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的皇帝-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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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丹汗）徙其人畜十余万众，由归化城渡河西奔，沿途离散，仅存十之二三。及至青海大草滩，林丹汗忽病痘死；其子额哲，拥众万余，居河套外。
额哲未降，但林丹汗同族的有力分子，以及林丹汗的妻子窦土门福金却投降了。
林丹汗死后，妻子数人为太宗父子兄弟所分占，《天聪实录》载：
八年闰八月辛亥，察哈尔国林丹汗……窦土门福金携其国人来降……众和硕贝勒等公议奏云：“天特赐皇上察哈尔汗窦土门福金，可即纳之。”上固辞曰：“此福金朕不宜纳，贝勒中有妻不和睦者，当以与之。”代善等复力劝上纳……曰：“此福金乃天所特赐，上若不纳，得毋拂于天耶？上非好色多纳妃嫔者比；若上如古之庸主，悖于义而荒于色，臣等岂特不劝之纳，有不于上前力谏者乎？今此福金，皇上纳则臣心欣悦，不纳则激切滋甚矣。”……上因思行师时驻营纳里特河，曾有雌雉入御幄之祥，揆此不纳，恐违天意，于是纳福金之意始定……护送福金多尼库鲁克喜曰：“我等此行乃送福金，非私来也。皇上纳之，则新附诸国与我等皆不胜踊跃欲庆之至矣。”
代善等力劝太宗纳窦土门福金，即因一开其例，诸贝勒便可“人财两得”；护送者亦认太宗能纳，则以此为和解的表示，降附事完，方能心安。而太宗恐额哲以此为仇，故不能不踌躇。下一年，太宗命多尔衮招抚额哲所部，《清史列传？多尔衮传》：
九年二月，上命多尔衮同贝勒岳托、萨哈璘、豪格统兵一万招之。四月至锡喇珠尔格，降其台吉索诺木及所属千五百户，进逼托里图，恐其众惊溃，按兵不动。额哲母业赫，贝勒锦台计女孙也；其弟南楚暨族叔祖阿什达尔汉，皆为我大臣，遣宣谕慰抚，额哲遂奉其母，率宰桑台吉等迎降。
按：锦台计即金台吉。前面谈过，他是太祖的内兄，亦为代善的岳父。金台吉有一子名德尔赫尔，其女归林丹汗，生额哲。阿什达尔汉为金台吉同族兄弟，早已降清，著有战功，太宗时“典外藩蒙古事”，等于后来的“理藩院尚书”。南楚又名南褚，其姐即额哲生母。
除了窦土门福金及额哲之母以外，林丹汗还有三个妻子：一个叫囊囊，一个叫伯奇，一个叫俄尔哲图，此时从额哲的身份而言，称为“太后”。囊囊太后先到，太祖劝代善纳此妇，代善不愿，《天聪实录》九年七月载：
上纳察哈尔汗大福金囊囊太后。先是……囊囊太后至，上遣人谓大贝勒代善曰：“此人乃察哈尔汗有名大福金，宜娶之。”言数次，代善对曰：“人虽名为大福金，但无财帛牲畜，吾何能养之？闻察哈尔汗尚有大福金苏泰太后，待其至，我将娶之。”
此“苏泰太后”即额哲之母，《蒙古源流》称之为“苏台太后”。而囊囊太后为“多罗大福金”，满语“多罗”译成汉文为“理”，此“理”字有多种解释，在此作“正式”之意。满蒙部落酋长多妻，辄称之为“福金”，即汉语“夫人”；而称“多罗大福金”，表示林丹汗生前经过仪式正式迎娶的妻子，纵非元配，亦为继配，所以太宗谓之“有名”。但既为元配或继配，年龄与林丹汗相差不远，老丑而又无赀，故代善不欲。而苏泰太后则太宗以济尔哈朗爱妻已亡，早以苏泰太后相许，他说：
“先既许弟（按：济尔哈朗为太宗堂弟），后复与兄，是无信也。朕言既出，岂有更易之理？此福金可娶之。”往谕数次，代善不从。时阿巴泰贝勒（等）闻之，奏上言：“此福金因无财畜，故大贝勒不娶。臣等若早闻许大贝勒之说，亦必劝止。此人乃察哈尔汗多罗大福金，皇上宜自纳之，不可与他人也。”
按：所奏之言，文义稍有未协。意谓代善不欲娶囊囊太后，不妨听之；如早闻太宗有此意，亦必劝阻。此下有一段没有说出来，而太宗自能意会：囊囊太后虽老丑而无财畜，但她的名号在察哈尔有相当的号召力，如有异心，可利用为工具。因劝“皇上宜自纳之，不可与他人”，即为防微杜渐，预遏乱源之计。
