烽火智囊-第3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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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烽火的浇铸之三（10）
邱清泉是内战局势逆转以后，态度最坚决，信心最坚定的将领，他数次向杜聿明拍胸脯要“包打”，直到黄百韬全军覆灭后，他还认为徐蚌可守。环视宇内，则东北失陷，华北逆转，鲁北变色，徐蚌风云紧急，为了固守徐州，拱卫京畿，他坚持内线作战，守势机动，劳碌奔命。他是一员杰出的战将，处处以军事观点和局部形势为着眼点，殊不知时移世易，纯军事观点和局部安排不能单独存在。
在最后关头，他也发牢骚：“我真不明白，总统只知写手令、打电报，战场实际情况，他老人家全不清楚。”
他骂杂牌：“我早就说过，杂牌军靠不住，越多越是祸害，关键时刻就倒戈，真他妈的害人精！”事实也确如此，若非吴化文、刘振三、张克侠、廖运周等军头在紧要关头拉开口子倒戈，即使徐州突围决策欠妥，也有希望全师而退，倘能顺利转进淮北，至少可以保住江南半壁江山。
至于邱清泉骄悍的原因，当时杜聿明还未到差，他是以副司令代司令官的。邱清泉在当时，有人说他是骄兵悍将，他的骄悍确是有名的，然而他也说国防部的命令不能听，一听就打败仗，正好陷入圈套。他尝谓：“国防部的命令未到手，副本早送给陈毅了，我们还打什么？”这是开玩笑，但事后也印证了，第五纵队假借最高统帅的名义把徐蚌前线50多万将士驱赶到了绝境。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他认为军人乃以打胜仗为目的，战场情势瞬息万变，必须因时制宜，墨守成规如何能打胜仗？说他骄悍则可，说他不忠则不可。他是他们校长的忠实信徒，他在砀山就任第二兵团副司令时，有一段誓词是他自己拟的：“总理在天之灵，使我们作为委员长的学生，如果不服从命令，则雷打火烧，天诛地灭！”他颇有尽忠于疆场的决心。
邱清泉说，杂牌都是害人精，虽属情绪化语言，不可谓不经典。盖民国几十年，并没有真正的统一，日本打来了，造成的是虚假的团结，虚飘的组合，一旦战后重新面对乱麻一团的国事，种种矛盾忽然都到眼前。军阀对蒋先生的投靠，大多是一时的利害的选择。时过境迁，或者合作投靠的过程中，还有许多的不满和怨尤，造成离心离德。
远征军参谋的绝地行军
抗战期间，一代青年幕僚也成长起来，很有一番作为。
罗友伦在1939年底，从陆大研究院调到第五军担任参谋处长，本来张发奎在抗战时是第四战区的司令长官，他打电报给陈诚，要罗友伦担任第四战区的作战参谋处长。这个职务是很高的，因为下面有军团、兵团，然后下面才有军、师、团……隔了好几层。他没到张发奎那儿当大处长，而选择第五军当了小处长的原因，在于前者（战区）机关牌子太大，指挥机构太高，除了做计划之外几等悬置；而部队（军）的参谋处长则是直接管部队的，两者差异很大。罗氏甫上任即督练军直属部队，有时直属部队比一个师还大，如战车团、汽车团、工兵团、辎重团等很多团的部队都归参谋处督练，天天在部队里活动，令其感觉很踏实，这和士兵的联系是零距离的，再以第五军是王牌机械化部队，精华都在里面。
他到第五军当上校参谋处长，正好赶上昆仑关消灭日军的凯旋曲。
1942年2月，第五军开赴昆明，旋即转赴缅甸，这即是远征军。那时罗友伦已是少将参谋长了，督导了3万多名部队、1000多部车辆，由昆明运输到腊戍，后来司令部就设在缅甸梅苗，美军史迪威将军、英军蒙巴顿将军的司令部也同驻一个山庄里。盟军就在那里举行联盟作战会谈，最后采用第五军幕僚研拟的作战计划，以第二○○师南下缅甸中部的同古阻止日军前进。
抗战烽火的浇铸之三（11）
