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路军一一五师六八六团征战历程-第6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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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平保卫战，最后可以算是被迫撤迟。我认为，当时林彪部署四平防御作战，也是设想在我们的正面，即四平以南的开原、铁岭、昌图方向，选择一个地方以运动方式消灭敌人。但是限于兵力，这种机会很少。黄克诚的7旅、8旅、l0旅、独立旅，山东的1师、2师都在我们的右翼，南满的3纵、4纵也都在东丰、西丰出现过。显然，力量还是控制在翼侧，企图利用四平这个点来吸引敌人，然后调动侧翼部队在运动中消灭敌人，作战的目的并不仅仅是“保卫四平”。只是后来没有形成作战的机会，没有形成这种局面。当敌人从梅河口向我们的左翼逼近时，我们有可能被包围。在这种情况下，当机立断地不同敌人在我们预想战场以外的地方进行运动作战，而是撤出阵地，这是一种“被迫撤退”。但是，这不是仓皇脱离阵地。这与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的南京撤退完全不―样。那次是防御部队没有完全脱离阵地，或者脱离了阵地又陷于被敌包围之中，被敌人消灭了。而四平的撤退是很从容的。这是因为，一方面对进攻的敌人侧翼进行了牵制，使敌人进攻得不快。在这种情况下撤退，只要组织得好，再经过一段运动，还是可以变被动为主动的。我们撤离时，彭明治的7旅已经站到我们的左翼了。我们撤下来，到达小丰满时，遭到了敌人的一次炮火拦截，但是部队还是有秩序地按照预定指挥，离开了松花江区域。有一个团因遭敌人炮火追击，江桥折断了，就转移到小丰满的上游，在群众支援下，完整地撇到了江东。总的说来，没有什么重大损失。有些所谓纪实文学，说四平撤退后，这个部队“丧失了战斗力”，根本不符合事实。林彪在总结这次四平作战时说，这是“硬着头皮打的”。当时，他的指挥位置在公主岭，作战过程中还召集部队的政治工作人员开过一次会。据到会人员传达他的讲话说，对保卫四平的部队是比较满意的，认为在敌人猛烈炮击下，在敌人反复进攻中，部队顶住了，不叫苦，不要求补充，圆满完成了作战任务，对部队进行了赞许和嘉勉。

我们从四平撤下时，是李作鹏（东北民主联军作战处长）拿着命令来部队传达撤退的，没有用电报，也没有用骑兵通信员。他来后，就跟着我们撤，一直　撤到敦化。在那里总结作战经验，他也参加了。我们没有感到伤元气或丧失了战斗力。正相反，总结经验之后，我们更清醒了，在战术技术，战斗作风，指挥思想，以及防御中的政治工作等方面，都有了新的认识和提高。　
总之，不论这次“四平保卫战”是不是“第二个马德里”，它的实实在在的情况如何，作用如何，历史将会给予公允正确的评价。

＇　林彪不苟言笑，喜怒不形于色。林彪极少对人发脾气，大喜大悲从不露显于表面。他从不与人开玩笑。一位战争年代在他身边工作的人回忆说：“我在林彪司令部工作多年，只听到林彪开过一次大家都没有笑的“玩笑”。那是辽沈战役前，林彪指挥1947年冬季攻势，他担心万毅指挥的五纵，由于成份新，完不成作战任务，便在司令部的房间渡来渡去。突然，他停住脚步，脸上似笑非笑，转身对在场的人说：“不怕一万，就怕万一（毅）”。由于林彪声音低沉，嗓子又有点沙哑，加上他那难懂的湖北黄冈话，林彪连说了几遍，见在场的人谁也没有听懂这句话，便收住笑容，悻悻地出门走了。”
　
还有人说过这样一件事，辽沈大战时，一次林彪乘坐的美式吉普车陷入泥绰中，林走下车去，在不远处度步，十几名战士在喊着号子推车。车子推出泥绰，林彪过来问其中的一个小战士：“你是哪个单位的啊！”那时部队刚打胜仗，小战士傲气地拍着胸脯说：“老子是东北民主联军的！你是哪个单位的？”林彪的脸上又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笑容：“老子是民主联军总司令！”　
　
四平保卫战之后，林彪曾先后两次找我单独谈过话。林彪说：“现在就是要不惜牺牲，死打硬拼，把敌人的嚣张气焰打下去！”

从在抚顺我第一次见到他，直到后来双城会议，他对我是信任的。他当时的作战思想和作战指挥，也都是正确的。“镰刀湾”那一仗，让我指挥梁兴初的1师．虽然打得不够理想，但是他从来也没有认为我是“朽木不可雕”。在四平保卫战时，我单独指挥原来那个部队，他没有批评什么，相反有些地方对我们是嘉许的，说这个部队在防御上还行，顶得住，另外就是不向上级叫苦，不要这要那。

