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军工传-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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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军干部对我回来，寄托甚大希望，人皆有喜色，这样使我更感惶恐和责任重大。”
“美军是整个帝国主义的支柱，政治军事都有一套，作战上非常客观，不株守成规，善于变化。五个战役中，各有其花样。我们绝不能忽视，必须加紧准备，拼命训练部队，想一切办法加强火力，改变战术；对它一点也不能松懈，然后才能将其战胜。这几天我均本着这点精神教育干部。”
《孙子兵法》上说的“知己知彼，百战不殆”，陈赓多年的用兵之道，也在于此。
9月2日，陈赓到志司报到，那时志司驻地在伊川西北的空寺洞。这里原是一座金矿，陈赓曾在日记中描绘过：“洞深数里，两千磅的炸弹，也打它不穿。住甚安全，但潮湿特甚。”为了工作方便，大家在洞外山坡的树林中搭了许多草棚，彭德怀和陈赓等领导人，也都住在简陋的草棚中，除了一张行军床和挂满板壁的军用地图外，草棚中几乎一无所有。
两个星期后，志司搬迁到平壤以西的桧仓金矿。矿洞很深，到处滴水，迷宫似的洞里伸手不见五指。陈赓和彭德怀、甘泗淇、邓华一起，住在距离洞口20多米的矿洞里面，薄木板隔了四个不大的房间，每人住一间。
那时陈赓身体一直不好，洞子里缺氧，呆的时间一长，必然头昏脑涨。在陈赓的日记中，经常有这样的记载：
“洞居，潮湿又黑暗。曾几次想出洞换换空气，终因警报，不能远离。”“洞中氧气缺乏，使人头痛欲裂，窒息得呼吸不来，但仍是开会。”“会完结。人在病中。”“昨夜失眠，下夜一时尚不能入睡。……”
尽管工作条件恶劣，生活苦，病痛多，陈赓的心情是愉快的，他的乐观活泼的天性，深入基层、平易近人的作风，给紧张而严肃的志司机关带来一股新风。
陈赓在全军高干的第一次亮相是在9月9日那个著名的志愿军党委扩大会议上。
为了总结第五次战役的经验教训，彭德怀召开各兵团司令员、政委、各军军长、政委参加的党委扩大会。彭老总首先诚恳地作了自我批评，主动承担了责任。然后，他讲评各兵团、各军的作战情况，高度赞扬了第三兵团第12军第31师第91团，该团打得最远，到了37°线，在困难的情况下，团领导坚毅沉着，机敏灵活地带领全团，胜利地从敌后安全撤回。当讲到第60军时，彭德怀表情严肃了，当场喊道：“韦杰、袁子钦来了没有？”第60军军长韦杰、政委袁子钦从后排站了起来，回答道：“我们来了。”彭老总来了气，大声责问道：“你们军长、政委是怎么指挥的？把一个师都丢了，造成我军建军以来极少有的惨重损失……”
彭老总越说越来气：“……郑其贵这个怕死的胆小鬼，惊惶失措，耽误25日一个夜晚的宝贵时间，竟然砸电台、烧密码，放弃指挥，把一个师近万名战士都不要了，一个人跑回来了……”彭德怀气得脸色发紫，两手发抖：“像这样的指挥员就是该杀头！”
会场的空气都凝固了，谁也不敢吭气，都低着头，绰号“王疯子”的第三兵团副司令员王近山也沉重地低下了头，除了彭德怀粗重的喘息声，会场一片寂静。
邓华等几位副司令员很想缓和一下气氛，但又不敢劝说盛怒下的彭老总，邓华望着坐在门口的陈赓副司令员，悄悄靠过去，扯了一下陈赓，又悄悄说了几句话，谁都知道，陈赓同彭老总有几十年的深厚友谊，只有陈赓敢和彭老总开玩笑。
这时，陈赓慢慢地站起来，声音柔和，笑嘻嘻地说：“老总呀，开了大半天会了，大家动都不敢动一下。我看他们脸都憋红了，想出去小便都不敢，现在肚子里又提意见了，饿得不行了。你发这么大的脾气，一定也累了，我建议是不是休息一下？让大家小便、吃饭，吃饱后再开会，你再接着批评，好不好？”
彭德怀扭过头去，紧绷着脸，撅着个嘴，眼睛瞪着陈赓，陈赓还是笑眯眯地看着他，沉默好一阵，彭德怀才说：“你陈赓肚子饿了，那就吃饭吧！”说完站起来走了。
彭德怀离开会议室，大家才松了一口气，七嘴八舌地对陈赓说：“陈司令员，你可救了我们了，我们真是憋着尿也不敢出去。”
陈赓笑着说：“你们赶快去尿尿，不然一松气，就尿裤子了！”
凝重的气氛消失了，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又热闹起来。许多过去不认识陈赓的志愿军将领们大多是通过这次会议对这位新上任的和气幽默的副司令员留下深刻印象。
