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宣怀家族-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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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中国的事情历来就是复杂的。
不久，京城传出消息，说是海关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准备组办中英合资银行，要抓中国银行的开办权。盛宣怀此时已失去了李鸿章这个最有力的支持者，有话他也不能天天对着朝廷叨叨，只好去盯张之洞。他给张之洞写信：“闻赫德觊觎银行，此事稍纵即逝。应否预电总署颇有关系。”他惟恐张之洞认识不清此事的极端重要性，过了几天又写信去盯：“华商无银行，商民之财无所依附，散而难聚……若是银行权属洋人，则铁路欲招华股更无办法……铁路既以集华股归商办为主，银行似亦应一气呵成，交相附丽。”
光绪皇帝看到了他的忠诚，接连召其进京问策，他及时地呈进《请设银行片》和《条陈自强大计折》，重申了在中国开办商务银行的极端重要性和紧迫性，折子里尤其强调说：“西人聚举国之财为通商惠国之本，综其枢纽，皆在银行。中国亟宜仿办，毋任洋人银行专我大利。”
那天他进宫向光绪皇帝辞行，皇帝对他说：“你的奏折已交总署讨论，但是事情总是人做的，今天这班督抚大员都在推委延宕之中，你看怎么办呢·”光绪这是有意启发他勇挑重任，因为皇帝也知道，这些年办洋务，成果最显著的就数盛宣怀。果然，圣旨下达仅仅十几天时间，盛宣怀已把最关键的人物搞定了。他选定的八个董事会成员为：张振勋、叶澄衷、严信厚、施则敬、朱葆三、杨廷杲、严潆、陈猷。
第三章 洋务巨擘（6）
这八个人，都是近代上海滩的实力派人物。张振勋是南洋华侨巨擘；叶澄衷是五金行业的巨头，号称五金大王，在上海及各商埠均有支店，又是纶华缲丝厂、燮昌火柴厂的老板，海上巨富；严信厚原是李鸿章的旧属，以盐务起家，积资巨万，是宁波通久源轧花厂、通久源纱厂、通久源面粉厂、上海中英药房等著名企业的老板，华商巨擘；朱葆三原是日商平和洋行的买办，后来自己开设商行，从事进出口贸易，大发其财，在华商中极富号召力；施则敬也是海上华商中举足轻重的大资本家。另外，严潆和陈猷是轮船招商局的会办，能带船局的资本进来；杨廷杲是电报局总办，亦能带大量资本入股。此时的盛宣怀，已经把这些大腕人物掌握在手里，说派用场就能派他们用场的。
三百万商股看来不是很费劲就集起来了。其中仅轮船招商局就有八十万两。他又替王文韶留了五百股的份额，用朝廷里大官投资于此，来进一步安定民心，致使商股招集“甚踊跃”。
然而朝廷则常常是三分钟热度，忽冷忽热的。商股落实了而官款迟迟没有落实。盛宣怀一再催促，不仅迟迟没有下文，反而传出朝廷已批准中俄两国合办华俄道胜银行的消息，而且据说朝廷已拨款五百万两入了股。这么一来，已经入股中国通商银行的商人们议论纷纷，怕朝廷变卦，盛宣怀自然处于非常被动的地位。他一方面加紧向朝廷催促原定二百万两官款的落实，一方面给户部左侍郎张荫桓写信，因他明白，节外生出华俄道胜这一枝，完全是翁同龢的主意。对于盛宣怀牵头办银行，翁氏嘴上不说不支持，却背地把资金分流掉，叫你办也难。
他在信中对张荫桓说：“俄行已入官股五百万，而中国银行转无官款，不足取信，为外人笑，一经洋商之谣言倾轧，必致众商裹足。”他又强调，向政府借这二百万不是作为股份投入银行，而是按照过去办轮船招商局的办法，将此款“存放该银行，按年认缴息银五厘，不计盈亏，六年为限，限满或分年提还，或仍接存。”这种办法“有利无害，而外人知有官款在内，足以取信，可与中俄（道胜银行）争衡”，而且，如无官股，不足以号召各省汇票。张荫桓将盛氏的意见转达户部及朝廷，这帮昏人无以对答。
