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的皇帝-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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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其年《妇人集》记董小宛，有冒辟疆晚辈作注，下引之文，括弧内即为注释：
秦淮董姬（字小宛），才色擅一时，后归如皋冒推官（名襄）；明秀温惠，与推官雅称。居艳月楼，集古今闺帏轶事为一书，名曰《奁艳》。王吏部撰《朱鸟逸史》，往往津逮之。（姬后夭，葬影梅庵旁，张明弼揭阳为传，吴绮兵曹为诔，详载《影梅庵忆语》中。）
这段文与注释，骤看了无异处，但既知端敬即董小宛，便知作者与注者，下笔之际，皆别有机杼。
先说原文：第一，不着董小宛及冒辟疆的名字；第二，特意用冒辟疆在清朝征辟而未就的“推官”一官衔；第三，不言“水绘”，不言“影梅”，而用“艳月楼”，凡此皆有所讳。易言之，即不愿读者知此文的董与冒，即为董小宛、冒辟疆。
董小宛入宫为妃考证（2）
其次，注者欲明本事，自非注出名字不可；但又恐被祸，因而加上一句“姬后夭，葬影梅庵旁”。二十七岁而殁，不得谓夭；端敬三十四岁而殁，更不得谓之夭，特用一“夭”字者，希望导致读者产生一错误的印象：“董姬”不过一雏姬而已。
说“葬于影梅庵”更为欲盖弥彰，用意在抵消吴梅村的“墓门深更阻侯门”，而同时暗示董小宛根本非葬于影梅庵。一义双训，原是中国文字运用的最高技巧，对浅薄者深恐其辗转传闻，随意附会，致肇巨祸，故以简单一句话，表明葬于孝陵的端敬非董小宛；对智者而言，既葬于影梅庵，别置庐墓亦可，何致有“墓门深更阻侯门”之叹？但既知其隐衷，必知其轻重，轻则无事，重则有门户之祸，自然心有丘壑，不致信口雌黄。
庚申除夕，读冒辟疆《同人集》至破晓，既喜且惑。喜则从吴梅村、龚芝麓两人致冒书札，获得董小宛即端敬的确证；惑者心史先生作《董小宛考》，广征博引，《同人集》尤为主要凭借，何以对若干关键性的资料，竟尔忽略，以致有明显的疑问存在，其中尤以“小宛之年”，误二十七为二十八，为导致其错误结论的由来。在此有作进一步澄清的必要。心史于《董小宛考》，在分年考证其行谊之前，有一概括的说明：
小宛之年，各家言止二十七岁，既见于张明弼所作小传，又余淡心《板桥杂记》云：“小宛事辟疆九年，年二十七，以劳瘁死，辟疆作《影梅庵忆语》二千四百言哭之。”张、余皆记小宛之年，淡心尤记其死因，由于劳瘁，盖亦从《影梅庵忆语》中之词旨也。然据“忆语”，则当得年二十有八。
按：得年二十七，抑或二十八，应以董小宛在冒家多少年而定。董小宛于崇祯十五年壬午归冒，时年十九，前后历九年，至顺治七年庚寅，为二十七岁。余淡心所记甚是，即在冒门九年，始为二十七岁；易言之，若为二十八岁，则在冒门应为十年。张明弼所作小传，与余淡心所记相同：“前后凡九年，年仅二十七岁。”又张明弼亦记其死因，谓“以劳病瘁”。但又紧系二语：“其致病之由，与久病之状，并隐征难悉。”心史独著“淡心尤记其死因，为由于劳瘁”，莫非未读张明弼所作小传？抑或由于“其致病之由”云云两语，强烈暗示小宛之死，大有问题，以故作英雄欺人之谈，略而不考，则非所知。