对于60军和180师领导的错误，陈赓决不姑息，他多次指出，必须严肃处理，并在部队中进行教育，吸取教训。会议结束不久，根据陈赓的意见，60军军长韦杰被撤职，180师师长郑其贵、副师长段龙章均受到军法处置，转业到地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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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朝鲜战火 中国亟须军事工程师（5）
作为分管作战的副司令员，陈赓把主要精力放在协助彭德怀考虑作战方面的问题上。志司副参谋长王政柱将军后来回忆道：“经常见陈赓手里拿个棍子，在树林里面到处跑，下雨了，他用棍子敲敲树干，‘哗’的落下一阵雨水，看见鸟儿、虫儿，也乐得像个孩子。他没什么架子，遇到什么人都能聊聊，同谁都谈得来，他地位仅次于彭老总，可经常开玩笑，逗得大家捂着肚子笑，连彭老总都说：‘我们的陈赓同志是个乐天派将军哟。’可是在研究作战问题时，他这个人可是顶认真的，特别是比较复杂的问题，作战参谋们要准备充分，否则陈赓要批评的，工作如果没告一段落，他连饭也不吃，常常饭菜凉了再热，端上端下几次。对于工作，他是急性子，这一点和彭老总一样。”
1951年的秋季来得早，饱受战火蹂躏的土地上枯草萋萋。我军连续粉碎敌军局部进攻后，战线仍基本上胶着于三八线南北地区。为了破坏我军防御的稳定性，美空军对我实施“绞杀战”，力图分割我军战场和后方，切断我军运输补给。同时，敌人又实施灭绝人性的细菌战，妄想陷我军于瘫痪之境。
陈赓并不怕穷凶极恶的敌人，他最感到心情沉重和压抑的是，我军自己在科学技术上的落后。由于部队既缺乏现代化装备，又缺乏文化素质高、精通军事科技的人才，许多本可以打胜的战斗却眼睁睁地看着敌人逃掉；对付敌人的飞机大炮，我们只能挖坑道先躲起来，这些情况一次次地刺激着陈赓。如何改进我军的技术装备，如何培养前方急需的能维护和使用现代化武器装备的军事工程师，这些成为陈赓朝思暮想的问题。他在是年10月20日的日记中写道：
“……从十三号起，敌在我六十七军正面展开了四个师……经过八天作战，敌虽攻占了我一些高地，前进约五公里，但死伤惨重，我阵地前敌遗尸累累……阵地化成焦土，树林不翼而飞，但其结果亦不过如此而已。
在这次战斗中，证明近代作战，阵地是可以攻下的，但代价是非常惨重的；另外证明我军若是装备改善，能操有制空权，美国是完全可以击败的。在现在情况下，敌要把我赶回鸭绿江，那是幻想；但我想把美敌赶下海去也是不容易。这证明战争将是持久的与艰苦的。我们准备长期坚持吧！逐渐改善我们装备与交通，争取最后胜利。”
在残酷的战争面前，志愿军指挥机关里经常议论的题目自然是如何对付敌人技术装备上的优势。人们最恨的是横行霸道的敌人空军，有一次，作战参谋们又在争论，有些同志主张大力发展中国的空军，“训练几万名驾驶员”，一些同志则反对这种主张，认为我国经济现状不允许，有个同志不以为然，抢着说：“我们就是卖了裤子也要大搞空军！”在一旁静听的陈赓幽默地反驳道：“裤子还是得要，那个东西露在外边也不好看。”惹得大家一阵哄笑。
1951年9月30日，当听到我空军在朝鲜战场上初战告捷，陈赓喜上眉梢，他在日记中热情欢呼：
“三次空战均获得胜利。初出茅庐的我空军一开始就是在战斗中锻炼，前途不可限量。”
陈赓认为，发展空军很重要，但需要一个过程，他主张在发展空军的同时，要强调炮兵的作用，他说过，只有炮火占压倒优势时，才能保证步兵的进攻。
转眼到了1952年3月，古城北京的积雪融尽，杨柳树悄悄吐出毛茸茸的叶芽，尽管天气乍暖还寒，可一群群冲向云天的欢快的鸟雀在提醒人们：春天来了。
在中南海居仁堂总参谋部办公地，刚到任不久的副总参谋长粟裕将军正在自己的办公室里伏案办公，他瘦弱的身体几乎被桌子上堆满的公文遮掩起来。几十年艰苦的战争环境，使用兵如神的粟裕将军积劳成疾，1950年，他不得不在南京的医院里躺下来。那时候，毛泽东面临朝鲜战争的急转逆势，首先想到派足智多谋的华中野战军司令员粟裕带兵赴朝作战。当毛泽东得知粟裕患病住院，才电召林彪北上，结果让毛泽东深感失望，林彪怯战托病，推辞带兵入朝。日理万机的毛泽东，仍不忘专门写信问候粟裕。此后，毛泽东委派周恩来和朱德到南京探视粟裕，把拟调粟裕进总参的意见当面告诉他，毛泽东十分了解这位井冈山老战友的过人才智，总参谋部的工作快把聂荣臻压垮了，正需要粟裕这样身经百战又善于思考的将才来分担。
