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军工传-第6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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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居英默默地听着，他几乎能感触到陈赓那跳动的滚烫的心，只觉得一股热浪直冲脑际。上任以后，他已经看过院党委一系列决议和文件，徐立行、张衍、李懋之等同志分别向他详细介绍过情况，党委一班人满腔热忱地欢迎自己，刘居英深感这个战斗集体的温暖和和谐。
“团结问题不能忽视呢，”陈赓继续说，“来自五湖四海的干部和教员，不可能没有矛盾。目前，学院存在两大主要矛盾，一个是干部之间的矛盾，另一个是工农干部和知识分子之间的矛盾，这是我们要反复强调、努力解决好的大问题。我让刘有光和张衍侧重抓好知识分子的工作，解决好第二个矛盾；你刚来，又不属于什么“三兵团”或者“二高步校”的山头，当前你先抓干部的团结工作。党委扩大会议就要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了，党委常委必须带头，首先我要带头。”
在党委委员的思想检查会上，陈赓第一个带头作自我批评。
徐立行滑冰不慎摔断了大腿骨，石膏绷带还没拆，他一定要来参加党委扩大会，陈赓劝不住，只好让两个警卫员搀扶着徐立行进会场。
党委会提出了“三驾马车”不团结的问题，首先点到徐立行和张衍之间存在“闹别扭”的问题。
去年9月，政治部召开全院第一次政治工作会议，张衍作了《加强教学中政治思想工作的报告》，会前，张衍请徐立行就教学工作要求的问题讲个话。徐立行就在会上讲了“现在教育与过去教育不同的十个方面”，他把军工和“抗大”、“军大”在性质、任务、培养目标、教学计划等十个方面有所不同之处作了对比。由于事先没有跟张衍通气，他的有些提法与这次大会不太合拍，例如他说，“抗大”、“军大”就是个大训练班，没法跟军工这样的综合型工科大学相比，等等。在哈军工把“抗大”的“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八个字当做自己的校风，把《抗大校歌》当成自己的校歌时，徐立行的讲话显然容易造成干部思想上的混乱。当然，徐立行这次讲话也有许多积极的内容，如果是在探讨教学方法的会议上讲是有益的，但在全院政工会议上讲显然不合适。
张衍对徐立行事先不商量就“放炮”，心中不快，颇有意见。
陈赓事后知道此事，批评道：“这么大的一个会议，你们两个院领导当着全院干部的面唱对台戏，成何体统！”了解清楚情况之后，陈赓批评了徐立行，帮助他提高认识。
徐立行对科教部部长张述祖教授也有不够尊重之处。一次看一个不涉及机密的军事纪录片，他因张述祖不是军人，就不让张去，张困惑不解。张述祖几次向他申请，希望参军，徐立行要么不太理会，要么就说：“超龄了，算了吧。”徐立行作老知识分子的思想工作，开始不够细微，他说张述祖：“你口才、口音都不行，知识也旧了，讲不了课！”这很伤张述祖的自尊心，要说张述祖满口苏北南通土话，别人听不大懂，那么张述祖服气，可要说精通几门外国语言，在兵工大学教出那么多学生的张述祖博士不会讲课，他怎么会服气呢？鲍廷钰、浦发等老教师都是张述祖的学生，在教学和科研中遇到难题常去请教张述祖，所以张述祖认为自己的作用没有得到徐立行的充分肯定。1月28日，在第一次教学方法研究会上，张述祖作了《如何指导学员独立作业》的报告，徐立行很是赞赏，当众表扬了张述祖：“张教授，你行呀，肚子里有货。”张述祖心头一热，对徐立行的那些意见也就抛到爪哇国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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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增强团结 陈院长批评“二三矛盾”（3）
在党委扩大会议上，徐立行严格要求自己，针对自己一些旧思想，做了几次检查，说到动情之处，他难过地落泪了。陈赓充分肯定徐立行兢兢业业抓教学的工作成绩，同时也严肃分析和批评了徐立行的主观主义、骄傲情绪和在与干部、知识分子关系上的不团结现象，徐立行对陈赓的话心悦诚服，思想受到很大的震动。
陈赓十分重视党的作风建设，哈军工的干部多年来敢于展开刺刀见红的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个好传统，就是陈赓打下的基础。
