烽火智囊-第3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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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期远征入缅作战失败，廖耀湘认为按照战术和地形而言，史迪威和罗卓英方案是最合理的决策，但掌握实力的杜聿明不愿意退往印度，仍想从密*以北地区回国，其理由是日本人尚未进入该地区，史迪威的情报参谋却有真实证据证明日军正在向密*迅速挺进途中，应该说史迪威的情报参谋是非常专业和尽职的，而杜聿明却过于相信自己的直觉。结果部队分成两边走。当时日军已离史迪威驻地喀萨不远了，于是丢弃了一切车辆行李，史迪威自己背上一支冲锋枪，饥寒交迫地走了三个星期才到达印度。杜聿明未能重视美军参谋的意见，又对缅甸的地理和气候缺乏了解，结果经过了原始密林野人山回国，致令全军陷入死地，电台也丢了。 。。
抗战烽火的浇铸之一（9）
情形危险至极，后来在缅北大洛地区由美军飞机发现地面上一些寻觅粮食的士兵，因为飞机飞得非常低，隐约可见青天白日徽章，飞机上的人员也不管是或不是，就把给养和药品以及无线电电台、电池等投下来，这才联系上，但士兵已经死去二分之一以上。
到抗战后期史迪威和远征军一些将领的关系已经调整过来，譬如他和廖耀湘谈话就不用翻译直接用英文和法文交谈。史迪威对廖耀湘说，他处于很危难的境地，虽然打了胜仗，但重庆方面仍然反对他，他应吸取入缅作战的惨痛教训，否则大家都可能功败垂成。他又对廖说，我们都是正直的军人，不是政客，应该以军人的态度和头脑来考虑当前的敌情和任务，据此做出果断处理。
1944年的秋天，由魏德迈接替史迪威的参谋长的职务。他这个人年轻英俊，性情很好，早年在德国军校和参谋学院学军事，回到美国后又到参谋指挥学院深造，距此十几年以前魏德迈还以中尉参谋的身份在天津住过一年，抗战开始后，他还做过东南亚盟军总司令部的参谋长。他和史迪威完全不同，他对蒋介石毕恭毕敬，就像对待他们美国的上级一样，蒋先生则满脸笑容表示欢迎他的意见。以前史迪威傲慢专横，不把蒋先生放在眼里，双方关系弄得很僵，魏德迈则一反这种作风，对蒋表示顺从。
关于对日总反攻参谋作业，在1945年的开春，魏德迈就带着他的参谋队长顾德门在重庆会商，中方代表有侍从室主任林蔚、外事参谋皮宗阚和杜建时，会议内容是研究修订作战计划，除了敌情判断和作战部署以外，主要的作战方针是要首先收复广州，打通出海口，连接粤汉路以及湘桂交通线，并在广州、衡阳两地区分别组织大型会战，迭次推进，目标是在通过两个会战歼灭所有在华南地区的日军主力。
魏德迈到了重庆后，非常重视参谋业务的研拟，他要求每星期开两次参谋汇报会，中美双方交换情况。美方参加的是美军参谋长马克鲁少将以及后勤、汽车等等方面的参谋各一人，主管作战、情报的参谋各二人。中方参加者有后方勤务部长汤尧，还有军令部第二厅的厅长郑介民，以及担任翻译的中将高参何世礼等人。稍后中方更由陈诚、刘斐等更高级的大员参加这个汇报会。这个参谋汇报会的一些重大事项，据汤尧所说有这些：
其一，他认为一旦反攻开始后不能再用战区的战斗系列，因为这样指挥很不方便。真正能动的军队必须做到如臂使指，所以在1944年年底成立了中国陆军总司令部，下面设了四个方面军，同时撤销了远征军司令长官部。
其二，魏德迈坚决主张士兵有足够的营养，包括卡路里能量、黄豆、蛋奶、水果等，当时中方的何应钦、俞飞鹏等人说哪有那么多东西，中国人从小就不吃肉，吃饱就可以了，遭到魏德迈无情的反驳，他说你们留着这些东西给日本人吃吧！魏德迈也曾经去西安的胡宗南的部队视察，当时已经是晚秋时节，士兵赤脚跑过高粱地，踩到高粱茬子上，一路鲜血淋漓，还要不准停留，表示精神顽强。魏德迈同样非常气愤，他说多亏中国兵富有爱国心，要在别的国家早就投降敌人了——带兵的人怎可以如此残忍。
其三，关于武器、弹药、服装等战略物资由美方供应，但粮食除外，魏德迈说，总不能粮食也从1万多公里的美国去运来啊。 电子书 分享网站
抗战烽火的浇铸之一（10）
