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军工传-第4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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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的意见，这在当时党内高层领导中又有几多人呢？回顾建国初到文化大革命结束这一段历史时期里中国知识分子所走过的曲折而坎坷的道路，更令人钦佩陈赓的先知先觉。
　　陈赓的就职演说，首次阐述了以“两老办院”为核心的教育思想，他给哈军工描绘的宏伟蓝图中，也首次提出教学和科研并驾齐驱的“两个中心”的构想，这些真知灼见是陈赓教育思想的精髓，陈赓当之无愧地站在中国现代史上最杰出教育家的行列中。
　　岁月悠悠，往事如烟。那叠陈赓当年的讲话记录，已经泛黄发脆，在档案袋里沉睡了半个世纪，现如今，谁还知道或承认“陈赓教育思想”？今天，我们重温陈赓的讲话，应该重新认识和评估他在新中国教育史上的伟大贡献，他的哈军工“就职演说”作为弥足珍贵的历史文献，必将继续闪耀着灿烂的真理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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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寒风砭骨　老教师冰城过三关（1）
寒风砭骨　　老教师冰城过三关
　　将军暖心　　周明【溪鸟】雪夜述衷肠
　　建院初期，人们习惯把教授、副教授、讲师称为“老教师”以便区分于年轻的助教们，若论年龄，老教师也不都“老”，当时年龄最大的教授是高步昆，55岁；其次是52岁的张述祖和51岁的曾石虞。后来成为哈军工教学和科研中坚力量的朱起鹤、罗时钧、张良起、黄明慎都是29岁，稍大点的顾懋祥也刚过30岁，最年轻的副教授庄逢甘才28岁，他在填写报到表格时特别申明：“未婚，女朋友要到1953年暑假才毕业”，那意思是，我快要结婚了。大部分教授和讲师们的年龄都在35岁至45岁，哈军工老教师队伍是一支年富力强且学问一流的精英群体。
　　从12月初起，各地抽调来的教员云集哈尔滨，每天学院都要派车到火车站接人。作为一院之长的陈赓，尽管工作千头万绪，他始终把抓好知识分子的工作放在首要位置，多次与几位主要助手们商量，从政策上弄出几个条条框框来。
　　为了照顾好老教师们的生活，哈军工自1952年底到1953年上半年做出一系列有关规定：
　　1。　凡是教授调入哈军工，院领导一定要亲自探望并设便宴接风；
　　2。　薪金制教师调入学院时，由学院发给相当于本人一个月薪金的搬家补助费，随调的家属在未安排工作前，工资照发；
　　3。　把最好的斜纹二道街两栋住房分配给老教师住，要保证暖气热，煤气足，每周能洗热水澡；
　　4。　依照政务院颁布的国家工作人员公费医疗条件，享受公费医疗；
　　5。　子女免费入院附属小学和托儿所；
　　6。　住集体宿舍的教师由院派公务员搞卫生、打开水；
　　7。　在院内的军人供应站购买物品，不用排队，理发和洗澡优先；
　　8。　因公5人以内派小轿车，6人以上派旅行轿车；用班车接送老教师上下班；给教授会正、副主任每人配备一辆自行车；
　　9。　增加文娱活动，举办舞会、文艺演出时，给教授们留好位置；
　　10。对多子女的教师，每年给予适当的生活补助。
　　在工作安排上，陈赓力主让教授们承担教学组织方面的行政职务，他首先推荐张述祖出任哈军工第一任科学###部长，又任命曹鹤荪为教务处处长，任新民为副处长，后来又任命高步昆为第一任科研部部长，卢庆骏为副部长。
　　张衍曾表示异议：“教授们学问大，这一点我承认，但是他们的组织能力未必强啊。”
　　陈赓说：“既然叫教授们担任教学上的行政领导，就要让他们当部长，因为他们懂行；老干部当副部长，做思想政治工作，帮助教授们。”他还说：“既要他们工作，就要他们有职有权，大胆地干。”
　　自从陈赓精辟地论述“二老办院”的道理以后，“两个承认”——既要承认你的“二万五”，也要承认人家的十年寒窗苦；“两根柱子”——老教师和老干部都是办好学院的台柱，成为哈军工大院人所共知的“名言”，大多数老教师感念陈赓的知遇之恩，惟恐自己有负院长的厚望。但是，对于不少军队干部来说，如何做好老教师的政治思想工作，仍是一头雾水，他们看见那些“吃过洋面包”的大知识分子，第一反应是心里犯怵，接着就是不顺眼，看不惯，在感情上格格不入。
　　头半年，学院里曾发生过几桩让老教师心中不快的事情。