于是第二○○师到了同古，与日军发生了激烈的战斗，终被日军三面包围了，那时最高统帅命令该师死守同古，牺牲到最后，以表示国民革命军的精神。因为救援部相隔百里远，所以只能在撤退与死守之间做选择，假如死守，就会眼睁睁地看着被敌人包围、歼灭。那时第五军有三个师，如果有一师被敌人吃掉，只剩两个师，士气一定受挫，而且坐视不救，有损指挥道德，因此罗友伦力主撤退。但撤退是违抗最高统帅的命令，可能受军法审判，罗氏和军长杜聿明、最高统帅部参谋团团长林蔚在房间内反复讨论了几个钟头，始终没有结论。时至深夜，罗友伦说：“假如不立刻即下令撤退，就再也没有撤退的机会了，如此一来，一定会完全被敌人包围歼灭。”于是他动手拟好了命令，请杜、林签字，他们都不肯签，罗友伦只好先签名以示负责。那时作战有一个严格的规定，就是指挥官与参谋长同负责任，所以要是违抗军令，军长、参谋长都要接受军法审判，最后军长杜聿明被他说服，也签了字。在一夜之间全师循着铁索桥渡过河川撤退，使拂晓前敌人四面包围攻击扑了一个空。事后第五军二○○师戴安澜师长向罗友伦抱怨，说军部不管他，将他丢在那儿。实际上是撤退命令发晚了。缅甸同古战役之后，接着又有平满纳战役等其他战斗。
罗友伦事后回忆：
“1942年夏，战事失利，被迫转进缅北，再转进印度，原来山间的小路在雨季时都变成了小河。一步一步地走入了原始森林，行进非常困难，于是把带来的几门炮及几辆吉普车也通通丢掉了，只剩下几部装甲车和100多匹骡马。我们越过了伊洛瓦底江，深入不毛的地方，一天露营在诸葛亮五月渡泸河坝上，因喝了河水，3000多人通通腹泻，听说骨灰可以止泻，于是把马杀了，烧成了骨灰给官兵吃，果然止泻了。
回到了部队，困难情形愈来愈多，最后连装甲车也丢掉不要了，而160匹骡马也全部倒毙，之前我一人就骑了16匹骡马，在路上行军时，马匹不倒毙，而到了休息时，马匹就倒毙。死去的马匹也都被吃光了。
连续不断大雨，下得连对面都看不见人。一天走到一个山头上，全军没有一支火柴可以擦得着，因此虽然仍有粮食，但无法熟食，只有我一人身上带的火柴可以用，因为我是穿着毛衣，毛衣可以御水，大雨下过了，不一会儿就干了，所以火柴在身上不会淋湿。但火种虽点燃了，却没有木柴生火，因为树木都是湿的，后来有人说起枯树枝是干的，因此我们就折了很多枯树枝摆住一起，果然火柴一擦，枯树枝就起火燃烧了，于是大家又有熟饭可吃了。
我们走过了不知多少河流，因为道路都变成了河，有的因山洪暴发，波涛汹涌，根本无法渡过，因此前卫司令官因为工兵架不了桥，不能达成任务渡江，所以想要举枪自杀。我赶到前面，集合土人，问他们如何才能渡过这条河，他们回说得架桥：长长的藤绳绑在河边的大树上，然后搭成三角形，再扩大延伸过去，同样的再把藤绳绑到对面的大树，做成了一个藤索大桥，就可以渡江了。我们循着藤索天桥，一步一步地走过去，像这样的河流不知经过了多少。而且愈走愈困难，前面走过的前卫，沿途就留下一身白骨，感觉好像真的是进入了人间地狱。在路的两旁，有些士兵身上爬满了蚂蟥，数以万计的围着在那儿啃食他们的尸体，其中有一位士兵眼睛、嘴巴还能动，他说：“军长、参谋长！救救我吧！”但我们也无计可施，谁能赶得走那么多的蚂蟥，而把他救起呢？那时因为雨季太长，水泡得太久，四肢都麻木了，所以常常一旦坐下来，就爬不起来了，稍一迟疑就会有蚂蚁、蚊蝇出来围攻你。我的一个侍从副官就因蚂蟥从尿道里钻进去几乎丧失了性命。。 最好的txt下载网
抗战烽火的浇铸之三（12）
从缅北到印度，我们绝地行军，一路上遭遇饥饿、疾病、虫害，死在途中的有8000多人，沿途都是白骨。我们带了万多人，到了印度只剩下3000多人：而带着的160匹马，全死在路上。有人还说我们比牛马还要健壮，在那种环境之下，像牛、马一样壮的也死光了，我们之所以能活着，主要还是靠着求生存的意志力量，人类求生存抵抗恶劣环境的力量，要比牛*得多。到了印度重整军备，在兰姆伽训练，后来这些部队就从缅甸反攻，消灭了日军的第十八师团，打通了雷多公路，直通昆明，从此物资源源而来，使后方得到了补给，壮大了国民革命军的反攻能力。
我到了印度，反而害了热带病，一直高烧不退。史迪威将军就把我送到印度医院养病，病愈之后，畅游了喜马拉雅山脚的大吉岭。不久我就乘飞机飞过了喜马拉雅山的驼峰，回到了昆明。”（罗友伦《从桂南会战到缅印绝地行军——第五军抗日作战忆往》）
晚年，记者曾专访罗友伦，其中一个采访的问题涉及幕僚作业。记者问，抗战时对日本人的装甲车挖深壕沟来阻挡，您认为这种方法好不好？罗先生答，当然有其作用，这种壕沟就叫战车壕，可以阻碍敌人战车的前进，敌人经过时，不小心就会掉下去，爬不起来。敌军通常碰到这种问题，就是叫士兵用推土机将路坑推平后，才可以重新开动。