1951年10月，毛泽东签署了中央军委任命粟裕为副总参谋长的命令。
年底，粟裕偕夫人楚青和年幼的孩子，带着简单的行装，乘火车北上赴任。
没有想到，火车刚进山东省，粟裕的右臂突然疼痛欲裂，他咬紧牙关，汗水一会儿就湿透了内衣，楚青急得手足无措，连声问：“没事吧？”
粟裕痛苦地紧闭双目，轻声说：“不要紧，老伤口又发作了，1934年，在闽东，敌人打伏击，留给我的纪念。”
一到北京，粟裕立即被送进北京医院，不久，那颗在粟裕身上呆了17年的弹头终于被取了出来。
病愈后，粟裕立刻向聂荣臻报到。两位在中央苏区时就相识相知的老战友，久别重逢，分外高兴，一谈就是几个小时。
毛泽东亲自给粟裕安排了工作，他对周恩来和聂荣臻说：“华野在组建华东军区空军的工作上很有成绩，粟裕同志对空军和海陆空联合作战有研究，就让他负责海、空军及多兵种作战事务吧。”
2 朝鲜战火 中国亟须军事工程师（6）
当时的总参工作真是千头万绪，且不说要随时处理朝鲜战场上送来的各种紧急军情，就全国而言，战争还没有完全结束，特别是向西南进军和大规模的剿匪，向西藏进军，准备解放沿海的重要岛屿，等等。军队一方面要向现代化和正规化迈进，要加强兵种和军事院校的建设；另一方面又因为大规模的战争已基本结束，军队需精简整编，众多成建制的部队要转入到生产建设战线中去。
在这种高度紧张、繁忙的工作中，粟裕和聂荣臻、罗荣桓等总部领导密切配合，高效率地处理许多复杂的问题。在集中精力考虑海、空军及多兵种建设问题时，粟裕深感亟待扭转我军极为缺乏专业技术干部这种现状。他在一个报告中提出：要建设完全统一的现代化国防军，必须从培养干部做起。他说：“只有勇而无谋不能成为将才，现代战争要求各级指挥员不仅有勇，还要有谋，谋要有各方面的知识，其办法首要是办好学校。”在几次重要的会议上，周恩来、聂荣臻等人都与粟裕议论过军队院校的问题，粟裕觉得，必须尽快了解目前我军院校的情况，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向中央提出新的建议。
我军的各种技术学校是在解放战争中逐渐发展起来的。第一所航空学校成立于1946年3月，地址在吉林省通化市。这所东北航空学校，又称“老航校”，初建时，仅有抗战胜利后所接收的日军旧飞机和通化飞机场、修理厂等设施，条件十分简陋。航校的组成人员来自延安的原新疆航空队人员、山东抗大第一分校、新四军、东北民主联军干部，此外还有汪伪和国民党的起义人员，甚至还有留用的日本航空技术人员，校长为常乾坤将军。
“老航校”以培养飞行员和机务人员为主要任务，一架机身打了125块补丁的教练机是该校惟一的教学装备。尽管如此，1948年底，“老航校”已经培养出我军第一批飞行员和一大批机务、仪表及参谋人员，总计530余人。1949年11月，该校奉命扩编为七所航空学校。
1949年2月，国民党海军主力舰“重庆”号巡洋舰在舰长邓兆祥的领导下集体起义，蒋介石闻讯气得半死，遂派飞机轰炸“重庆”号，全舰官兵555人，自沉军舰后经沈阳抵达安东（丹东）；不久，国民党海军“灵甫”号官兵74人由香港来到安东。中央军委十分重视这批起义的海军官兵，为尽快建立人民海军，同年5月在安东建立了海军学校，邓兆祥为校长，朱军为政委。8月，华东军区也在南京创办了华东军区海军学校，张爱萍任校长兼政委。
解放战争开始至建国初，我军已陆续建立了各种类型的技术学校，主要的有：炮兵学校、通讯学校、工兵学校、防空学校、坦克学校、防化学校、汽车学校、高射炮学校、军需学校、测绘学校、工业专门学校和医科大学等。各大战略区所辖的二级军区、三级军区及四级军区也都先后建立了教导团、教导营、随营学校、军政干校等机构。各野战军也大多建立了随营学校和军大分校，各大军区还办起侦听等特种技术学校。
上述各种军事教育机构的建立，培养了一大批指挥和技术干部，为解放战争输送了大批人才，也为新中国的建立和人民军队的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粟裕在充分掌握全军院校情况之后，与聂荣臻、肖克等军委领导同志专门讨论院校的问题。他们一致认为，自从1950年刘伯承司令员在南京把军事学院办起来，全军有了培养高级指挥人员的高等学府，我军的院校工作也有了学习的榜样。要很好总结南京军事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