其四，魏德迈规定担任反攻的中国陆军总司令部下属各部队全部由美国直接进行补给，旧有各战区的守势部队则由美国部分补给。
美国人的调停势力，譬如一种国际幕僚，可是像马歇尔等人，其思想和麦克阿瑟、陈纳德的出发点、思维方式差异很大。所以，调停的结果也就影响时代的分界。有些美国幕僚，眼大漏神，小处斤斤计较，对于大纰漏，却视若无睹，一意加以迁就和袒护，使得他人缚手缚足，乃至整个局势日趋恶化。
内战时期，则有驻联合国军事参谋团，时间是1946年8月至1948年7月，由何应钦挂帅，担任驻联合国军事参谋团团长。代表团中，陆军的阵容相当不错，如陆军组组长刘廉一、余伯泉、陈桂华、郑学燧和汪敬煦。
汪敬煦说：
“何敬公组成的到美国后，原代表团有二位参谋不错，一位是胡炘（驻新加坡代表），另一位是温哈熊。当时何敬公用的参谋没有一位是他身边的，也没有一位是有什么关系的，可以说他是以长官身份调集了这些人。刘廉一在山东担任第八师师长；余伯泉从广东余汉谋部队来的；陈桂华是陆军大学十八期第一名毕业，派至参谋总长办公室服务（时总长为何先生），一直跟到昆明、美国；郑学燧从军训部调去；我则在中国陆军总司令部任参谋。
空军方面有毛邦初，原在*驻华盛顿军事代表团服务，此时又兼驻联合国军事参谋团空军组组长。
参谋团到美国后，原先以熊式辉为团长的军事代表团就结束使命。
二次大战时曾有过这样的笑话：我们基于美国对德日宣战，因此派去的都是对德日有相当研究的专家，如：徐培根，德国陆军大学毕业；熊式辉，日本陆军大学毕业；金镇，日本士官学校炮兵科毕业；蔡文治，也是日本士官生。这些人到了美国后，美方却很为难，他们认为德日专家他们也有不少，就是缺少中国专家，而这些人都阶级太高，对中下阶层的作战后勤计划有些隔阂。美国参谋本部有很多项目要求我方军事代表团解释，帮助他们了解中国战区状况，因为他们是准备到中国战区来作战。因此他们提出的问题不是德日的问题，而是中国战区的问题。我方派去的长官，大问题了解，细小的问题就不够深入，而我们这些赴美受训的年轻军官，出身连队，因此就把我们接到华盛顿去，帮军事代表团回答问题。由此可显示出一些问题：驻外人员第一条件，就是要对国内状况相当了解，可惜我们很多驻外人员一任一二十年，根本对国内情形脱节，小孩也在外国受教育，与本国生活习惯格格不入，最后则是流落异邦。别人对中国不了解还说得过去，我们的驻外人员怎么可以不了解自己本国呢？”（汪敬煦《担任何敬公参谋之忆》）
抗战中美国参谋团固然予中国绝大帮助，但是人的性格因素的歧出也生成一种横加阻碍的后果，而且人和人之间的距离也仿佛死人跟活人之间的差别一样，大到不可想象。一些参谋更像中了邪一样，眼光短浅，易受蛊惑，稍不遂意，就以停止这个、不给那个，频频施加压力。中国在战争中元气大伤，百废待举，事实上又不得不仰赖于美国支持者，所以就委曲求全地接纳了美国的主张。
麦克阿瑟在*中极为痛心地指斥美国政客：当蒋委员长退到台湾，美国当国者告诉驻外代表，台湾并无战略价值，它是中国的内部事务，没有特殊军事重要性，可见政客之恶。1950年1月，国务卿艾奇逊公布台湾在美国防线之外，同时也撤销南朝鲜作为美国的前哨基地。杜鲁门的政策是不得人心的，受到美国有识之士的广泛谴责。 。。
抗战烽火的浇铸之一（11）
麦帅意识到艾奇逊的失误，遂邀请他到东京作为尊贵客人访问，但艾氏拒绝了，说是忙碌。但艾氏却在这期间到欧洲去了11次！
汪敬煦对此也深有感触，他说，抗战胜利后，美国对我们是有援助，但美国每次援助，后面都拴个小绳子（有附带条件）。听我的，我就给你，不听就不给。因此美援到最后把所有国家都得罪了，所以人家说美国人做朋友很困难，做敌人很容易。
蒋先生的战略用心
曹聚仁以为，蒋先生的性格造成幕僚发挥的难度。中日大战前夕，胡适从庐山谈话会回来，就说，蒋先生心目中，我们这些大学教授，就等于黄埔军校的学生！他的头脑中，除了听他话的，就不会有敢于自作主张的人（曹聚仁《采访外记》86页）。
何应钦的态度，比较好一点；陈诚的态度，跟老头子差不多，也可说更坏一点。
顾祝同本来也不懂得招待记者，后来马树理替他办报，宦乡做他的政治顾问，他的修养才逐渐好起来。