四平撤退，来到敦化整编，他先后两次找我谈话，我总的感觉是，他对我是抱着一种希望，希望我提高能力，不断总结自己的作战经验，以期能使他的指挥达到预期的目的。
　
一次是他叫我到他的住处谈的，好像还在他那里吃了一顿午饭。他问我，东北作战与山东作战有些什么不同特点？我把自己临时想到的一些看法说了一下。我说，山东作战主要是对日作战，实际经常打击的对象是伪军和顽军。敌人的战斗力很差，武器装备还比不上我们，特别是士气更差。这是一点，即作战对象不同。我还说，大规模作战，我只有一次指挥过4个团，再大的规模没有打过。再就是对日本人打仗，也多半不是直接攻坚，不攻它的城堡，除在运动中外，一般遇到强敌，都是绕开它，避免和它决斗。东北作战则不同，国民党军队的装备比我们强，它还处于进攻状态。从自然条件讲，东北的气候冷。山东没有这么冷，冬季被服稍差点也可以顶过去。东北不行，被服不行，不仅人顶不住，连枪都会打不响。从这一点上看，条件不如山东。但是，自然条件对敌人也是一样，当然，敌人的补给手段比我们强。在东北，也有对我们有利的一面，比如，冬季行动，就没有河川障碍。讲到这里，林彪强调了一句：“你这个讲得很对，地形这东西对于我们和敌人是同一条件，也就是说，在军事上，敌我在地形上都是受同等待遇的。你所说的寒冷条件，我们应当给予足够的重视。地形和气候，是敌我作战的共同基础。”他还很详细地询问我，东北是什么时候封地，什么时候封河。我说：“我的家在南满。我们家乡讲的是小雪封地，大雪封河’。哈尔滨一带我没有到过，不清楚是什么情况，沈阳就比我老家冷。‘小雪封地，大雪封河’的说法灵不灵，说不准，恐怕只能是赶早不赶晚。”

那次谈话很有一种民主讨论、向下级做调查的气氛。这种精神使我很受感动，觉得老红军领导干部的作风就是不一般，上下级亲密无间，谈话如同拉家常，无拘无束，让人心情舒畅。这次谈话，他还询问了我个人的一些历史情况。
　
第二次谈话是在第一次谈话后不久。

四平保卫战之后，显然他一直在思考如何同国民党美式装备的部队作战的问题。他说：“国民党军队目前气焰嚣张。虽然南满几次战斗和四平保卫战，给了它一点教训，但是没有把它这种骄横不可一世的嚣张气焰打下去。这对我们以后的作战不利！”他当时针对这种状况，提出了一种打法，叫“硬拼战”。一定要跟敌人死打硬拼，不惜牺牲，先把敌人的器张气焰打下去。他问我：“你看我的这种想法，你们实行起来有什么困难？”他是在征求我的意见，但是，显然也是在用他的思想来感染我，说服我。我后来想过，为什么林彪会在这个时候找我谈这个问题？因为别的指挥员都是老红军，熟悉林彪的指挥思想和作风，林彪也熟悉他们。我的情况就不一样了，双方都还不熟悉。有时，我像听故事一样，听老同志讲林彪打仗的事。他作战，在这个时期是这样打法，在另一个时候又会是另一种打法。国民党来到东北后，还没有遭受到像过去红军给他们的那样的打击。所以，必须要在战场上，首先从气势上把敌人压倒，使它不敢依赖美国的装备和处于优势的地位而嚣张。

林彪的态度很谦虚，讲完了他的想法之后，征询我的意见。我当时表示，这是领导对我的信任。我认为在当时的形势下，先把这样一个处于优势位置的敌人从气势上压倒，把战场的威力发挥到最高度，这是很有必要的。我还讲了历史上明朝名将威继光打仗有三种打法的主张：一是“算定战”，是预先计划好了的，按计划打；二是“舍命战”，我说这一种大概就是林总讲的“硬拼战”，“狭路相逢勇者胜”，遇到遭遇战这种情况，就要用自己的战斗勇气和压倒敌人的气势来战胜敌人，这叫“舍命战”，也就是“拼命战”；三是“糊涂战”，这就是事先没有“算定”，遇到情况又不肯“舍命”，糊里糊涂地打，必然要吃败仗。我说：“听了林总的想法，结合当前的形势看，我觉得很有针对性。我一定按照林总的这一指示，把打‘硬拼战’的思想在1纵队的广大指战员中讲深讲透。”

