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军工传-第8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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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元甲听明白了，他点点头，对陈赓说：“非常感谢，相信不久我们会派来留学生，请你们帮助我国培养出杰出的军事技术工程师。”
晚上，盛大欢迎宴会之后，陈赓请客人们到友谊宫参加晚会，说来也巧，当时恰恰有一个中国文艺代表团访问苏联和东欧归来，路过哈尔滨小住两天。陈赓从省里听到这个消息后，忙请文艺代表团多留一天，为哈军工演出一场。演员们知道这是应陈赓大将邀请的专场演出，人人都拿出绝活来，京剧名角李学增和汉剧名角陈伯华都登台献艺。武元甲不必通过翻译就能看得懂，陈赓的热忱周到让武元甲心情特别舒畅。
次日由黄景文陪同，越南客人到哈尔滨市参观大型企业，武元甲提出想看看黄景文的孩子。刘居英一个电话，院办派车从子弟学校把黄景文的大女儿黄晓夏接来，武元甲拉着黄晓夏的手，左看看、右看看，连声说：“这孩子好可爱呀！”黄景文一口流利的越语，和武元甲一起回忆起当年与法国人打仗的往事，武元甲感慨道：“没想到我们现在离得这样远，见一次面可不容易啊。”
陈赓和院领导们与韦国清一起商量欢送武元甲的有关事宜。房间里暖气很热，穿不住厚衣服，陈赓和大家都脱下厚呢子军装，挂到大衣架上。
陈赓委托韦国清先与武元甲通个气，看看明天回北京前客人们还有什么要求。
韦国清抓起衣服先出去了。陈赓和院领导又说了一会儿话，起身准备离开办公室，他从大衣架上拿起上装，边穿衣服边嘀咕：“怎么这么别扭？怎么小了？怎么回事……”
刘居英等人也纳闷，过去帮助陈赓扯扯衣服下摆，抻抻袖子，这衣服就是不合体。
大家正在忙活着，韦国清推门走进来了，大声说：“哎呀，陈司令呀，我说怎么搞的，衣服怎么变大了呢？我把你的上装穿走啦！”
陈赓这才扭过脖子看了一眼肩章，笑道：“好你个韦国清，原来你老兄把我的一颗星抠下来，放到你的肩膀上啦！”
韦国清连声说：“岂敢，岂敢！我哪有胆子犯这么大的错误呀！”
大家被他俩儿逗得捧腹大笑，前仰后倒地看着大将和上将交换军装。
陈赓走出院办大门，看到机要秘书任金池在旁边站着，突然想起退公务车的事，便问任秘书退掉没有，任秘书说还没退，陈赓不悦，批评道：“车在这里压一天，要花很多钱，军费是国家给的，是人民的血汗，不能浪费啊！”
张衍插话说：“明天一早去办吧，我派人帮助你。”
临上车前，陈赓又对任金池说：“这节车厢早点退掉投入使用，能给国家赚来很多的钱，你算算这个账。”
晚上在大和旅馆里为武元甲一行饯行，大家举杯，共祝中越两国人民和军队的友谊。身材矮小的武元甲和身材高大的刘居英碰杯，其他院领导也上来敬酒，武元甲面露微醺之态，陈赓怕武元甲喝醉了，直使眼色，让大家杯下留情，欢送晚宴尽兴而散。
送走了武元甲，陈赓立时感到轻松不少，他马上召集院党委常委会议。
陈赓笑嘻嘻地看看大家，风趣地说：“现在有点不平等了，我换了装，咱们五位少将同志从沈阳回来，也换了装，可徐立行、张衍、李懋之啊，你们还是老式军装嘛，还带着白胸签。哈哈，等急了吧？这一回也给你们大家换一身新行头。”
陈赓讲了全军授衔对于我军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意义后说：“我们学院这次报了十来个少将，中央只批了五个，总要受名额限制嘛，思想上一定要想通。主席表扬了许光达同志主动让衔，还有徐立清副主任也主动让衔，我们应该学习他们的高尚风格，在授衔问题上必定要产生许多思想问题，什么高了低了的，请政治部注意，要做好思想工作，通过授衔，进一步推动全院的工作，实现我军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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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辽东演习 武元甲踏雪访军工（4）
全院同志都知道院长回来了，而且要给大家授军衔，年轻军人眉飞色舞，像小孩子盼过年似地数着日子。
那天下午2点钟，几十辆小轿车和大轿车从哈军工一道门驶出，浩浩荡荡直奔江边的中苏友谊宫，惹得市民们驻足观望，老百姓们都挺兴奋，称赞道：“是103的，没错！103的，真够气派！”那个时候，哈军工为哈尔滨市的平民百姓平添了许多自豪感，谁能解读哈军工，那是一种荣耀。