　　老教师都是非军籍的，他们是部队中的特殊老百姓。平时，他们的着装颜色各异：黑、白、灰、蓝、褐，在四周一片黄色军装的反衬下，格外显眼。这些戴着眼镜的教书先生们，除了没有留学苏联的，差不多都是从主要的西方国家留学归来的，数起来有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比利时、加拿大等国家，于是就有些调皮的青年政工干部戏称教授和专家们为“八国联军”。
　　这个外号传到老教师们的耳朵中，“这是什么意思？我们难道是庚子年间烧杀抢掠的洋鬼子吗？”老教师们忿忿然，有人告到张衍那儿。
　　张衍很重视此事，他多次召开干部会，严禁这种对老教师大不敬的流言飞语。
　　陈赓在百忙中，特别指示政治部成立直属的第一政治处，作为专门负责老教师政治思想工作的机构，该处的主任是“三八式”老干部、河北人氏王序卿。王序卿生于1921年，在抗日战争的艰难岁月中，他在冀中大平原反扫荡，杀鬼子，是个英勇善战的八路军指挥员，1943年，他到了延安，进“抗大”学习，长期的军旅生涯，使他成长为党的优秀干部。院党委对王序卿委以重任，张衍又给他派了三位团级干部当助手。
　　王序卿上任伊始，先在斜纹二道街宿舍为老教师开办小食堂。这四个人为了办好小食堂，起早爬晚，十分努力。陈院长第一次来看望老教师时，指示李懋之物色会烧南方菜的高级厨师，王序卿立即去办，没隔几天，从哈尔滨市里请来两位大厨，他们牛刀小试，亮点手艺，烧了几道徽扬菜，老教师们果然眉开眼笑。由于大多数人的家眷尚在南方，一日三餐，从不下厨却又当起光棍汉的老教师们若不想饿肚皮，惟有依靠食堂。
　　头些日子倒也相安无事，慢慢的食堂工作人员就有了牢骚：“教授们吃饭老不准时来，稀稀拉拉的，我们老得等着，下班没个点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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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寒风砭骨　老教师冰城过三关（2）
管食堂的助理员说：“那还不简单，咱们当兵的讲究令行禁止，以后开饭吹哨子，按我们部队的老规矩办，过时不候。”
　　于是，宿舍走廊里每天响起三遍“【口瞿】【口瞿】”的哨子声，正在静心看书、伏案工作的教授们吓了一跳，慌忙抓起饭碗往楼下跑。平时爱说点怪话的教授就很不自在地说：“我们这儿哪是教师宿舍呀，成了军营了！”有的老教师一边排队打饭，一边小声嘀咕：“今天吹哨子，明天说不定吹军号，我们也成了大兵了。”
　　有一次看电影，满楼吹哨子，让教授们集合、排队、立正、看齐、报数，然后上车。
　　那天王序卿去拜访刚来不久的周明【溪鸟】教授，问问晚上暖气热不热。平时沉默寡言的周教授对他说：“院方对我们的生活十分关照，这让我们心中不安。我们是来工作的，是为了我们军队的现代化来军工的。从南方来到北方，生活上虽有不适应之处，但院领导已处理得很好了，我们大家是满意的。不过我们知识分子是有毛病的，有些事过于挑剔了，比如开饭时吹哨子是件很平常的事，可是有些教授感情上接受不了，你看能不能想个更合适的办法？”
　　王序卿吃了一惊，吃饭吹哨子在部队生活中早已习以为常，怎么会因此等小事引起不快？他很快把这个情况反映给陈赓和张衍。
　　陈赓眉头微蹙，沉思不语。“吹哨子”是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吗？陈赓不这么看，他站起来，习惯地绕室踱步，半晌才缓缓地对张衍和王序卿说：“教授是我们办院的依靠力量，依靠他们，我们才能建立起自己的教师队伍。不能用吹哨子这种管理士兵的简单办法去对待知识分子，这是最笨的！要教育我们的干部了解老教师，理解他们，帮助他们，和他们交朋友。从中国历史上看，知识分子同你相交，不是看你官位大小，而是看你是否把他视为知己，真诚相待，所以古有‘士为知己者死’的说法。”
　　陈赓又在沉思，他低着头，慢吞吞地踱了两圈，站住望定张衍说：“党委要研究一下，应该在青年教授中发展党员，吸收他们入伍。为了减少老教师们在思想改造中的阻力，可否成立一个类似工会的组织，譬如叫‘教育工作者协会’，这应该是个教授自己管理自己的群众性组织，你们政治部是领导，但不可以发号施令。在军队中成立教授的群众性组织，恐怕过去还没有过，我们得请示总政，这个事情可以从长计议。”
　　陈赓这次谈话以后，斜纹二道街宿舍里又恢复了安静，食堂工作人员新开了小炒窗口　，教授们可以随到随点菜，解决了饭菜变凉的问题，老教师们对这些热心周到的服务十分满意。
　　还有一个发家具的风波，让陈赓生了气。
