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宣怀家族-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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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京。朝廷遂于7月8日，重新任命李鸿章为直隶总督，以全权大臣的资格与列强谈判。
盛宣怀赶紧电告还在广州的李鸿章：“洋兵到京尚需一月，顷商各领事，如各使尚存，除德国外，似可先议停战之法，或送中堂进大沽，或送外使到上海，彼此可商。事极急迫，务请师速到上海再筹进止。愈迟遇难，此正不待驾而行之时也！”
他仅仅一商界领袖而已，此时却在指挥李鸿章了。
“东南互保”中隔江灭火
1900年6月21日，慈禧太后终于发疯了，居然不顾后果，正式下诏与十一国列强同时宣战，并命各省督抚，召集“义民成团，籍御外侮”，在此之前还命总理衙门照会各国公使，限他们二十四小时之内立即离京，否则就不负保护之责……
令下的当天，张之洞等就表示不服。李鸿章则致电盛宣怀：“乱命不可从之！”公然唱起了反调。盛宣怀则更有甚之，他驰电各地，称朝廷的这个命令是假的，因为朝廷已经被义和团所把持，要大家不要执行。同时又密呈各督抚，劝他们勿声张，勿执行，勿转发，否则酿成巨变。这时的盛宣怀真是斗胆包天，他竟敢指使各地官员抗拒朝廷的命令！
事关重大，事不宜迟，北方已乱，现在必须保住江南的稳定。盛宣怀与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袁世凯等东南一带的督抚大员取得了一致意见，成了串联“东南互保”的中心人物，在他的洋幕僚福开森的帮助下，还草拟了与上海各国领事的“互保”条款八条。6月24日（即慈禧下令开战的第三天），张、刘二人接到了约款八条的电文，表示同意，并称赞他思虑周密。于是，才有两江总督刘坤一，命令上海道台余联沅，在此八条的基础上，紧急与在上海的各国领事会商，从速订约。
于是，6月26日，长江南北出现了截然不同的局面，北京城里火光冲天，杀气腾腾，而上海却是一派和谈景象：以上海道余联沅为首的中国方面代表团，在未经朝廷许可的情况下，擅自与列强各国驻沪的领事，举行了一次有历史意义的会谈，签订了关于“东南互保”的条约（草约），地点在上海浙江北路的会审公堂，就是沪上老百姓讲的“新衙门”。盛宣怀以特殊身份——既非上海道，亦非长江各地督抚，更非朝廷特使，然而却是这个“东南互保”的幕后策划者，堂而皇之地也入座谈判桌旁。
经过商谈，当即通过了《东南保护条约》（即《中外互保章程》）九条，主要内容是：上海租界归各国共同保护，长江及苏杭等内地归各督抚保护，两不相扰；长江及苏杭各地商民教士产业均归南洋大臣刘坤一、两湖督宪张之洞允认切实加以保护，严拿匪徒……根据这一条约，又制定了《中西官议保护上海城厢内外章程》十条，主要内容是：上海租界由各国巡防保护；上海道添募巡捕，严拿流氓土棍；请各国银行照常支持钱庄业拆转输，以免钱庄倒闭，市面破坏；钞票照常使用，中外双方加以支持等等。
这些条款自然符合各国在华的利益，当然也符合中国的当前利益，而且事先都已经密议过来了，所以到了谈判桌上，事情就好办多了，但是还是出现了非常惊险的一幕。
第四章 力挽中国（4）
据当天也参加会谈，并为此“互保”出过很大力气的赵凤昌（常州人，张之洞的幕僚，晚年居沪）在他的《惜阴堂笔记》中记载说，那天会谈为排座位的问题，也是颇费考虑的。会谈既然是以上海道牵头，自然由上海道余联沅主持会议，并代表中国方面发言。而盛宣怀是幕后人，不属于签约人，按说位子是不便往前排的。但是，余联沅这位道台大人一向“拙于应付”，临时遇到“突发事件”是拿不出主意的。没办法，只好把盛宣怀以太常寺卿的名义硬安排在余联沅的身边，其次才是各省派来的道员。会前又与余联沅讲好，一旦遇到棘手的问题可以及时与身边的盛宣怀商量后再作答复。
果然，会谈一开始，“突发事件”就来了。外国领事团中的领袖领事、美国人古纳率先发问：“今日各督抚与各国订立互保之约，倘若贵国大皇帝又下旨来杀洋人，你们遵办否？”的确，一周前朝廷已经下令与各国宣战了，你们南方各省难道不听吗？此语颇难应付。只见“余道即转盛踟蹰。盛告余：‘即答以今日订约系奏明办理’。‘奏明办理’四字本公牍恒言，古领向亦解之，意为已获谕允，即诺诺，而两方签约散会。盛回来，深服予之先见，预与余道有约，幸渡危境。予亦极称其迅答四字之圆妙”（赵凤昌《惜阴堂笔记》）。如今看来，盛宣怀的确身手不凡，到了关键时候，该撒谎时就撒谎！