如上所言，“九年”与“二十七”岁，有绝对的关系。“忆语”中不言小宛年纪，但九年的字样凡两见，一则曰：“越九年，与荆人无一言枘凿。”再则曰：“余一生清福，九年占尽，九年折尽矣！”这是再确实不过的：董小宛“长逝”时，为二十七岁。然则冒辟疆又何以言其“长逝”之日为辛卯正月初二？一言以蔽之，有所讳而已。
董小宛是在顺治七年庚寅被北兵所掠，其时冒辟疆方客扬州，家人亲朋不敢以此相告，直待三月底冒辟疆回如皋，方始发觉。
其经过亦见“忆语”末段所叙：
三月之杪，余复移寓友沂友云轩。久客卧雨，怀家正剧。晚霁，龚奉常偕於皇、园次过慰留饮，听小奚管弦度曲。时余归思更切，因限韵各作诗四首，不知何故，诗中咸有商音。三鼓别去，余甫着枕，便梦还家，举室皆见，独不见姬；急询荆人，不答。复遍觅之，但见荆人背余下泪。余梦中大呼曰：“岂死耶？”一恸而醒。
此为记实，而托言梦境。友沂名赵而忭，籍隶湖南湘潭而寄居扬州，其父即清初名御史赵开心。奉常为龚芝麓；於皇即评注《影梅庵忆语》的杜茶村；园次为吴绮，吴梅村的本家。《同人集》卷五《友云轩倡和》，限韵亭、多、条、花，各赋七律四首，龚芝麓制题：
庚寅暮春，雨后过辟疆友云轩寓园，听奚童管弦度曲。时辟疆顿发归思，兼以是园为友沂旧馆，故并怀之，限韵即席同赋。
冒辟疆是主人，所以他的诗题不同：
尔后，同社过我寓斋，听小奚管弦度曲，顿发归思，兼怀友沂，即席限韵。
诗题与冒辟疆所记情事，完全相符；而龚芝麓诗题，明明道出“庚寅暮春”，是顺治七年之事。若为八年辛卯，则龚芝麓在北京做官，不得在扬州做诗。又赵友沂有“庚寅秋浔江舟中简和辟疆”诗，亦为亭、多、条、花韵四首七律。确证事在庚寅。 。 想看书来
董小宛入宫为妃考证（3）
时在暮春，所咏自为落花啼鸟，故“咸有商音”。但细玩龚、杜、吴三人的诗句，似乎已知道董小宛出了事，只不敢说破而已。龚芝麓句：“鸟啼芳树非无泪，燕聚空梁亦有家”；“千秋顾曲推名士，铜雀轻风起绛纱”，末句似在暗示铜雀台已锁不住二乔了。
然则冒辟疆何以误庚寅为辛卯？一言以蔽之，有所讳而已。
关于吴梅村《题冒辟疆名姬董白小像》，我曾指出为顺治十七年端敬殁后所作；刻已考出题于康熙三年甲辰；《同人集》卷四收吴梅村致冒辟疆书札七通，甲辰两书即言其事：
题董如嫂遗像短章，自谓不负尊委。
这“不负尊委”四字，所透露的消息太重要了！于此可知，冒辟疆对于失去董小宛，耿耿于怀，亘十余年而莫释，但自己不便说，希冀借重诗名满天下的吴梅村，留真相于天壤间。吴梅村亦真不负所托，以“短章”（绝句）而制一骈四俪六的引子。
据周弃子先生说：“这种头重脚轻的例子，在昔人诗集中极少见。”其中“名留琬琰”及“墓门深更阻侯门”两语，画龙点睛，真相尽出。我今发此心史先生所不能想象的三百年之覆，自谓亦当是冒辟疆、吴梅村的知己。
甲辰又有一函，作于新秋，其重要性亦不亚于“不负尊委”四字：
深闺妙箑，摩娑屡日……又题二绝句，自谓“半折秋风还入袖，任他明月自团圆”，于情事颇合。
