以开展争鸣呢？
　　于云先的身份是新华社总社摄影部采编室副主任，在“组织加工”与“摆布”问题上，由于身份问题，他显然没有受到“个人情绪”的影响。在他提出的“初步想到的、可以引起争论”的问题中，“新闻摄影的组织加工和摆布问题”被列在了首位。
　　这个问题在过去讨论得最多，而大家的兴趣也最大，但到今天还没有得到解决。这个问题，我认为应当多让记者们发表意见，因为他们对这个问题感受最深，经验最多。
　　于云先列举的问题，既是提问，又是总结，几乎囊括了“组织加工与摆布”问题争论过程中提出的所有问题：
　　新闻摄影的基本原则，新闻摄影和文字新闻报道有没有区别？
　　什么叫“摆布”？什么叫“组织加工”？这两个名词科学不科学？
　　怎样算作“摆布”？
　　怎样做是“组织加工”？
　　两者的界限应怎样划分？
　　新闻摄影允不允许“组织加工”？怎样“加工”对？怎样“加工”就不对？
　　“加工”是应当提倡，还是应当反对？
　　一般地说，“加工”的图片好还是不“加工”的图片好？
　　如果“加工”不好，现在我们记者“加工”拍摄的图片为什么又这样多？都有些什么原因？
　　如果新闻图片允许“组织加工”，那么它和拍摄其他图片（如所谓“小品”图片）又有什么差别？
　　……
　　这一切都显示，肇始于20世纪50年代初期新闻摄影领域，有关“新闻摄影真实性问题”的争论不但没有结束，而恰恰是刚刚开始。在以后半个世纪的新闻摄影实践中，这一幽灵仍不时出没，总被人们反复提及讨论，而对一些摄影记者来说，竟至灵魂附体的地步——不得，当然也不想摆脱。
　　与这场很大程度上是出于个人兴趣、缺乏有领导地组织而开展的自发讨论比照，1958年8月至1959年年底，那场几乎波及整个新闻摄影界的“新闻摄影真实性及有关问题的讨论”，则是有组织的系统争辩。那次大讨论期间，在北京、上海、沈阳、西安、武汉、郑州、太原、南京、兰州等地共举办有关座谈会达19次，参加讨论人员来自21个省市摄影工作者161人（174人次），其中115人（128人次）发了言。人员来自新华社总社及21个分社，全国27家报纸，12家画报和杂志。
　　据统计，此次大讨论，各类摄影刊物共发表讨论文章39篇。①
　　回溯十年苍茫，从风生水起，渐至风云激荡，峰回路转。其间又跨越了“整风”与“反右”两个重要的历史阶段，更经历了“大跃进”时期新闻摄影的造假巅峰，这场讨论一波三折，一唱三叹，一直影响到50年后的新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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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列松来了
1958年6月中旬，法国摄影家亨利？卡迪埃…布列松（Henri　Cartier…Bresson）来到中国大陆。中国摄影家学会发布的消息称，布列松此次来华是进行“摄影访问”，目的是拍摄一本“十年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画集。
　　朋友来了有好酒。6月26日，中国摄影学会主席、副主席等负责人接见布列松，并按照中国人的礼节设宴招待了他。布列松在京拍摄期间，学会还派人陪同。
　　布列松与中国的关系可回溯至1949年。那一年，他受美国《生活》杂志的委托，曾来中国拍照近一年。当时正值中国处在历史的转变关头，他拍了许多照片，一部分发表在《生活》画报上，回国后于1954年出版一本《从一个中国到另一个中国》大型摄影集。这本书的序言由法国存在主义的领军人物让？保罗？萨特撰写。
　　直到布列松这次来华，以学会领导为代表的大陆摄影界高层人士对他及画集认定为：“以中国的新旧对比，揭露了国民党的黑暗，并客观地报道了中国的新生。”这本画集在法国及西欧各国中有很大影响。
　　然而，在不少中国大陆摄影人评价中，布列松拍摄的一些照片“意图不鲜明”、“照片反映不出任何社会意义”①。但对于布列松这次来华拍照，中方接待者还是多有期待。因为还有先例可以比照。
　　1954年，布列松应邀访苏后出版了摄影集《莫斯科人民》。中国摄影学会负责人的基本判断是：这本画集反映了“苏联人民幸福美好的生活”，也受到欧美各国的欢迎。来自苏联新闻界的反应可以为证。苏联《文学报》还著文介绍过布列松，对其赞誉有加，称他的作品为“最辉煌的杰作”，认为他是“属于当代世界上最好的摄影家之列”①。
　　身处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天等于二十年”的特殊历史时期，不言而喻，布列松拍摄的《十年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画集也将达到、甚至超过这样的效果。接待方的期待不言而喻。
　　此时，这位“法国摄影家”在中国同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