蒋先生一直玩弄权力，存着天无二日的心理。西安事变时，他对端纳说，张学良不择手段，拘囚了他，才和他谈判。端纳不禁失笑道，你自己不是也时常关起了别人，才和他们谈判的吗（曹聚仁《采访外记》87页）。
这些叙说或评论，大多是些漫画式的勾勒，并不具有恰切的说服力。
蒋先生当年的战略，逼迫日本将南北攻击态势改为由东向西的进攻，今日回头观察，不得不佩服他的高人一筹，他是把政略、战略、战术结合到最佳的一个人。杰出如蒋百里，大战略思路极为清晰，实战却不见佳，如其襄助吴佩孚期间，差不多就是缩手缩脚。
蒋纬国说老蒋先生的战略是改变日军进攻方向，因此他必须培植大量品种齐全的部队在大西南和大西北，以作反攻或决战之用。
所以，胡宗南在西北，虽名为战区副司令长官，实际上他的职权较正职朱绍良还大。新疆以及西北马家部队（马步芳、马步青、马鸿逵、马鸿宾）也受他的节制。在他的副司令长官部，设有参谋处、情报处、军务处、副官处、经理处、人事处、军医处、军法处、军械处、机要处等处。所辖正规部队，有李延年（后李文）、陶峙岳、范汉杰、李铁军等人的集团军；另有直属军、师及特种部队序列的炮兵、工兵、骑兵、装甲兵、通信、汽车等特种兵旅、团。可见其综合势力的庞大，均非别处所可比拟。
那时候，胡部的一般编制是：集团军辖三个军，军辖三个师，师辖三个步兵团。军又有炮兵团、辎重兵团、工兵营、通信营；搜索营、特务营等直属部队。
蒋先生的修养和他早年粤军时代的幕僚生涯有关。他在20世纪60年代曾经讲述，建军事业要从头做起，特别强调他久经战火洗练的治军经验：
战争的遂行，须发挥活的精神力，因为战力是质量与冲力的乘积。精神力，等于冲力、动力和活力，表现在物质上面，使人的冲力、动力、活力足以扩张物质的质量、动量、速度和强度，而成为雷霆万钧锐不可当的打击力。所以我们可以说，战力（打击力）是等于物的质量与人的精神力（冲力）的乘积。
他强调组织与思维训练，因为组织力就是思维力的体现。责任制度的基本精神——实事求是、精益求精、人人负责、事事有成。责任制度的本质——建立考核的考核…… 。。
抗战烽火的浇铸之一（12）
他以为现代化的军队，必先要有现代化的军人——经过了现代教育、训练、组织、规律的修养造就，为现代化军队的第一要务。简言之，亦就是要先有现代化的军人，才能组成一个现代化的军队。
而他对日本维新与中国洋务运动的比较，更见出他的眼光确有过人之处。
蒋先生推崇日本倡导维新的主要人物伊藤博文，说他建立军制依托新的宪政。他批评同时的李鸿章着眼点的低下。因为前者重在建国建军久远的规模——政治、宪法、经济、社会的组织，军事的制度，以及科学的精神和方法，故其根基颇为深厚。而相反的，晚清的李鸿章则是深植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观念，始终只知道西方国家“大炮之精纯，子弹之细巧，器械之鲜明，队伍之雄整，实非中国所能及”；以为“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以为“中国但有开花大炮、轮船两样，西人即可敛手”；而对于立国建军的大政方针，和学术文化的根本之图，尤其科学的基本精神，则不闻不问，因此他主持洋务几十年，亦仅止于聘请顾问，训练洋枪，抽收关税厘金，设立机器制造局、造船厂、招商局、矿务局，求其“船坚炮利”。
《柏文蔚自传》叙写中原大战前张学良举足轻重的地位，冯玉祥、阎锡山军将发动，蒋先生派张群做张学良工作。张群从上海动身，行前在上海珠宝店购买大批钻戒宝石，并带大批舞女同到沈阳，连张学良左右的男女佣人都送礼物，天天引诱张学良跳舞，把张包围了。
其实设若这样就能免除战火，那也是一种很不错的隐形战，求之不可得啊。
像柏文蔚所讲述的蒋先生这类小智谋，行云流水般灵机一动，至办成大事的，也不在少。而他在万般艰困中，竟将日本的侵略态势——从北到南进攻的如意算盘，压制成从东向西有利我方的情形，则是难能可贵的大韬略的显现了。
兵凶战危，战争的结果，是毁灭性的，赤地千里，家破人亡，人命危浅……所以在准备战争的时候，一方面是避免战争，一方面是在万不得已非战不可的情况下，必须赢得战争，尤其要让敌人知道要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