为了贯彻“东南互保”的精神，盛宣怀、张之洞和刘坤一又分别致电其他地方官员，说明这是一个委曲求全之策，要求他们务必顾全大局，一律照办。结果各地聪明的长官一致响应，两广总督李鸿章、闽浙总督许应骙、山东巡抚袁世凯均表示全力支持，这么一来，“互保”的范围就从原来的长江一线，扩展到了苏、赣、鄂、粤、湘等十多个省。而在这个时候，北京城内主和的五位大臣都被砍了头，他们是：前驻俄公使、吏部左侍郎许景澄、太常寺卿袁昶、兵部尚书徐用仪、内阁学士联元、前户部尚书立山。所谓旬日之间连诛五大臣，即是指此。
“若非汝等，安有今日！”
果然，北京的主战派“战”了没多久就打不下去了，义和团“刀枪不入”的神话在八国联军的炮火下一败涂地。7月14日天津失守，一个月后北京城被攻破，慈禧太后没了咒念，方寸大乱，急忙挟天子赶紧逃命，同时一道道紧急命令发往广东，令李鸿章立马“入都议和”。
但是，洋人被砍了那么多人头，被烧了那么多洋楼，仇尚未报，气尚未消，怎么可能坐下来跟你讲和？清廷原先的牛气一时全无，只顾一道道“金牌”催李北上。李鸿章7月21日到达上海，与盛宣怀密议了两天，然后由盛宣怀电告张之洞和刘坤一，眼下只能在上海静观时局变化，北京一时还进不去。
8月24日，逃亡中的清廷生怕李鸿章搭架子不肯进京，大拍李鸿章马屁，在“全权大臣”之上又加了“便宜行事”的特权。此时，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已有十天，其“忿”已大泄，朝野“惩治祸首”的呼声正高，形势到了这个份上，盛宣怀乃安排李鸿章北上，认为和谈的时机差不多了。
而李鸿章要拉盛宣怀一起北上。老李毕竟年近八十，又是要面对十一国列强，他实在需要有盛宣怀这样一个足智多谋的人从中相助，何况与此同时，与李鸿章一起被委为“议和大臣”的庆亲王奕劻，也专电奏调盛宣怀进京“襄办和约”。然而，南方的几员大将不同意。两江总督刘坤一以盛宣怀“内与疆吏联络奏事，外与各领事传达意见，商量止兵，斡旋危机”，无出盛宣怀右者为由，驰电坚请“请毋北辕”。张之洞也来电：“北可无公，南不可无公！”，也反对盛宣怀北上，希望他仍留在南方暗中主持一切。
盛宣怀成了香饽饽，南北都抢。他分身无术，灵机一动，就去请示他老爸盛康，请老爸为其决断。此时盛康虽在苏州留园养老，但对局势看得一清二楚，他对儿子说：“时局如斯，宜退不宜进。”OK，盛宣怀在老上级面前也好交账了：我老爸不容我去。
李鸿章只好独自北上，临行留给盛宣怀一句话：“和议成，我必死。”果真是这样，辛丑条约一签订，“西狩”的慈禧和朝廷尚未回到北京，李鸿章就在北京东城的贤良寺咯血西去了。这也证明了盛康的英明，卖国贼的千古骂名让李鸿章一个人去背了，盛宣怀倒是躲过了一劫。
关于在整个庚子之乱中的种种策划，盛宣怀的儿子盛同颐等在其父的《行状》中还有不少精彩的记叙，与史实查对起来，并不为过溢之词。其中说道：“方事之殷，外馆被围之际，其国人疑其使臣已尽亡，益合力致死于我，设谋之酷，有不忍言者。府君（指盛宣怀）独密呈荣相（荣禄），请允许各使馆通讯本国，先平其愤，而释其疑。不数日，美使康格首有密电至华盛顿（当时北京与外界的通讯联络早已中断，官方通讯全仗荣禄与济南山东巡抚衙门内的“八百里快骑”跑旧驿道，即是荣禄准许他们往本国发电文，概亦是动用了这条渠道——笔者注），美国人大悦，始创保全中国之议。列邦虽不一致，卒皆相率允从，功在宗社，断推此举。又当祸首主战时，曾有停解应还洋款改充军饷之谕，忠诚（刘坤一）亦难之。府君（盛宣怀）谓，洋款一衍期，彼必据我海关，自收自解，且正在议尝兵费，必致藉口干预财政，此大不可。忠诚遂令沪道照解……其他如借设海线以通文告，代撰国书以洽邦交，请惩祸首，罢董军，诛毓贤，宥赵舒翘，恤五忠，撤销矫伪诏旨，皆于当日全局有绝大关系而为世人所不尽知者。”
1903年，天下已是另外一番景象了。4月间，两宫皇太后谒东陵。因盛宣怀父亲盛康去世，正在守制，朝廷准其以素服冠顶在保定迎驾请安。西太后此时还专门召见了盛宣怀，无限感慨地对他说：“若非汝等，力保东南，恐无今日！”还犒赏了一些食品类的东西。盛宣怀在危急关头力挽狂澜，到这时候，总算听到了西太后一句良心话。