至于士气方面，有人认为部队越打越差。罗友伦以为，虽然打得很艰苦，但士气一直都是很高昂、旺盛的，因为我们受日本人欺负的时间实在太长了。士气是要看领导者而定；就算在一个师内，每个团的士气也都不一样。假如指挥官勇敢，身先士卒，那他的部下一定也跟他一样很有战斗精神。这些看法，实在很有参考价值。
战略巨擘可供借鉴
老毛奇，他的战前的著作，和战后的实况，如有神遇，所作分析皆能与事实合辙。即预测与事实相符。
老毛奇生于1800年，弱冠后进入了柏林军官学校，正好是克劳塞维茨的学生。当时他就表现出对军事、地理的天分，缘于他对军事地理重要性的理解；稍后他又由于经济紧张的原因，无钱买酒卖文章，即卖文为生，写过一些小说和论文。到了28岁，他就发表了军事理论的奠基著作《论军事测绘大纲》，并开始同时关心社会经济、政治与军事的关系，并因此进入德军总参谋部。当时的普鲁士君王曾对人说：“你别看这个瘦小得像铅笔似的年轻人，他确实是肚里有货啊。”
这以后，他陆续著述均以独到的分析见长。50多岁的时候，他成为威廉王子的副官。这个阶段他专心研究战略战术、交通工具与武器的关系，并研究如何改进军队动员，稍后成为德军总参谋长，以其雄才大略成为军中大脑。因了他在军事方面卓有成效的改革，总参谋部成为真正的指挥中枢。他对总参谋部进行改革，内阁赋予他与军政平行的权力。日本在明治维新后，派出了庞大的军事考察团，对德军总参谋部赞不绝口。他的军事要则是先思而后行，行的要点主要就是进攻，即战争一开始就采取强大攻势，速战速决，他反对一味的防守战略。在德奥战争时他一次性在易北河集结了30万兵力和800门大炮，战争规模在扩大，军队单位在增加，于是发生动员的困难以及机动运输的限制。因此，老毛奇将战略的精华定为分进合击。德奥战争四年后，他又以分进合击的战略击败了不可一世的法国军队，在他的督导下，德军的动员和运输工作运行得像钟表一样准确。他曾经将一个军团插入法军两大主力军团之间，将其分割成彼此隔绝、难以呼应的孤立集团，创造了各个歼灭的有利态势，分进合击、敢走险棋。
老毛奇的另一个战略改革就是新科技的运用，以优击劣，大幅度地把技术革命引入战争。他认为那种把军队集合到一个点上，从正面攻击的兵法已经过时，而应该用一部分兵力牵制敌人，实施进攻，但每一个战术单位都要时刻保持进攻状态，不让对方有任何喘息机会。其间的要点是火力防守，火力进攻，火力掩护前进，始终处于主动地位。后来，他又加强了铁路运输，使得机动性大为提高，有助于他的分进合击，外线作战的战略。总的来说，他崇尚他的老师克劳塞维茨的军事思想，认为政治意图是目的，战争是手段，然而当政治目标一旦确定，政治就暂时让位战争，直到战争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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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蒋纬国回溯辛弃疾（1）
幕僚观念的养成及速度、力量的强调
从变更政工制度，到锐眼识人、心胸的拓展，再到山地战术，可以说是蒋纬国幕僚观念的初步养成。而装甲兵的是与非，以及战车的速度和编制运用，则是他强调幕僚的专业化的落点。
蒋纬国对部队的政工制度甚为消极，或曰比较轻视，并非那些人的存在毫无价值，而是他们工作草率。他们往往只对层峰表现一种忠诚，其余不在其视线之内。运行起来，徒有其名，不起作用。因为整体的构架有问题，每当设立一个新的机构、新的位置，国人的贪腐陋习便乘势蔓延，新的架构打开舞弊的大门，这对战斗力来说是一种极大的削弱。
不过蒋纬国认为政工如能解决实际问题也不错，他称之为战地政务，目的就是使军事能得到经济、政治和社会的支持。譬如说，部队进攻时，政务人员到达目的地后留下三分之一，部队再前进，第二拨跟随，那么第一拨就留在原地，就变成了后方。同样第二拨到达目的地，也留下三分之一待命，部队再前进，第三拨又跟进，于是第二拨又变成了后方。那么最早的第一拨呢，就可以还给地方政府，可以说是良性循环滚动。
抗战后期，蒋纬国有一条情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