烽火智囊-第3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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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烽火的浇铸之三（6）
较之民国前期的老参谋，他们时运不济、灰心感无力感降临，往往借助信奉怪力乱神；到了邱清泉这一代新军人，则除了清醒的头脑，卓越的胆识，尚有对*精神的信奉，对游戏规则的遵守。留学的教育背景毕竟不同，西方的普世价值对其人品及行为方式具有根底上的影响。他的参谋生涯不长，以后是自己给自己当参谋。他牢骚式的对国防部参谋部的怀疑，乃是参谋生涯的延伸，正像恋爱中的嫉妒和怀疑一样，往往百发百中，他眼中的鬼影幢幢，亦丝毫不差，不幸而言中。
他处理昆明*事件，和旧军阀的颟顸做法确有不同，冷静、理性，且和教授里的头面人物直接对话，而能大体稳盘，这在板荡紊乱的局势中确需头脑和手腕。而他的手腕的心理背景，就来自于他做幕僚时节的修养和知识储备。
1944年在反攻龙陵之前，第五军驻于昆明郊外之北较场。为了回应大学教授的质询，他与西南联大众教授举行座谈会。闻一多、李公朴、冯友兰、杨西孟、潘光旦等参加。
当时西南联大*思潮喷涌，言论尺度激烈。而国民党省党部形同虚设，对联大师生畏之如虎，不特不能对垒，甚至予以附和。邱清泉军书傍午，但他还是动了主动了解沟通的念头，乃决定由政治部副主任吴思珩和西南联大训导长查良钊先生接头，以邱军长出面邀请这几位教授参加座谈会，希望从座谈会中他们所发表的言论去了解他们的态度。当时基层中小县市党部的执行委员，不要说大学毕业生是绝无仅有，就是高中毕业的人也很少。他们智识程度这样幼稚，要叫他们督促县长、或与左翼知识分子对话，擘画地方行政建设，自是不可能之事。由他们惹起的纠纷，也往往是鸡毛蒜皮低层次的笑料，一旦被人利用，小祸就变成大祸。所以像邱先生这样的高级将领，还要在戎马倥偬的关头，拿出国学西学的底子，来和社会的一部分人交锋，也真令人感慨不尽的了。
1944年10月某日，座谈会在昆明北较场举行，军方除邱清泉、吴思珩，还有罗友伦、宋长治（当时为军法处长）共四人，教授有闻一多、冯友兰、杨西孟、潘光旦等。座谈会以邱清泉为主席，讨论题目为反攻问题，当时日军正在攻打衡阳。其间，杨西孟以经济学家身份谈财经问题，而以闻一多的质询最具力度。闻一多说，衡阳究竟可否守住？不能守，怎么办？日本将向何处延伸攻击？最后打到哪里？指名要邱清泉回答。邱说，这个问题涉及军事的机密性，但也不是不能回答，可以从研究的角度来观察，所以，他坦率答复道：第一，衡阳守不住！当时衡阳是二○七师方先觉（此时是第十军军长，几个月后他才以集团军副总司令的名义兼任新组建的青年军第二○七师师长）防守。邱军长以日我双方装备实力等着眼，说明我方守不住的理由；第二，日寇当然继续前进；第三，根据军事地理分析，继续前进以贵州之可能多于广西；第四，可能打到独山（吴思珩《昆明*退思录》，载《口述历史》总第8期）。当然邱先生就军事观点逐项予以分析，事后情况发展确如其言，可知其料事如神，日寇自攻陷衡阳后，确实经广西一直打到独山。此不仅说明邱先生在军事上造诣之深，更可知其谋国之诚。
抗战烽火的浇铸之三（7）
邱氏的这个回答，可以说用心良苦而目光如炬。其判断竟和稍后三四个月所发生的战事完全吻合！此不仅有他作为名将所储蓄的经验，也跟他参谋生涯打下的良好底子有关。
但这一下，闻一多就发飙了。他说：“我们谈反攻问题还谈什么呢！老实说，今天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都已经没有希望，都得重新改革，换句话说，就是要造反……眼下之一，一切必须推倒重来，进行全面的社会变革。”话说到这个份上，全场气氛像要爆炸一般，空气凝固，诸人皆恐慌以视。邱清泉始终保持冷静，并未愠怒。到了午宴时间，邀请教授们聚餐，罗友伦以军界年轻人身份向闻一多敬酒，请求说：“闻先生，我敬你一杯酒，你刚才说得很对，今天我们青年必须走一条路，你是知名的学者，应该指导我们青年人，究竟我们应该走哪条路，请你告诉我们！”闻一多一时情急不知所措，欲发作而未能。最后不欢而散。