　　教授们来到哈军工，光有宿舍还不行，必须配备办公用的写字台。这事儿归营建管理处管，处长叫张复明，是二高步校的名人，人们都称他“张老汉”。“老汉”是个老八路，山西人，黝黑的脸上满是皱纹，初见他的人，还以为他是个马夫。“老汉”为人厚道，办事认真，是个勤勤恳恳的“老黄牛”。
　　张复明带人赶制出第一批家具，团职以上是大写字台，营职以下是“一头沉”的小写字台，这在二高步校时就是这么办的。发给老教师的时候，“老汉”自作主张，搞了一个“等级标准”：“教授、副教授按团职待遇发，讲师、助教按营职的发。”
　　于是引起众多讲师的不满。意见反映到院领导：“讲师身材长得和教授差不多，为什么发个小桌子？”“我们的工作量不见得比教授们小，小桌子怎么够用？”
　　教授们书多，像梁守槃和卢庆骏，家眷未到，倒随身带来满屋子的书。老教师普遍对书架太小不满意。
　　陈赓听到这些意见，来了火气，他说：“这是谁规定的？谁叫你们把营、团的概念套到教师的身上？老教师应该住得比我们好一点，家具也应该多发一点，这是工作需要，他们书多，桌子小了不行！”
　　陈赓把张复明叫来，劈头训了几句：“老汉呀老汉，你真是山沟沟出来的，小家子气！怎么办事不动脑筋？赶快把小写字台搬走，凡是老教师，一律发大写字台，另外，书架做大点，要多少给多少！你要记住，这里不是营房，你服务的对象也不是‘土八路’！”
　　“老汉”垂头丧气地走出院长办公室，碰见老领导张衍，张衍拍拍“老汉”的肩头：“好嘛，陈院长给你开开窍，下回和老教师打交道，你不就聪明啦？”“老汉”咧开嘴，苦笑着点点头，又去忙着重新分家具。
　　1952年的12月，天气特别冷，但哈军工大院的政治气氛十分火热，军队干部和老教师这两个完全不同的群体在日常大大小小的碰撞中开始互相认识。如果没有陈赓和他的战友们，这两个群体可能像油和水一样，难以融合在一起。陈赓以战略家高屋建瓴的目光，审慎地观察着老教师们思想感情的波动，他不放过一点小事，他不允许部下们对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有任何的疏忽和懈怠。
　　那么此刻，老教师们的思想问题主要集中在什么方面？陈赓深入调查之后，归纳出个“过三关”：即“山海关、家庭关、军队关”。
　　老教师们恰恰都是在三九严冬时节来到哈尔滨，恶劣的自然条件迎头给了他们一个“下马威”。火车一过山海关，车窗外的景色大变，皑皑白雪覆盖着无垠的原野，狂风带着雪粉滚动旋转，把雪原吹成凝固的波浪。除了铁道两旁迅速倒退的枯树秃枝，几乎看不到人影儿。对于南征北战的军人来说，这种冰天雪地的环境顶多让他们隔着车窗瞅上几眼，他们照样打牌、睡觉，决不会在意的。可是对于来自南方大都市的老教师们，别看一个个端坐在座位上，安静地看书、喝茶，内心里却是冷冰冰的，他们的心境面临从未有过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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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寒风砭骨　老教师冰城过三关（3）
正因为他们奉调奔赴的是数千里之外的北国边陲黑龙江省，自然而然地要联想到那曾是大清帝国罪臣钦犯的充军之地，来自家庭的阻力就不奇怪了。本来他们都是关内名牌大学的学界骄子，事业如日中天，家庭生活亦安定富裕，一道调令下来，妻子也得做出塞的昭君，思想不通，又不敢拖后腿，最终，妻子无奈地说，那你就先去吧，看看再说，这家可不能随便搬到哈尔滨。
　　华东军区军事科学研究室是成建制调动，全体人员和家属282名分五批搬迁到哈尔滨，最后一批教授家属们在党伯印、江瑜等年轻研究人员的照顾下，于1953年春节前抵达哈军工，她们几乎都有生病的经历。任新民的夫人虞霜琴一路上舟车颠簸，又不适应寒冷干燥的东北气候，一到哈尔滨就得了重感冒，又转成并发胸膜炎，拖了半年才好。那是个人人争先进的火热年代，虞霜琴在哈尔滨一中教书，她瞒着同事和学生，带病坚持上课，直到晕倒在讲台上，被人送回家。任新民的老母亲住不惯，总想回南方。任新民为年迈的母亲和体弱的妻子犯愁，他宽慰她们说：“慢慢会好的，要坚持下来啊！”为了儿子的事业，老母亲不再提回南方的事。三年后，任新民奉调北京后，有人问起虞霜琴在哈尔滨三年生活的印象，她叹口气说：“别的什么都好，就是这个冷呀，记得最清晰，那冬天的空气好像冻住了似的，连呼吸都很困难。”
　　大部分的老教师以坐书斋、做学问为终身追求的生活方式，从内心深处讲，他们并不愿意到军队工作，俗话说“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再说，部队是个处处讲服从的地方，与“个人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