1954年初，部分来自二高步校的基层干部滋长了一种宗派主义情绪，他们认为跟随陈赓入朝作战的三兵团干部吃香，而占哈军工干部总数五分之三的二高步校的干部不那么受重用，后来“二刘不如一余”的流言就是这种情绪的延续。
那天在党委扩大会的小组讨论中，一位原二高步校的干部发言时说：“如果今后学院出现不团结现象，那就可能是‘二’与‘三’的问题。”即二高步校干部与三兵团干部间的问题。
“二、三矛盾论”一出笼，受到与会干部的严厉批评，大家说，二高步校和三兵团都是人民解放军的一部分，把学院干部分为“二”与“三”两部分，是不利于团结的，是非常错误的。陈赓也抓住“二、三矛盾论”不放，在党委会总结发言中严肃批评道：“什么‘二高’的，‘三兵团’的，都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个别二高步校来的干部发牢骚说：“三兵团来的干部是来夺权的。”陈赓在会议上举了这个例子，他批评道：“我来学院是夺谁的权？我们的干部政策是五湖四海，任人唯贤，说这种话的人是有意挑拨关系，破坏团结，是党性不纯。我们一定要反对这种狭隘的宗派主义思想！”
这次马拉松式的党委扩大会集中精力解决团结问题，既严格认真，触及思想深处，又坦诚温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最终效果很好。整个党委集体达到前所未有的团结一致，大家能从事业和工作出发，敞开思想，各抒己见，一成决议就无条件执行，说话一个口径，办事一个原则，不左顾右盼，无后顾之忧，互相支持，互相谅解，工作效率非常高。张衍和徐立行两位老战友多次交换意见，加强了团结，受到陈赓的表扬。
然而，工农干部与知识分子之间的团结，是个十分复杂而难以一时完全解决好的问题。陈赓认为，老知识分子改造旧思想是完全必要的，但是，当前的主要症结在于工农干部往往用“左”的眼光、狭隘的心态去对待老教师，总认为老知识分子是资产阶级思想的代表者，是“落后”的一群，部分工农干部看不惯院党委对老教师的关怀、信任和重用，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认为院党委“右倾”，甚至是“路线错误”。尽管陈赓的“两老办院”、“两个承认”的名言已在哈军工家喻户晓，但抱着对知识分子偏见不放的工农干部仍大有人在。
个别干部对当年在重庆成功改造起义旧军官颇有经验体会，他们把这套经验拿来对待哈军工的老教师，动辄居高临下地批评训斥，结果伤害了十分看重面子的老教师，连平时寡言少语的马明德教授也在发牢骚：“把我们当成国民党旧军官了！”
1954年1月20日，政治部干部部有一份报告，最能说明当时一部分工农干部对待知识分子的态度。
报告开始肯定了教授们有很大的进步，例如，“殷之书为开课连续工作三昼夜，刘绍唐、杨仲枢带病坚持工作。”
但接下去报告却变了味儿：“对学院不满，发牢骚及少数人的歪风邪气没有市场了”，报告点了胡振渭等五位老教授的名，说他们“不再那样嚣张了”。
报告批评教授们“工作要求按自己的思路发展，稍有变动就认为前功尽弃”，“重当学生”，“……说的多，做得少，对政治不关心”。
报告认为“少数人企图离开，差不多每晚上要在一起，乱说，形成思想上的暗流”。“信任是有限度的，这是个政治原则，政治上的关心爱护，必须坚持思想斗争的原则”。
这份报告对老教师队伍的基本估计与陈赓和院党委的基本观点相去甚远，用“嚣张”、“暗流”来形容哈军工的老教师们，哪里还有“两老办学”的诚意？这份报告所反映的“左”的观点在当时哈军工的工农干部中有一定的市场。
历史的真实是，哈军工在正确执行知识分子政策的主流下也有曲折，有时不免会有失误，除了上海那两位教授是自己闹着要走的，还有四五位老教师的调走，同当时执行政策中有所偏差以及知识分子的门户之争不无关系。值得庆幸的是，以陈赓为核心的院党委头脑清醒，政策水平高，除了后来的“反右”和“文革”那种特殊历史时期另当别论，总的来看，哈军工在执行知识分子政策方面是基本正确的。
陈赓看过这份总结报告，沉吟良久，拿起笔来，只批了一个“阅”字，便束之高阁，再无人提及了。
半个世纪之后，笔者发现，那份报告上的所谓“嚣张”的教授，恰恰都是为我国国防现代化建设贡献出毕生精力且立下大功的杰出专家，其中还有中国科学院院士。历史是一面镜子，人们不能不为“哈军工之父”的远见卓识而折服。