哈军工参加授衔仪式的干部们都穿着皮大衣，里面是崭新的呢料军礼服，束武装带，上装领口已佩戴领章，只等陈院长授肩章了。因为是冬天，大檐帽都换成闪着咖啡色亮光的皮军帽，“八一”帽徽如宝石般嵌在帽脸正中。大家在友谊宫大礼堂中肃立，静静等待那激动人心的时刻。
3时整，身着少将军礼服的刘居英副院长宣布授衔典礼开始，国歌高奏，全体军官精神饱满，注视着主席台。
国歌奏毕，陈赓稳步走到主席台正中，灯光下，海蓝色的大将礼服格外鲜亮夺目。考虑到全院同志还没有听到周总理对哈军工五位少将的授衔命令，他决定先宣读这份命令，捧起命令书，那雪白的封面正中印有红色烫金国徽图案，陈赓目光炯炯，神态庄重，朗声读道：
“授予军衔命令，第八号。根据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服役条例，授予刘居英等五位同志以将官军衔。这是国家和人民所给予的崇高荣誉和政治责任。凡荣获将官军衔的军官，必须兢兢业业，戒骄戒躁，努力学习，勤勉工作，提高军事和政治素养，发扬中国人民解放军官兵团结、军民团结、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为巩固国防、保卫祖国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保卫亚洲和世界和平而奋斗。
现将授予刘居英等五名将官军衔的命令公布如下：
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副院长刘居英以少将军衔；
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刘有光以少将军衔；
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空军工程系主任唐铎以空军少将军衔；
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炮兵工程系政治委员贺振新以少将军衔；
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工兵工程系主任唐凯以工程兵少将军衔。
此令
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一九五五年九月二十七日”
陈赓宣读完毕的一瞬间，友谊宫礼堂里安静得一丝声响也没有，突然间，跟着陈赓在台上的鼓掌动作，全场响起春雷般的掌声。
身穿少将军礼服的刘居英、刘有光、唐铎、贺振新、唐凯五位将军也激动地鼓掌，接受大家的祝贺。
接着陈赓宣读国防部长彭德怀9月29日发布的授予张衍等八人大校军衔的命令。自右至左，站在校官最前列的八位大校是：徐立行、张子明、李懋之、徐介藩、张文峰、张衍、赵唯刚、李焕。
八位大校依次序登台，陈赓郑重为他们授衔。
再接下来，陈赓又宣读授予张国良等30人上校军衔命令。他们是：张国良、贺达、穆欣、陈信、陈怡、王坚、于达康、邓易非、江洪涛、南敬之、李九思、戈果、沙克、杜鸣珂、伊阳、王炜、姜国华、高庆魁、张复明、傅德林、张友亮、戴其萼、李殿章、沈伯英、刘吉林、黄景文、穆栋材、安守田、赵本源、张振东。
最后宣读授予王序卿等47名中校军衔命令和肖连山等78名少校军衔命令。
陈赓为一批批校级军官们授衔，他极为认真庄重地与每一位同志热情握手道贺，两个小时下来，真有点累了，面色略显苍白。副院长刘居英上来接班，宣读了大尉、上尉、中尉军官的授衔命令，而少尉军官的授衔命令则是在12月26日，由副政委刘有光在学院里宣读的。
友谊宫授衔仪式结束后，学院举办了盛大的庆祝晚宴，双肩金光闪烁的将、校、尉军官们，喜气洋洋，开怀畅饮，大家知道陈院长烟酒不沾，所以只是象征性地与院长碰一下杯，但副院长刘居英是“英雄海量”，他笑对群英，陪着陈赓到每一张桌子祝酒，代表院首长向欧阳钦等省市领导、身着西装的苏联顾问们和全院同志举杯致谢和祝贺。席间陈赓与奥列霍夫、叶果洛夫和诺维克一起，留下惟一的合影。
陈赓特别叮嘱政治部，把非军籍的老教授们也请来，他又想起哈军工两位黄埔学弟，让商燮尔请来王剑秋，又让唐凯请来黄德馨。在宴会上，他特别向许多校官们介绍这两位老资格的教员：“剑秋同志是黄埔四期的，德馨同志是黄埔六期的，在这两位老专家面前，你们年轻的同志要敬杯酒呀！”
王剑秋百感交集，不知说什么才好。他想起前天，他正在文庙街上踽踽独行，突然一辆小轿车在他身边停下来，有人喊：“王剑秋，你上车！”