第五章 魂断铁路（1）
铁路之难难于上青天
在晚清政坛上，最早、最起劲地呼吁举办铁路工业的朝廷大员是李鸿章。
早在吴淞铁路建成前二年的1874年，鉴于沿海形势吃紧，日本人出兵侵略我国台湾，英国人借口“马嘉理案”，强迫清廷签订了《烟台条约》……李鸿章就向朝廷呈递过一道著名的《筹议海防折》，提出“火车铁路，屯兵于旁，闻警驰援，可以一日千数百里，则统帅当不至于无事……”主张为筹海防，为使南北沿海七省能连为一气，呼应通联，共同御敌，必须兴办铁路。
可是此折上去如石沉大海，在朝大臣均不置可否，保守势力仍大行其道，两宫皇太后于铁路更是懵懵懂懂，于是采取了最高明的态度：闭口不谈。
身为北洋大臣兼直隶总督的李鸿章心急火燎，曾去游说总理衙门大臣、恭亲王奕忻（就是帮助慈禧太后发动北京政变的那个光绪皇帝的六叔，外号“鬼子六”）。奕忻是朝廷衮衮诸公中洋务细胞较为活跃的一个，李鸿章想从朝廷内部找同盟军。可是“鬼子六”一脸苦涩，他明知铁路是民族自强要策，但他不能在朝廷里树敌太多，他还指望李鸿章等自下而上地“运动”呢。
李鸿章没辙儿，又不甘心，只好玩起他惯用的“灵活方法”——在下面先搞点小动作再说。他先拿唐山的煤铁矿区作为试点，修筑一段运煤的短途铁路。然而这个小试点也费了九牛二虎之力。1878年，由开平煤铁矿总办唐廷枢出面上奏，要求修一条运煤的铁路，资金由矿务局自己筹集，但因遭到反对没有成功。1880年唐廷枢再次上奏，说是要从唐山煤井至胥各庄修一条连接河道的轻便铁路，为了避免朝臣非议，特地声明，这条铁路不设火车头，而用驴马来拖火车车皮，这才得到了“恩准”。
李鸿章当然不会满足于驴马拖载的现状，几经斡旋，得寸进尺，1881年6月9日（以后此日定为中国铁路节），中国人自建的第一条铁路唐胥铁路终于开始动工兴建，于当年的11月8日建成通车，开创了中国铁路事业的历史。这条铁路总共才有十公里长，只有吴淞铁路的三分之二长，采用每米十五公斤的轻型钢轨，使用英国工程师设计、中国工人制造的“龙号”火车头。可是就这么一条短短的铁路，也遭到了保守派们的攻击，以“机车直驶，震动东陵，且喷出黑烟，有伤禾稼”为名，下令禁止使用火车头，运煤车皮再次被驴马拖曳所替代。这场官司直到1882年才算有了结果，允许恢复使用机车牵引。
李鸿章看看这样“蜗行”下去不行，光打奏折远不能奏效，中国的振兴大业离不开铁路，必须让最高领导层开开眼界才行，要让慈禧太后亲眼看看火车的神奇和威力，于是精心设计了一个实体广告，由法国商人出面送给慈禧一个玩具——一列小型的火车，同时在慈禧居住的西苑（即北、中、南海）建造一条小铁路，这大概是晚清最高层的铁路启蒙教育了。1888年底，中南海里出现了一条一千五百米长的微型铁路，和一辆挂着六节车厢的小火车，从中海紫光阁驶出，经北海后最后抵达静心斋。这条冒烟的小铁龙风驰电掣，为皇家园囿第一次吹进了现代化的劲风，着实令那些皇亲国戚们大开了眼界。慈禧太后是个聪明人，从此悟得这个世界的轮子的确是转得快了，从而由不置可否转向明确地支持修建铁路。李鸿章的一番苦心总算没有白费。 。。
第五章 魂断铁路（2）
五个月后（即1889年5月5日）清廷终于发布了第一个关于兴办铁路的正式文件，内称铁路“为自强要策，必应通筹天下全局……但冀有益于国，无损于民，定一至当不易之策，即可毅然兴办”。这个文件的发布，距离李鸿章上的《筹议海防折》已经十五个年头“磨”过去了，尽管如此，至此毕竟宣告了以李鸿章为首的洋务派的胜利，洋务派们可以理直气壮地，不必偷偷摸摸地建铁路了，于是就有了关东铁路的兴建，与芦汉铁路的筹建。
数年后甲午战败，李鸿章失去了昔日的辉煌。朝野上下在一致声讨李鸿章的同时，变法自强的激情也空前高涨，建造铁路这时被提到时务要端，谋划全国主要铁路干线的计划也被提上议事日程。这时候，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地规划和营造铁路的重任，就历史地落在了盛宣怀的肩上。当时他在天津任津海关道。
盛宣怀的命运总体还算不错，在失去了李鸿章这个后台之后，又有了张之洞和王文韶两员大将来撑他的腰，他俩联合向朝廷推荐，要盛宣怀来督办全国铁路。张之洞在给朝廷的奏折中讲得很明确：“中国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