烽火智囊-第3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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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凶战危，战争的结果，是毁灭性的，赤地千里，家破人亡，人命危浅……所以在准备战争的时候，一方面是避免战争，一方面是在万不得已非战不可的情况下，必须赢得战争，尤其要让敌人知道要么就不打，一旦开战，敌人一定会输，这样敌人也就不敢打了，这也就是所谓的不战而屈人之兵。
蒋纬国说，国家顶峰阶层考虑战争指导，一定是避免战争。除非到了因为避免战争反而产生对国家的更大危害的时候，才决定不如一战，因为长痛不如短痛。
此即抗战前蒋介石的心理和作战指导原则。
“抗战爆发后，父亲的战争指导就是要打破日军由北向南的作战线，要使国内由北向南的压力减轻，并且使日本改为由东向西的作战线，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利用西南地区（即大后方）。因此以战争指导来说，建立大后方为新的作战基地是相当重要的。作战基地的建立地点则与作战线、作战正面形成一个整体的关系，作战正面是前方，作战基地是后方，中间有一条连线，这是一条交通线，也就是补给线。站在野战战略的立场，要维护交通线，最好是与作战正面形成垂直面，这样左右两边都是安全的；最危险的交通线（补给线）则是与作战正面太过于平行。
补给线在战争进行中是生命线，撤退时则是救命线，这点非常重要，除非双方的携带量足够决胜……如果有这个把握就可以暂时不用补给线，否则就非要用补给线不可。”（《蒋纬国口述自传》9页） 。。
抗战烽火的浇铸之一（13）
这在蒋纬国自传出版之前，尚未看到如此精辟的论述。这里涉及一个全盘性的野战战略构想，他进一步分析说：“日本的前进基地设在我国的东北，日方称之为关东基地，在关东的日军就称为关东军。以关东这个前进攻势基地来说，日军从北向南打下来，其主力可以沿平汉路南下，并且以其有力之一部沿津浦路南下，由此可见，日军的重点放在西边，如此会变成中日双方南北对峙、东西展开的局面，这样一来就把国军逐次的向东南方压迫到沿海边。如果我们被逼到海边就完了，因为我们在海上没有补给。当年日本海军与中国海军的比例，光拿吨位来比，是31∶1，也就是31倍于我们，船与炮的性能还不算，因此国军如果退到东南沿海，这场战争就结束了。”
“父亲确实对中国大陆作了详细的地略分析，所以才决定，要对抗强敌日本，先要替日本做一个打胜中国的构想。他发现，日本如果要侵略中国，就要将攻势基地放在北方，由北向南攻击，把国军推到东南沿海，如此一来，就能达到三月亡华的美梦。我们的对策就是使日军由北向南的攻击改变为由东向西，将自己的攻势基地放在大后方（云贵川），必要时，西康也变成大后方根据基地。”（《蒋纬国口述自传》12页）
退台后，蒋先生再次强调“三角形攻击战斗群”的观念，曾经要陆军研究后做观摩演习。蒋纬国接到命令和他父亲同行。到达演习地点，发现一支部队站在水塘里面，蒋介石看了就问怎会站在水塘里？那些人解释说，这是按照一般状况的需求，因为另外两个第一线部队已经摆好了，所以第三个部队非放在水塘不可。蒋先生听了觉得真是天大的笑话。他说：“我跟你们再三地说过，三角形不一定是正三角形，前面两个部队摆定后，第三个部队可以放在前后左右任何一个地点，这个地点要依状况而定，而状况包括敌情与地形，你们怎么能把部队放在水塘里呢？”因为三角形攻击战斗群，基本编组为三角形者，其应变的灵活很大。蒋纬国以为，这真是教条的典型，因为即使是没有战场经验的人，也不会将第三个部队放在水塘里。结果蒋介石连演习也没有看就走了，并交代指挥官研究好后再找人去参观（《蒋纬国口述回忆》17页）。
抗战初期，日本侵华由北向南压制的企图已非常明显。东北早已在其占领中，在华北又频频得手。
陈建中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第六部的政工人员，和一群青年军人被派遣到晋察绥前方，担任战地政务工作。他们搭乘蒸笼一样闷热的津浦路火车，浩浩荡荡北上，每个人都如荆轲赴秦。经陇海路到潼关，渡过黄河，再转同蒲路到太原。参加骑兵部队，驰驱塞外，从事战斗杀敌工作。
他的《戎马关山——蒙疆喋血记》回忆，阎锡山在山西，有自己的政治组织、理论研究机构、军政训练机构。可是日本的侵略战争，却打开了山西的门户。平津各地的知识分子，大批大批地涌到太原，各种各式的宣传口号也都纷纷出现。