按：“深闺妙箑”即指董小宛所画之扇。此用班婕妤《怨歌行》诗意，言冒辟疆之于董小宛，不同秋扇之捐，恩情虽然未绝，但亦只好随她在宫中为妃。活用班诗“团圆似明月”原句，实寄“碧海青天夜夜心”的怅惘；此即所谓“于情事颇合”。
谈到龚芝麓的那首《贺新郎》，更足以证明董小宛入宫一事，为当时所深讳。龚芝麓小于冒辟疆四岁，交情极深，《同人集》所收友朋书札，数量仅次于王渔洋，计十六通之多；辛卯一札云：
诔词二千余言，宛转凄迷，玉笛九回，元猿三下矣！欲附数言于芳华之末，为沅澧招魂。弟妇尤写恨沾巾。
所谓“诔词”即指《影梅庵忆语》；“弟妇”则指顾眉生，与董小宛同出秦淮旧院，而为龚芝麓明媒正娶，称“顾太太”，所以龚对冒称之为“弟妇”。
龚芝麓虽自告奋勇，欲题“忆语”，但这笔文债，十年未还；顺治十八年辛丑一书云：
向少双成盟嫂悼亡诗，真是生平一债。
观此函，可知吴梅村诗中“双成”确指董小宛，而非董鄂氏的旁证。龚芝麓文采过人，何致欠此一诗？说穿了不足为奇，难以着笔之故。他不比吴梅村是在野之身，做官必有政敌，下笔不能不慎。直至康熙九年庚戌冬天，自顾来日无多，方始了此一笔文债。冒辟疆挽龚芝麓诗引中说：
庚戌冬……远索亡姬《影梅庵忆语》，调“扁”字韵“贺新凉”，重践廿余年之约。
观此可知，“碧海青天何限事”、“难倩附书黄犬”、“羡烟宵破镜犹堪典”诸语，若非有“干冒宸严”之祸，龚芝麓何必踌躇二十余年方始下笔？
现在要谈“积极的证据”，最简单、最切实的办法是：请读者自己判断端敬是否即为董小宛。世祖有御制端敬行状；冒辟疆《影梅庵忆语》，事实上就是董小宛的“行状”，两者参看，是一是二，答案应该是很明确的。《影梅庵忆语》中描写董小宛的“德性举止，均非常人”，而恪守侍妾的本分，“服劳承旨，较婢妇有加无已。烹茗剥果必手进；开眉解意，爬背喻痒，当大寒暑，折胶铄金时，必拱立座隅，强之坐饮食，旋坐旋饮食，旋起执役，拱立如初”。不但与大妇在九年之中“无一言枘凿”，而且“视众御下，慈让不遑，咸感其惠”。至于生活上的趣味，品香烹茶，制膏渍果，靡不精绝，冒辟疆自谓“一生清福，九年占尽，九年折尽”。
再看世祖御制端敬皇后行状，说她“事皇太后奉养甚至，伺颜色如子女，左右趋走，无异女侍，皇太后非后在侧不乐”，又能“宽仁下逮，曾乏纤芥忌嫉意，善则奏称之，有过则隐之不以闻。于朕所悦，后亦抚恤如子，虽饮食之微，有甘毳者，必使均尝之，意乃适。宫闱眷属，小大无异，长者媪呼之，少者姐视之，不以非礼加人，亦不少有谇诟，故凡见者，靡不欢悦”。至于照料世祖的起居，“晨夕候兴居，视饮食服御，曲体罔不悉”，此即所谓“开眉解意，爬背喻痒”。
董小宛入宫为妃考证（4）
除此以外，董小宛“不私铢两，不爱积蓄，不制一宝粟钗钿”；端敬“性至节俭，衣饰绝去华采，唯以骨角者充饰”。董小宛“阅诗无所不解，而又出慧解以解之”，且“酷爱临摹，书法先学钟繇，后突曹全碑”；端敬则诵“四书及《易》，已卒业；习书未久，天资敏慧，遂精书法”。殊不知其书法原有根基。