就在这关键时刻，官场上又有人提出对他的弹劾，说他揽银行、轮船、电报等大权于一身，全为图谋私利等等。这下可把盛宣怀给气火了，心想这些家伙不干正事罢了，专门干给人泼脏水的营生。他接连两次向北洋大臣王文韶（甲午战败以后李鸿章的接班人，时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提出辞职：“似此糊涂世界，何以尚想做事·！”准备“挈全眷而返”，“举亲耕读，从此再不与人言家国事！”王文韶为官，以圆滑著称。他当然不能允许盛宣怀就此撒手不管。他一方面尽力为盛氏开脱，在朝廷面前说他的好话，另方面积极为之催官款，最后总算打了一半折扣，原拟的二百万两变成了一百万两，也算有了表示。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一会儿又传来朝廷对办银行有所动摇的消息。如此朝三暮四，简直如同儿戏，国家大事，已无章法可循。盛宣怀此时强忍愤怒，耐心地向总理衙门解释，指出中国通商银行势在必办，“中外早已传扬，若届期不开，失信莫大于是。商股必致全散，以后诸事万难招股，不仅银、铁两端也！”苦口婆心，艰苦奋斗，这个眼看就要流产的中国的第一个银行总算诞生了，时为1897年5月27日，地点就是现在外滩6号的那栋三层楼房（现已置换成购物休闲场所）。
第三章 洋务巨擘（7）
盛宣怀气得没有出席开幕的盛典。接到银行已按期揭幕的电报时，他长长地吁了一口气。
中国通商银行如同一个难产儿，在千呼万唤之后，终于在外国银行林立的上海滩站稳了脚根。开办不到一年时间，又先后在天津、汉口、广州、汕头、烟台、镇江和北京等城市开办了七个分行。两年之后，已能每六个月结账一次，除开销外，发给股商利银四十万两，缴呈户部利银十万两……拿盛宣怀的话说就是：“询诸汇丰开办之初，尚无如此景象。”而汇丰银行，当时已在上海开办了三十多年了；英商丽如银行已开办了五十二年了。
痛苦的钢铁工业先驱——汉冶萍
盛宣怀一生致力于办实业，样样都挺干净利索，然而，也碰到了一座巨大的“火焰山”，即办钢铁。他创办的汉冶萍公司，是中国第一个大型钢铁联合企业，先后耗资数千百万，也是盛宣怀一生用力最大、磨难最深、倾注心血最多的一个企业。可悲的是，他一生与洋人争利权，谋振兴，最后使他蒙受“卖国”败名的，竟也是这个企业！
盛宣怀办其它洋务工程，少则一年，多则几年，就被他“搞定”了，而这个难产的汉冶萍却千呼万唤始出来。若从他1896年从张之洞手里接办汉阳铁厂算起，至1907年新炉出钢为止，整整耗去他十一年光阴；若是从1875年李鸿章派他去湖北找煤勘铁时算起，那就是花了他三十二年光阴！盛宣怀绝非办事拖沓之人，相反是个心急火燎、事无巨细都要搞个水落石出的急性子。这三十二年中，自然穿插了许多其它重要工程，如办铁路、赈灾、治河、电线、津海关，中间又经历了甲午之战及庚子之变的轩然大波，然而他毕竟为中国的钢铁工业的创建付出了几十年学费。
那时办钢铁，一是国内没有先例，二要靠洋人技师，三还没有资金，全靠自己去“招商”，更重要的是，那时人们还不明白炼钢尚有酸法、碱法之分，不明白重工业发展有绝不同于轻工业发展的独特规律，更不懂得钢铁工业自身存在的“瓶颈”问题……这可就苦了宫保大人喽！
于是，他就必然地碰到了多次大的挫折。几次大的挫折之后，他又面临着敢否再上的痛苦选择。盛宣怀的过人之处及其人格的伟大，正是在这个倒霉的汉冶萍身上，一再地闪现出光华！
当年他在李鸿章的领导下，亲赴湖北查矿找矿，还向时在福建的张鸿禄要求代为寻觅斯米德翻译的《五金矿论》。当他获得此书的第一卷时，真是如获至宝，喜出望外，同时请赫德（海关总税务司）和中国驻外使节推荐优秀矿师，前来参加工作。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他认为湖北的煤矿铁矿确有开采价值，于1876年1月，与当地道员李墀明一起写了份报告致李鸿章：《湖北开采煤铁总局试办开采章程六条》，主要内容是：地势宜择要审定；开采宜逐渐扩充；用人宜各专其责；官本宜核定支用；售款宜缴还资本；官煤宜广开销路。李鸿章是办事果断之人，当年就会同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李瀚章，札委盛宣怀作为督办开采湖北煤铁事宜，拨出官款，立即上马。
为了选择最好的突破口，盛宣怀不辞劳苦地乘小船，涉激流，穿回溪，入深山，力求掌握可靠的第一手资料。当他发现广济一带的煤质并非优质时，又亲自率矿师溯江而上，转到荆州和当阳地区继续勘查。他在写给李鸿章的信中曾道及当时的实情：“（光绪三年）九月十九日，自宜昌启程，二十日行抵荆州府属之沙市。职道（即盛宣怀本人）即舍舟登陆，先赴当阳县属之观音寺，会同地方官查明产煤各山，并晓谕绅民……免疑阻生事端。部署既定，职道仍遄归沙市。于十月初七日亲率矿师乘舟，溯沙江、入漳河，时水竭滩多，日行二三十里，至十三日始获行抵观音寺。逐日督率矿师郭师敦等履勘荆、当所属各矿……拟即率该矿师前赴大冶复勘铁矿。”
第三章 洋务巨擘（8）