敌人对平绥线的作战，系分三路进兵。我方的部署，则以汤恩伯为前敌总指挥，由十三军防守南口、居庸关、怀来一线……而由北路军总司令傅作义坐镇大同，全面指挥督导。
傅作义的总部，初设于大同近郊的口泉，表示有信心打胜仗。
抗战烽火的浇铸之一（14）
然而，日军对太原展开全面攻击之前，即采取空军与机械化部队的密切配合，飞机不断出动炸射，造成重大伤亡。“傅作义日坐愁城，早晚都在他设在城墙防空洞的办公室，听取各方面的电话电报，一切表现一筹莫展。每次接到一个不好的消息，总是绕室彷徨，据说也有几次抱头痛哭。记得我去拜访时，他的谈吐，完全失去在大同那样的气概，说到前方战事，不住地紧皱眉头，唉声叹气，不能有决断的答复”。
1937年底的太原保卫战，日军陆军及机械化部队会同行动，首先占领太原的东山，俯制北郊卫立煌军阵地，炮火直接威胁城区，傅作义本来就没有与太原城共存亡的决心，当前的形势，更促成了他撤走的念头，11月9日，他率同几个亲信随员，匆匆出城，部队只好也突围西行，太原就如此轻易弃守！
当时千千万万的青年，都纷纷奔赴前线。但大家还以为战事将暂时集中于华北，不致立即延伸到南方。
显然，寻常战将尚无大战略的考量，不可能想到改变日军进攻方向这样的大战略。只能被动地和日本抵抗，但事实又是抵挡不住，从这里，可以看见蒋先生的过人的高明。
生下来就是参谋长的料：蒋百里的参谋生涯
1937年八一三战事起来后，蒋百里正处于代理陆军大学校长时期。当时部队撤离上海，他也到了南京。蒋介石一见面就急切地问，此次中日战争，英美会否卷入漩涡？蒋百里答，可能，也许是时间问题。又问，如果英美卷入，最后胜利究竟属谁呢？蒋百里郑重回答，不敢说得太远，在最近二三十年内，西方*国最后是不会失败的（陶菊隐《蒋百里传》163页，中华书局）。
蒋百里这个大方向的判断，对蒋先生大战略的拟定，无疑具有深刻的影响。幕僚参赞戎机，在于以宏观的眼光，对全局战略实施大处着眼的把握。
这在当时，要做出如此的判断，委实并非易事。首先要对各国政体的优势具有人文尖端的认识，而这在当时，相当一些人士还处于懵里懵懂状态；其次要对各国武器、战力、军队训练、精神状态的细微差别体察入微；再次还须对时代潮流有清醒的洞察。也即作如此判断的人，一者必须见多识广，二者尚需对人文、科技等的情势有所综合把握。
蒋先生如此问询蒋百里，说明蒋先生的内心，也是忐忑游移不大吃得准的。
事实也是如此，当时很多汉奸集团急迫倒向日本，除了利令智昏，其心理背景就是他们的判断错误。抗战初期，以及太平洋战争初期，战事的进展，种种事实，还并不足以支持蒋百里的判断，因为一直到抗战末期，日本还打到贵州独山，企图包围陪都重庆；而麦克阿瑟将军在丹巴受挫时，竟创造了美军历史上将士被俘的最高纪录……
所以做出蒋百里式的判断，不特需要眼光，还需要胆量，甚至措词——时间与范畴的限制词。自然，最后的结局，与其判断丝毫不差。
曹聚仁记蒋百里。说是1932年2月1日。他和蒋百里在上海法租界的一家咖啡厅喝茶。蒋百里手持一张上海《每日新闻》。他就对曹聚仁等人说，六天以后，即7日早晨，日军要有一个师团到达上海。怎么得知的呢？他并无内部消息或其他特殊途径。他指着他正看的报纸上的一条电讯，那简短的电讯说日本陆军大臣杉山元昨天晋谒天皇。蒋百里说这就是报告出兵的意思。以日本的运输能力，以及由长崎到上海的水程，估计7日早上，可运来一个师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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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聚仁吃惊不小，因为7号早上，日军的第九师团，果然到了上海，参加作战了。曹先生不由得对蒋百里的高明赞叹不已（2007年四月由三联书店首次刊行的曹聚仁遗稿，《采访外记》222~225页）。
依照一条寻常新闻，推断日本即将出兵，这是判断的第一环节，下此判断，必须对日本战时行政体制有深入了解；他又从运输、交通、运量，推断出发来军队的数量，这是第二环节，这要求对当时军队的后勤补给有深入体察，怪不得曹聚仁要由衷佩服了。蒋百里对部属或参谋常说要增加常识的涵养和保有量，参谋学的根本真意在哪里？也可说卑之无甚高论，就是常识非常重要，它是分析判断的材料库，也是养成识别眼光的大本营。