林彪在东北全军中提出“硬拼战”这种作战思想，酝酿过程中就找我谈，这是对我的一种信任，甚至可以说是一种器重。他给我谈的非常实际，也很适合我的情况。四平保卫战，陷在那个阵地上，我只有那样打，这里并没有我多少高明之处。在此之前，我没打过大仗。这次谈话，是对我军事素养的教育，也是对我军事指挥作风和战斗作风的一种提高。回部队后，我同李作鹏一起，蹲在房东的土炕上，回忆林彪的谈话，我说，他记，一句句地整理出来。第二天，便在纵队指挥干部中作了传达，接着还展开了议论。后来我又根据大家讨论的意见，写了―篇有关“硬拼战”的学习体会。以后，又写过有关“四组一队”的学习体会，都刊登在参谋处出版的一张小报上。

总之，两次谈话，我的心情都很愉快，获益很深。这是我很难忘却的一段经历。
　
四平保卫战之后，我军按照中央关于“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战略指示，大踏步转移。杜聿明判断我们已经“溃不成军”，气焰更加嚣张，对我部队紧追不舍，将其部队尽力向东延伸，企图切断我东路交通。我1师、2师在新站、拉法一带，回过头来，对冒进的敌人88师263团狠狠―击，歼灭全团和264团的一个营，敌人方才迟缓了进攻速度。他们已占领四平、长春和吉林等城市，包袱越背越重，再加上当时舆论压力，不得不于1946年6月6日与我签订东北停战协定。

我军抓住这一有利时机，深入农村，分兵剿匪，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同时进行政治和军事整训，扩充主力部队。北满组建了1、2、6三个野战纵队和七个独立师。

东北民主联军1纵队是8月3日在敦化组成的：由山东过来的l师（师长梁兴初、政委梁必业）、2师（师长罗华生、政委刘兴元）和东北民主联军7纵队19旅及20旅58团组成第3师（师长彭景文、政委黄一平）。这样，由以上三个师组成了第1纵队（1948年11月第l纵队改称第38军），我被任命为纵队司令员，李作鹏任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梁兴初任副司令员兼l师师长，周赤萍任纵队副政委。在这期间，在中共中央东北局会议上，决定成立东北行政委员会，我被任命为委员。

部队整编，一纵队的领导同志，原来在山东时期就比较熟悉，在东北又并肩战斗了一段，我深知，他们都是久经战斗锻炼的老红军，都有丰富的经验和辉煌的经历。我也知道自己的指挥能力并不怎样高明。东北局之所以要这样安排，可能是考虑我是东北人，打回老家来了，有一定的影响。

从个人来看，这是党对自己的信任。正如罗荣桓政委所说的：“你这个人还可以培养。虽然按红军的战斗思想和战斗作风要求，胜任你的工作会有一定的差距，但你还有培养前途。”这是我在到东北后，又一次见到罗荣桓政委，并向他提出自己指挥一个纵队的顾虑时，他这样对我说的。他还强调说：“组织这样决定，你就服从组织决定，自己知道自己不行这是个好事，这样对自己就会高标准严要求，组织上感觉你还是可以培养的。”

l947年4月底，“三下江南”战役之后，东北野战军总部在双城召开会议。会议期间，林彪找我谈话，提出要我与松江军区司令员兼代哈尔滨卫戍司令员李天佑对调，他来1纵队，我去松江军区。我听后，心情很不愉快。这是我参加八路军后第一次遇到这样不愉快的事。我是旧军队出身，一向是认真服从纪律要求的。作为―个共产党员，也应当服从组织决定。但是，这一次我心情不愉快。讲了价钱，说明党性还是不强的。至今回忆起来还是个遗憾。

我当时的想法是，我是东北人，打回老家来了，应该在第一线作战。到第二线去，生活上安定些，但我感情上接受不了。到松江军区去，主要任务是训练部队，向―线输送兵员。不能说这个任务不重要。但是，从抗日战争开始，我一直在一线战斗，不愿意离开一线作战部队。李天佑是老红军，又在苏联学习过。别人也对我讲过他的情况，但我对他没有更多了解．只在磐石见过―次面。林彪谈话，提出要我与他对调，再加上会外有一些传闻，我听了心里很难过。林彪讲了工作调动的意见之后，我只问了一下为什么要这样调动，并没有说其他的话。林彪一听，马上不耐烦地说“不用说了”，谈话就此结束。

之后，林彪又第二次找我谈话，说：“听说调动你的工作，你的情绪很不好？”我回答说：“说我情绪不好，我承认。但是，总司令应当给我说明为什么要调动。我作为一个军人，应当服从调动，但是，领导上应指出我的缺点和错误在什么地方，到了新的岗位上我才能改正。”林彪说：“有人讲你回去后大发牢骚！”我问：“发什么牢骚？”林彪说：“说你在屋子里唱京剧《霸王别姬》的‘力拔山兮气盖世……　’一段；再就是参加会议的人都去照相，你不去照。这两件事说明你在闹情绪，我说的对不对？”我说，我喜欢唱点京剧，但是，林总讲的这一段，我恰恰不会唱。朱瑞同志业余喜爱照相，给大家照相并不是会议的一个项目，我没去参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