盛宣怀千辛万苦地忙碌了一通，却并没有达到“一举成功”的目的，第一个回合败得还很惨。原来，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不知是哪位“好心人”，向他推荐了一个叫马立斯的洋矿师，此人自称擅长勘矿找矿神通广大，而实际上根本就是个“山寨版”，不仅对矿区的储藏、分布、走向都是“毛估估”，对煤质的品级也给你“毛估估”，误把劣质煤当成优质煤，实际上经他“勘定”的煤矿出产的煤，由于质劣根本不能用于炼铁，致使盛宣怀大上其当。等后来又聘请到了有真本事的矿师郭师敦前来任职时，资金已浪费了很多了。
新来的矿师果然能干，不仅勤奋、扎实、能吃苦，而且精通矿务，兼谙采矿机器原理，于化学、绘图也触类旁通。在他的帮助下终于勘明，湖北大冶的铁矿“铁层平厚，一如煤层”，而且“邻境俱属富有铁矿”，储藏量不仅量大而且质好，同时在荆门和当阳一带也找到了优质煤，“能与美国白煤相埒”。终于找到了好铁，又有了好煤，自然是天大好事，终于在1878年炼出了铁样，但此时距最初找矿，已经三年过去了。
然而新的问题又出现了——广济之煤不能应大冶炼铁之需，而新找到的荆门、当阳之煤又距大冶铁矿太远，加上运输成本核算下来，所需资金大大超出原来的预算，也就是说，炼铁的成本太高了，反而不见得比进口铁合算。于是盛宣怀开始考虑舍鄂他图，另找地方再干。然而老上司李鸿章不允许，怕传出去影响不好，松懈了斗志和士气。他对盛说，如果湖北煤铁“规画难成，不得已而改图北来，议其后者将谓不克取效于南，亦必不能取效于北”，仍旧是死命令，只能成功，不能失败，也不许转移阵地，必须在湖北把煤铁办成。盛宣怀心中苦也，退步不成，然而前进又谈何容易·！延缓到1884年，李鸿章只好下令裁撤。然而那时的“王法”很厉害，事情办不成，官方的投资则要追回的，追不回的部分就要算到你盛宣怀头上，算来算去，盛宣怀还要“吃倒账”，赔款一点六余万串钱！这下盛宣怀惨了，想不到这煤铁如此烫手！
事情还没有就此算完，人若是倒了霉，真的是喝凉水也噎人。1884年又碰上世界性的经济危机，中国的制钱比光绪初年时，也就是比刚开始找矿的时候，每两要少换四百余钱，币值往下跌了不少，原来官款所余十四点三万串生息官本，又吃倒账，被“倒”去十余万。这笔账，亦“倒”在盛宣怀个人头上。本已失，利尽赔，又赔上加赔，共要赔出十五万两银，他不得不喊出“宣怀以此败家”了。
这是他办矿办铁的第一次挫折。
第二次挫折是办金州矿务。1880年代是清廷大力举办矿业的年代，这期间清廷又要盛宣怀负责山东登州铅矿和辽宁金州铁矿的开采工程。他被任命为金州矿务局督办，他的一个得力助手郑观应任总办，他还亲自草拟了《试办山东滨海各铅矿章程》。盛宣怀于1882年率矿师亲赴山东登州探矿，随后又到辽宁金州勘查煤矿铁矿。可是最终也不顺利，还得了个“科以降级调用处分”。盛宣怀当然不服，据理力争，最后还是曾国荃为他说了几句良心话。然而清廷为了顾全面子，还是将其“宽免降调处分，改为降二级留任。”接下来的事情，凡是关系到煤铁，仍是不顺。
第三章 洋务巨擘（9）
1896年，办汉阳铁厂办了七年的张之洞，被弄得焦头烂额、赔本赔尽不说，还欠了五百万两债，实在苦撑不下去了，跑到上海来求盛宣怀去接办，这下让盛宣怀看了个大笑话。
当年（1889年）张之洞要办汉阳炼铁厂，曾在上海与盛商议办法。盛宣怀告诉他要商办而决不能官办。商办，入股者均精打细算，心精力果，赔本买卖是不会做的；而官办，大家均不肉痛，反正是官本，死活无关其痛痒，就容易滋生是非，办事拖沓，事倍而功半。然而张之洞不听，他踌躇满志，以为办重工业可像剿捻一样，凭一鼓作气加洋枪洋炮，就可望夺取山头。如今张之洞办不好，你盛宣怀又有什么高招呢？他之所以敢于接下来，就是自有办法。首先他拖上了他的搭档郑观应，让郑出任汉阳铁厂的总办（其继任是李维格，亦为办厂好手），并抓住接办的机会，整顿该厂的要害。但是盛宣怀万万没有想到，事情到了他手里，仍是不顺利。
俗说话“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汉阳铁厂出产的钢材不知何故，看样子挺好，可是中看不中用，质量非常脆，动辄就要断裂，与外国进口的钢材实在不可同日而语。这么一来人家就有话讲了，你盛宣怀扛着朝廷和王文韶（李鸿章的继任者）的大牌子，责令各地督抚必须购买国产的钢铁材料，尤其是各地正大力举造铁路，清廷命令必须要买汉阳厂出产的钢轨，以挽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