蒋百里不幸于抗战初发期间病逝，此前他对蒋介石的看法也颇值得参考——因为蒋介石后来的作为天衣无缝地吻合其判断的轨辙。他说，全国的大军人，我几乎无一不认识。论到紧要关头，快刀斩乱麻，当机立断，我觉得在全国人物中，无有能出蒋（介石）之右者。他有今天的成功，绝非偶然，今后就要看他对全局的规划怎么样了……尤其是成功者容易为自己的成功历史所支配，蒋氏以黄埔建军得到北伐成功的，假使他用黄埔生用到超过了他们的能力，我便很为他担心（曹聚仁《采访外记》223页）。
蒋百里生于浙江海宁，少年时期读《普天忠愤集》，竟痛苦难遏，以致哭出声来。他到桐乡拜访亲友，认识了县令方雨亭，方氏是方声洞、方声涛之父。方先生对他的文章大加赞赏。蒋百里祖父建有“别下斋”藏书楼，积书达10万余册。1901年，蒋百里东渡扶桑，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与蔡锷、张孝准被誉为“中国士官三杰”。入学第二年创办《浙江潮》，鼓吹*革命。1906年，赵尔巽视蒋百里为特异人才，聘其为东三省督练公所总参议，参与筹建新军，那时他才24岁。张作霖等因地方观念对其排挤，蒋百里遂赴德国学习军事，曾在兴登堡将军麾下任连长，受其揄扬而声名大噪。
曹聚仁以为蒋百里本人很像达？芬奇，是那种根本意义上的才华横溢，“百里先生也正是这样一种人物，一生既为军事学家，又为政论家，也擅长文史研究，诗词都不错，字也写得很好，说话滔滔不绝，风趣横溢”。
现代文学史上大名鼎鼎的文学研究会于1921年初在北京发起成立，他们认为文学绝非消遣品，也反对把文学作为个人发泄牢骚的工具，主张文学为人生。最早发起人有郑振铎﹑沈雁冰﹑叶绍钧﹑许地山﹑王统照﹑耿济之﹑郭绍虞﹑周作人﹑孙伏园﹑朱希祖﹑瞿世英……也有蒋百里在其中。
他因蔡锷之介，结识梁启超，他不但做无数大人物的军事幕僚，也做大文人的幕僚。曾随梁启超访欧，成为梁氏得力助手，号称智囊。梁启超做了段祺瑞的财政总长，1918年底，作欧洲大陆壮游，他带着政、经、军事方面的随员，有蒋百里、丁文江、张君劢、刘崇杰等。这是梁氏初次到欧，仿佛刘姥姥初进大观园，他对欧洲的政治、经济、文化、历史、艺术无一不感到惊奇，他懂得日文，但于西文则是门外汉，蒋百里擅长日、德文字，通英法文，梁氏依之如左右手。次年回国，著有《欧洲文艺复兴史》约5万言，由梁启超作序。梁下笔不能自制，一篇序言竟也写了5万字，与原书字数相等。只好单独成书，就是《清代学术概论》，反过来又请蒋百里为该书作了序言。这一文坛趣事虽不能说是绝后，却属空前未有。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抗战烽火的浇铸之一（16）
该书导言尝谓：“文艺复兴，实为人类精神界之春雷。一震之下，万卉齐开……综合其繁变纷纭之结果，则有二事可以扼其纲：一曰人之发见，二曰世界之发见……”不管是军事的谋略贡献，还是文艺的参酌见解，均可谓大气郁勃，1938年蒋百里病逝后，章士钊挽诗有云：“……谈兵稍带儒酸气，入世偏留狷介风。名近士元身得老，论同景略遇终穷。”以酸腐来概括蒋百里精神事功，这个论调不大沾边。也可见章氏小人作风的根深蒂固了。
蒋百里去世后，国民政府的褒扬令说：“军事委员会顾问兼代理陆军大学校长蒋方震，精研兵法，著述众富。比年入参戎幕，谟擘画，多所匡扶。方冀培育英才，用纾国难，不幸积劳病逝，轸悼良深。应于特令褒扬，追赠陆军上将。”特别强调他参与戎幕这个关键。他曾先后被段祺瑞、袁世凯、黎元洪、吴佩孚、孙传芳、唐生智、蒋介石等军政首脑聘为参谋长或顾问。被誉为军事思想家和军史学家、军事战略家、兵学泰斗。
帮不了不成器的东西
冯玉祥邀请蒋百里讲课，欲聘其为参谋长，但交浅言深，话不投机。
孙传芳则是他士官生时代的老同学。
吴佩孚盘踞两湖、河南、河北等地，孙传芳保有江南五省。北洋军阀本来就是颠三倒四的滥队伍，但他们因偶然的形势而膨胀，反将国民革命军的历次北伐，视为乌合之众，意甚轻蔑。孰料北伐军兵锋所向，势如破竹，克长沙、过汨罗江、占贺胜桥，直逼武汉，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就横扫两湖，武汉形势危急，吴佩孚只得仓皇率直系军南下。
北伐军进攻吴佩孚时，对南京的孙传芳则争取其中立。其时蒋百里正于孙传芳军中任幕僚，孙氏问计于蒋百里。蒋百里提出三策：上策为出兵长沙，腰击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