军人不应干政，但当时的省党部、三青团均畏缩裹足不前，邱清泉也只有自己奋力前驱。而他敢于和名教授当面对质而不怯场，根底在于他的学养底子。以25岁以前的国学根基而言，就算是和闻一多等人相较，也大抵持平，相去不远。只是后来为民前锋，更多的时间必须冲锋陷阵，或用于进修兵学。
其后，*爆发了，省党部的人眼睁睁看着，毫无还手的余地，直是望风披靡。这时，云南省府改组后，杜聿明即调东北，关麟征接任云南警备司令。关麟征坐了一部1945年最新吉普去西南联大慰问，未几他的新车即被推倒焚烧，一行人被打了出来。关氏也带了一排人护卫，因严令克制，才没惹大祸。
不久，李公朴、闻一多相继被刺。照理，部队政工人员都脱不了干系，但关麟征一肩挑起责任，他报告蒋先生一切由他负责，遂于1945年12月9日将关麟征停职，调陆军军官学校教育长（1946年4月），以霍揆彰接任云南警备司令，关氏对这件事很能勇于负责。
当然，李、闻之死，虽然第五军政治部对他们密切关注，但仅限于关注，以邱清泉的修养，他根本没有出此手段的可能，因为这以他的头脑足以应付，尚不至于以铁血手段对付。关于此事，吴思珩有条理清楚的辩证，可供参考：
“1946年1月13日第五军奉命由昆明开往南京，徒步十数天经贵阳、长沙、岳阳，直到武昌才搭船往南京（3月初到达），中间在岳阳整训两星期。闻一多不是死在三十五年七月，他是死在三十五年元月，我们部队刚离开昆明，在贵阳时知道闻一多死，而李公朴则死在关麟征任内，当时我们还在昆明，而闻一多则死在霍揆彰任内。我们和陈毅、粟裕的遭遇是在三十五年五月。闻一多的死期记不太清楚，但李公朴的死期记得较清楚，当时人家都谈关麟征把‘黑名单’移交给霍揆彰执行的。第五师离开昆明时，在霍揆彰任内，我们还有一师（二○○师）留驻昆明，因为当时昆明情势还不稳。闻一多死绝不在七月，因为那时我们部队在贵阳时接到消息的。在贵阳街上当时还看到日本军队碰到我们满街行礼，部队3月中旬到达南京浦镇，我们的任务是卫戍南京。”（吴思珩《昆明*退思录》）
吴先生此处记忆有误，闻一多确实是1946年7月15日遇刺。而非当年元月。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抗战烽火的浇铸之三（8）
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之时，第五军驻扎在昆明，当时军长邱清泉。抗战胜利伊始，中枢改组云南省政府，邱先生奉命策划执行，机智过人，兵不血刃，而将掌握云南政权18年，表面服从中央，实际上把拥兵自重的龙云解职，一夜之间，不动声色，即将龙云部队武装解除，5日之内，龙云政权交出，顺利达成使命。
传统文化的底蕴培植
邱清泉1902年生于浙江温州一个耕读人家，8岁入私塾，诵读经史，14岁入高等学堂，中文水平已窥门径。课余广泛涉猎经典，并用朱笔圈点眉批，以培养自己“尽忠国家，热爱民族的基本思想”。1922年考入上海社会大学，1924年考入黄埔军校第二期。1934年国民政府选派一批青年军官到德国深造，邱清泉以考试第一名的资格，入柏林陆军大学。1937 年5月回国，任教导大队参谋长，旋即参加南京保卫战。
他年轻时就学于文风甚盛之浙江省立第十中学，毕业后做了年余家庭教师，其间苦修经书典籍，积资赴沪就读上海大学，奠立深厚之国学基础。
邱国贤《怀念先父清泉公》谈到，1937年邱清泉从德国返乡，清明祭祖，带着7岁的邱国贤乘船至30华里外的前河乡扫墓，小船在景色宜人的河道中游弋，他一路眺望两岸原野，似有无限眷恋，途中他取出一本《古文观止》，翻开《孟子》中的梁惠王篇，对国贤解说文意，他讲时引经据典，趣味极浓，7岁的小孩亦听得津津有味，讲解完毕，船亦到岸，这是他第一次给他的公子慈祥亲切的感受。
1941年春，邱国贤辗转至重庆与父亲相见，当时邱清泉正经数次艰险战役后在陪都整训部队。相见后，他询问了国贤求学的经过，把小孩带至他的书房，指着一大堆德文书籍说：“你以后应当学读德文，你看这么多的外文书无人读不是太可惜吗？”国贤深知这些书都是父亲在德国时苦研的典籍，希望有人能继承他的学术研究。可惜他因事忙无法教，而国贤往后亦无缘专修德文。邱国贤回忆说：“我在重庆读高中，父亲时常翻看我的作文，在文理通顺且能达意时，他总是予以赞美。我好象棋，棋力不差，有时与同乡或他的部属下棋，总是替我加油夸奖，意志高昂，可惜我同他经常相处的时间实在是太短暂了……三十二年秋，我就学于西南联大先修班，时父亲接掌陆军第五军，驻防昆明，常于军务倥偬之余，为我讲解课业，有时每至深夜。他的精力过人，兴之所至，往往不知天之将晓。我的天资不敏，要讲亦不知其所以然，但他从不因此责我，他曾说了一段令我难忘的话。他说，社会大致是公平的，不过有些人天赋高，少年得志；有些人毅力强，大器晚成；后者的成就往往更显得伟大。”