《影梅庵忆语》中，冒辟疆写董小宛侍疾，艰苦之状，真足以泣鬼神；而世祖言端敬侍皇后疾：“今后宫中侍御，尚得乘间少休，后（按：“今后”指第二后博尔济吉特氏；此一“后”指端敬）则五昼夜目不交睫，且时为诵书史，或常读以解之。”又：“今年春，永寿宫妃有疾，后亦躬视扶持，三昼夜忘寝兴。”按：《顺治实录》：“五年，诏许满汉通婚，汉官之女欲婚满洲者，会报部。”因此，户部侍郎石申之女竟得入选进宫，赐居永寿宫。而端敬为皇贵妃，位在石妃之上，能躬亲照料其疾，尤见德性过人，所以世祖特加以表扬。
如上引证，董小宛也罢，端敬也罢，旧时代的德言容工如此，有一已觉罕见，何得有二？若谓不但有二，且生当并时，那就太不可思议了。
总之，心史先生的考证，疏忽殊甚，他所恃董小宛不可能入宫的主要论据，无非年龄不称，但此并非绝对的理由；他在《董小宛考》中说：
顺治八年辛卯，正月二日，小宛死。是年小宛为二十八岁，巢民为四十一岁，而清太祖则犹十四岁之童子，董小宛之年长以倍，谓有入宫邀宠之理乎？
这一诘问，似乎言之有理；但要知道，并非董小宛一离冒家即入宫中，中间曾先入“金谷堂”，至顺治十三年始立为妃，其时世祖为十九岁，他生于正月，亦不妨视作二十岁。清初开国诸君，无论生理、心理皆早熟，世祖亲政五年，已有三子，热恋三十三岁成熟的妇人，就蔼理斯的学说来看，是极正常的事。如以年长十余岁为嫌，而有此念头长亘于胸中，反倒显得世祖幼稚了。而况世间畸恋之事，所在多有；如以为董小宛之“邀宠”于世祖为绝不可能，则明朝万贵妃之于宪宗，复又何说？
心史先生的第二个论据是：
当是时，江南军事久平，亦无由再有乱离掠夺之事。小宛葬影梅庵旁，坟墓俱在。越数年，陈其年偕巢民往吊，有诗。
此外，又引数家诗赋，“明证其有墓存焉者也”。殊不知影梅庵畔小宛墓，不过遮人耳目的衣冠冢，且辟疆有心丧自埋之意在内（容后详）。陈其年作此诗绝非“越数年”，而为初到水绘园时；尚未获悉其中隐微，故有吊墓之语。大约端敬薨后，始尽知其事，于是有《读史有感》第二首及《水绘园杂诗》第一首，道破真相。后者尤为详确的证据，其重要性更过于梅村十绝、芝麓一词。
以上为驳心史先生《董小宛考》，以下解答我自己提出来的问题：
第一，豪家为谁？是否端敬之父鄂硕，抑其伯父，即多尔衮的亲信罗硕？
第二，端敬出身既为名妓，何以又一变而为鄂硕之女？
对于这两个问题，我可以明确解答：豪家即多尔衮。以董小宛为鄂硕之女，乃讳其出身。鄂硕既为御前行走的内大臣，而又姓董鄂氏，因被选来顶名为小宛之父。且不说满洲从龙之臣，入关之初，本身尚多不谙汉语，何能教养出一完全汉化的女儿如端敬也者；即就姓氏而言，顺治十三年十二月初六，册封皇贵妃之文，称之为“内大臣鄂硕之女董氏”，以及御制端敬行状，开头即言：“后董氏，满洲人也。”均不称“董鄂氏”，此又何说？
我在细读《同人集》后，对于董小宛被夺的经过，以及冒辟疆的心情、顾忌，与料理董小宛“后事”的经过及用心，大致都有了解。董小宛的下落，冒辟疆可为知者道，故如龚芝麓、吴梅村、杜茶村、张公亮等人，无不深悉。陈其年为陈定生之子。定生既殁，家中落，次子为侯方域之婿，往依岳家；长子其年往依冒辟疆，以顺治十五年至如皋，居水绘园数载，冒辟疆视之如子。关系如此，则数载之间，绝无不知其事之理；而以其年之才，如湖如海，又何得不以此事为题材，而寄诸吟咏？
由于坚信陈其年必有诗咏其事，因细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