王剑秋一惊，原来是陈赓院长开了车门，招呼他上来，看着身穿大将军服的陈赓，他有点拘谨，陈赓问长问短，叮嘱他注意身体：“听商燮尔说，你比年轻人都刻苦，天不亮就起来读英文，你还自修什么文种？”
王剑秋说：“学好英文后，还想学点德文。”
“别累坏了！”陈赓让司机送王剑秋去翻译室，“你呀，就是认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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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辽东演习 武元甲踏雪访军工（5）
王剑秋和陈赓道别时，泪眼模糊中依稀看见黄埔学校的剪影，唉，有谁像陈赓院长这样重感情、念旧情？
哈军工授衔之后，军心大振，陈赓在百忙中，还不忘给全院师生员工做了一次精彩的形势报告，在工字楼前的大操场上，他讲了一个多小时，谈到这次授衔，他说：“对院、部、系的主要领导我都做了反复的研究，认真考虑，互相对比，又一个一个谈了话，根据中央的精神，分别授予适当的军衔。”
这是陈赓生前最后一次在大操场上为全院同志做报告。
临走的时候，陈赓又去看看小平房的那些老邻居们，他问唐凯的夫人邹光：“高兴吧？老唐扛上大牌牌啦！”
邹光抿着嘴乐：“高兴！他从沈阳授衔回来，我们俩特地骑上自行车，到江沿儿转了一圈！我还为他照了一张纪念照呢！”
“给我看看！”陈赓兴致上来，马上向邹光要照片看。他拿着唐凯坐在家里的照片端详了一阵，笑道：“很漂亮嘛！像个大明星！哎呀，我还没想到你邹光还是个摄影家呢！”
陈赓把喜庆和幸福留给了哈军工，他又冒着寒风匆匆回北京了。
1955年秋天的授衔，有个让军中知识分子感到困惑的问题：政工干部和军事指挥干部的肩章是金黄色的，人们称为“黄牌牌”；技术干部，如教员、医生等，则是乳白色的，人们称为“白牌牌”。不知道当时为什么要把这两个常常心存芥蒂的群体分成不同颜色的肩章。
当庆贺授衔的晚宴曲终人散之后，不少细心的“白牌牌”们小声嘀咕：“白牌牌不如黄牌牌，级别明显低一截。”
这可能有根据，因为庞大的助教队伍和学员中的部队调干学员，大多是少尉和中尉。
雷达教员李均来哈军工前是华北军区雷达兵正排级干部，她本应授予中尉或上尉，但当时只授予少尉军衔。
可彭启超的授衔就更特殊了，彭德怀关照过陈赓，他要压低侄子的级别。抗战时参加革命的彭启超，当年保卫延安时曾任副团长，最起码应该授予大尉军衔，却只授了一个中尉，全院为之哗然，唉，谁让他是彭元帅的亲侄儿呢！
史实证明，哈军工院、部、系各级领导干部的军衔基本上是合适的，绝大多数带“黄牌牌”的政工、军事干部，也基本满意。当然，也有个别级别偏低的。但是对带“白牌牌”的技术干部，特别是助教一级，确有“就低不就高”的倾向，当时，院党委忽略了技术干部军衔偏低的问题。不久，来自教员队伍的抱怨声传到了刘居英和刘有光的耳朵里，在党委会上议论这一问题时，委员们的统一意见是：根据国防部对高级知识分子评定军衔的指示，为了提高广大教员的工作积极性，应该适当提高他们的军衔。会议提出“一般按教衔定军衔，宜高不宜低；无教衔或有教衔而不能恰当反映本人当前学术水平者，则按国家教衔条例和审查教衔的办法衡量”。
徐立行和张衍建议刘居英和刘有光专程去北京向陈赓院长汇报此事。1956年春，刘居英和刘有光去北京见陈赓。
“这个问题要解决，”陈赓听罢汇报，背着手在办公室里踱着步子，明确地说：“我们是大学，知识分子干部的军衔要适当高于工农干部。去年冬天我回北京，正好戴其萼去空军开会，和我乘一节车，他也提过这个意见。新中国成立前已经大学毕业，一解放就参军的知识分子，只给授个少尉或者中尉，是偏低了，我看助教一级要授上尉。我们要为教员们争一争，特别要给老教授们授衔。我马上找宋任穷谈谈。罗帅有病，此事就不要打扰他了。”
几天后，刘居英和刘有光去见宋任穷，宋任穷态度明朗：“我们全军就军工这么一所高级军事科技大学，教员军衔评低了，会影响教学呀，应该调整。”
“是否过渡一段时间再调整？会不会对全军其他院校有影响？”刘居英委婉地试探着问，他害怕别人批评军工是“军老大”，闹特殊。
“今年春天就调整，”宋任穷断然道：“你们谁备个方案吧。”
几个月后，刘居英带着秘书李木，拿着军衔调整方案和名单再次进京，向总政甘泗淇副主任详细汇报，逐一落实，最后得到总政干部部的批准。
哈军工调整技术干部军衔的消息在总参传开了，总部机关的技术干部反应强烈，要求总参也学哈军工。陈赓劝阻这些总参的书生们：“情况不一样啊，同志们，全军只能照顾一所大学，口子不能开得太大。”
1956年7月21日，哈军工在王字楼礼堂举行教师入伍宣誓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