5月中，陈赓到北京开会，临走时叮嘱院党委对干部的政策教育一定要常抓不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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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增强团结 陈院长批评“二三矛盾”（4）
教务部有个傲气十足的副科长，张述祖部长定下的事，科员要请示该副科长定夺才能办。
和张述祖作邻居的一位部级领导，常叮嘱自己的孩子：“别跟张教授的小孩子一块儿玩！”那意思是要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划清界限。
当时不少教授家中雇用保姆，有时保姆为工资多少找协理员告状，协理员就鼓动保姆：“那是剥削，你们组织起来，跟教授开展斗争！”
凡此种种小事，反映到院党委，刘居英、刘有光和张衍一碰头，观点一致：必须对全院的干部进行一次知识分子政策的再教育。
9月，政治部组织了两个工作组，到四个教授会进行典型调查，发现其中一个教授会的党团员不尊重非党教授会主任，看到工作中的缺点不是善意地帮助，而是乱扣帽子瞎批判，非党教授会主任也不了解自己有做政治思想工作的职责。
刘有光决定在这个教授会里蹲点，与大家一起研究如何贯彻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对先进和后进两种典型进行对比教育，然后召开全院的教授会党、团支部书记会议和全院教授会主任政治工作会议，这成为刘有光新官上任烧的“头两把火”。
刘有光说：“教授会主任是教授会全体人员的直接首长，党团员必须向教授会主任汇报思想和工作，执行教授会主任的指示和命令。”
这是哈军工政治部公布的一个重要的有独创性的政策，它不仅保证了教授会主任在教学业务工作上有职有权，而且授予教授会主任进行政治思想工作的职责。在这两个会议之后，哈军工利用党团活动日，在全院学员中普遍进行了一次“尊师重教”的教育。
刘有光在张衍的有力配合下，又烧起新官上任的“第三把火”，在学习七届四中全会决议的基础上，政治部召开全院团以上党员干部会议，总结建院一年来的知识分子工作，联系实际，对老干部进行知识分子政策的再教育，统一思想认识，动员老干部主动做好高级知识分子的团结工作，要求部、处以上的干部都要和老教师“交朋友”。
刘有光对张衍说：“老张啊，政治部的面上工作都靠你来抓了，我得多往斜纹二道街跑跑。”
张衍笑道： “你是主任呀，不在大帐里坐着，我有事儿到哪儿去找你请示呢？”
刘有光认真地说：“我刚报到陈院长就交待我说：‘你的主要任务是做好高级知识分子的工作’，我刚来学院不久，情况不熟悉，你就帮我尽快进入情况吧。”
1954年下半年，刘有光带着王序卿等人经常泡在斜纹二道街老教师的宿舍里，与老教师们促膝谈心，常常半夜带着一身寒气回到家里。
陈赓有一个全院人所共知的形象比喻：“学员是吃菜的，教员是炒菜的，而干部是端盘子的。”所谓“端盘子”的意思，就是全心全意为教学服务，它讲清了三者的关系，这是陈赓教育思想中的一个闪光点。多少年来，“端盘子”这句话成了哈军工干部们献身党的国防教育事业的代名词，并流传至今。
陈赓是个京戏迷，那天，他拿着报纸去问刘居英：“你也是老哈尔滨人啦，对哈尔滨京剧团有何研究吗？”
刘居英愣了一下，含含糊糊地说：“没有研究，我不大爱看京剧。”
陈赓歪着头瞪了一眼：“你这个刘大个子呀，就爱打球！不懂京戏！”
徐立行正好进来，插了一句：“我介绍一位行家，那可是跟四大名旦中的一位配合过呢。”
陈赓瞪大眼睛：“我们这儿还有这等能人？快说说，他是谁呀？”
徐立行笑了：“张衍嘛。”
“快找张衍！”陈赓忙打电话：“哎呀，真人不露相啊。想不到你张主任还是个京剧行家呢！快来吧。”
张衍不知陈赓有何急事，一头雾水地坐下来，忙问：“什么京剧行家呀？”
陈赓指指一边嘿嘿笑的徐立行，问张衍：“听说你跟四大名旦有过来往嘛！”
张衍这才恍然大悟，笑道：“我当是什么事呢！1951年，程砚秋剧团到重庆演出，余秋里校长要请程砚秋来学校演场戏，我一听就愣了，一张普通戏票1万元（旧币）啊，全校得花多少钱！看不起。余校长坚持要请程砚秋，没办法，我硬着头皮去见程砚秋同志，邀请他到步校来演戏，别看人家是名角，马上就答应下来，我又说到演出费，还没等说完，程老板说，为解放军演戏，我一个钱也不要。我说，那怎么行，剧团那么多人要吃饭呀，程老板说，那就给剧团同志们点零用钱，我本人一个大子儿不收。程老板在学校连演三天戏，我们可过了戏瘾啦！就是这么回事。徐教育长真能开玩笑，我怎么成了京戏行家了？”
陈赓乐了一阵说：“那你张衍还是有本事哟，能让程老板免费唱戏，你再继续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