国学的底子，加深了他性格中务实、爽朗、直接、讲义气等成分。性格刚正，意志坚定，颇有传统士大夫的遗风。邱先生谋国之诚，识见之远，足堪带兵将领之借鉴与参考。他的文学作品也保有不磨的价值。
滇西反攻作战返回昆明途中大有感慨，赋诗以见志：万里云山北望频，南天立马一劳人；邑多衰落伤农圃，路有饥寒耻重臣。生意哀怜驱羸马，道心消逝伴朱轮。烟村残野夕阳处，枉自风光画样新。
《征途过郓城》：千里入荒城，又是匆匆别；宅第尽废墟，道路人踪绝；鸟雀绕枝头，蛇鼠出野穴；不知人意苦，但闻声哀咽。何处是青山，定多杜鹃血；入夜秋风起，云浮月明灭；鸿雁何悲鸣，征夫心胆裂；故园人岂知，天际愁肠结。 。。
抗战烽火的浇铸之三（9）
仿古乐府有作：十年水流东，十年水流西。水流无已时，人事成爪泥。春残花溅泪，暑去寒露凄；盛衰付烟云，得失笑虫鸡！孔门闻道死，庄生与物齐；各言志所取，身后互诃诋。是非无定论，荣辱不须迷。堂燕寻常入，暮鸦终古啼；不如倾斗酒，诗成和醉题。
当中深蓄着人生的慨叹，郁怒与悲切激起情绪的跌宕，均颇能见其心中辛酸之块垒。
行伍记者张赣萍先生在《军风纪杂谈——兼忆邱清泉将军的“胆大妄为”》中说，连邱清泉本人，也有邱疯子之称。张先生写邱将军去南京开会，在下关火车站就曾受到宪兵的干涉，因为他穿一套士兵制服，样样都不合风纪规定，既无中将符号，再加上他那桀骜不驯的怪模怪样，手中还拿了一瓶威士忌酒，因此引起宪兵的查究。张先生以为这是一种吊儿郎当，实则不然，盖邱清泉本人性格大处不拘小节，旧书读得太多，有相当的名士气，从西方兵学大家那里，又得一种气质的习染，一些做派颇类麦克阿瑟。胆气和学养，乃是他如此行事的底蕴。
同为黄埔二期生，聂绀弩的自由化倾向和邱清泉如出一辙。林东海《文林廿八宿？师友风宜》（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版，79页）就记述聂翁不拘小节，经常穿着木拖鞋上班，端着茶与同事聊天。内心相当充实，底气很足的人方有此种表现。聂绀弩晚年，同事去看他，他会闭目养神，忽而蓦然作狮子吼。
从开头看到结局
徐蚌会战开了头，接连失利，尤其邱清泉不救黄百韬，在各种电影、报告文学中成了一宗公案。对此，邱先生本人是怎么说的呢？他召集师长开会说：“老先生的信你们大家看一看，我邱清泉奋斗一生，却说我不想救友军。在中原会战以来，我老是救人，而人家（指黄百韬）救不到人被围，却说我不救，人家不该死，我们该死！不过，不管怎样，对领袖我们没话讲。现在的情况，桃林岗还胶着在那里，现在弹尽粮绝，打榆厢铺是没办法了，但我们仍得设法救铁佛寺黄百韬，如能达成任务，则可将功赎罪，如不能达成，我们都活不了命，现在你们意见怎样？”接下来，他的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策略是怎样的呢？还是选择逆境中幅度很大的迂回战，从正面撤退下来攻击对方后背。他麾下的师长周志道以为这是兵家大忌，弹尽粮绝、精疲力竭之际，首先是从正面撤不下来，其次夜间打迂回战更犯兵家之大忌。可是邱清泉说：“我知道，今天的情势，身为军人，只有置之死地而后生，我们人困马乏，人家也疲困之极，谁能坚持到最后五分钟，谁能出奇制胜，谁就打胜仗，我决定今晚实行迂回战！”（吴思珩《徐蚌会战的序幕》，《口述历史》第8期）
诚所谓受命于艰危之际。淮海战役期间，毛泽东的《敦促杜聿明投降书》，排在第二位的，便是邱清泉将军。可是，依邱清泉的脾气，他会理睬吗？他曾指着兵团司令李弥和副司令陈冰的鼻子大骂，指斥他们作战不力。到最后关头，还想以军事技术挽救毁灭的命运。陈毅的第一封劝降信，派军使送给杜聿明，邱清泉发现后，立即抢来烧了。不久，杜聿明又接到第二封劝降信，拿去征求邱清泉的意见，他看也不看，接过来撕成碎片。
黄百韬的第七兵团，李弥的第十三兵团，孙元良的第十六兵团，黄维、胡琏的第十二兵团，都是装备精良的精锐部队，尤其是邱清泉的第二兵团，更是王牌中的王牌，全部美式配备，机械化程度极高。这些部队在上蔡、确山、徐州、蚌埠、直至郯城一线扇形布开。最后，除胡琏、李弥、孙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