于此，我又别有看法：代善之不欲娶囊囊太后，既非嫌其无财富，亦非嫌其老丑，只是避嫌疑、表心迹，小心谨慎而已。只看他推辞的理由，只因“无财帛牲畜，吾何能养之”，便知是托词。以后，代善娶了林丹汗的妹妹泰松公主；而察哈尔的三太后——伯奇、俄尔哲图、苏泰，由豪格、阿巴泰、济尔哈朗分娶。元玺即由苏泰太后带来，为额哲换得一个亲王的封号。
察哈尔既平，朝鲜则于天聪元年，曾为二贝勒阿敏所败，订盟约为兄弟，力所能制，亦无后顾之忧，而又适得元玺，遂有中原之志。天聪十年（崇祯九年）四月朔，祭告天地，受宽温仁圣皇帝尊号，建国号大清，改元崇德，即以天聪十年为崇德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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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军入关，贰臣立功（1）
既即帝位，当然要获得邻国的承认，遣使征聘于朝鲜，朝鲜国王李倧不肯推戴。按：朝鲜之于明朝，始终不贰，至清初犹然；此中有个特殊的原因：明成祖生母碽氏，籍隶三韩，所以他是朝鲜的外甥。李朝各王，向来事明犹父；而明朝之于朝鲜，保护亦不遗余力。由于有此深厚渊源，所以不愿事清，因而引起战争，《清鉴纲目》崇德元年十一月：
（太宗）亲率大军，再伐朝鲜，渡汉江，克其都城。（朝鲜王李）倧奔南汉山城，告急于明。明舟师出海，守风不敢渡；而太宗围南汉山城急，破朝鲜诸道援兵，获倧妻子于江华岛。倧惧，始遣使乞降，弃兵械、服朝服、献明室所给封册，而躬自来朝。太宗见之于汉江东岸之三田渡，自是朝鲜世为臣仆者二百四十余年。朝鲜既服，皮岛势孤，太宗遣兵与朝鲜夹攻取之。
其时明朝方苦于流寇，自顾不暇，实在无力庇护藩属；而朝鲜总以为天朝大国，不管满洲，还是流寇，无非跳梁小丑，只要出兵，无不克取，寄望甚深，因而态度强硬。及至登莱总兵陈洪范出师阻风，清朝又大破其诸道援兵，李倧方知明不可恃，投降得颇为彻底。太宗先虏了李王及其大臣的家属多人；和约既成，仍留朝鲜两王子为质子。至于征朝鲜得济，则由于孔有德之降清，为袁崇焕操切从事杀毛文龙的后遗症之一。
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吴三桂为清朝所封的四异姓王。顺治九年，孔有德殁于桂林，有一子为桂王部将李定国所杀，嗣绝、爵除，是故康熙年间，止称“三藩”。
孔、耿皆为毛文龙部下。袁崇焕杀毛文龙，以陈继盛代领部众，孔有德认为不足与共事，偕耿仲明渡海至山东，为登州巡抚孙元化用为参将。大凌河之役，孔有德奉命率骑兵八百赴援，途中乏食，纪律无法维持，而孔有德犹以军法从事，军心更为不稳。行至德州以北的吴桥，为部下劫持，终于造反，于是回军自西而东，一路大肆掳掠，王师变成土匪。到得登州，约耿仲明为内应，破城得三千余人，都是他的辽东同乡。登州对岸的旅顺，以及旅顺口外的广陆岛，驻有副将两员，亦举兵反明，山东半岛与辽东半岛的两支叛军合流，声势甚壮，孔有德自称“都元帅”，登坛拜将，耿仲明等四人皆为“总兵”，四出攻掠。明朝调动保定、天津、昌平三镇兵会剿，历时一年，劳而无功。
因此，兵部定以辽制辽之策，将祖大寿在宁远的部队调进关，以祖大寿的一弟一姐夫：祖大弼、吴襄两总兵率领，包围登州。孔有德看看守不住了，决定投清，一面派人联络，一面调集战舰突围，过旅顺口为总兵黄龙所袭，至鸭绿江又为朝鲜兵所攻。与孔、耿同时起事者共六人：四“总兵”，一“副帅”、一“副将”为父子，亦为创议造反之人，经此三番接击，不是阵亡，就是被擒。其中是否有借刀杀人的情事不可知，不过只有孔有德、耿仲明未死，达成了投清的目的，说是巧合，亦未免太巧了些。
《清史列传》中，由乾隆定名的《贰臣传》，以为清效命、被难祠祭者居前，孔有德列于第三，当其天聪七年投清时，本传记其所受“恩遇”如下：
四月，命诸贝勒总兵驻岸受降……有德偕仲明携人众辎重来归，给田宅于辽阳。六月，召赴盛京，上召诸贝勒出德盛门十里，至浑河岸行抱见礼，亲酌金卮劳之，赐敕印，授都元帅。寻随贝勒岳托征明旅顺，破其城，黄龙自刎死，有德收辽人数百自属。及还，有德坠马伤手留辽阳，诏慰之曰：“都元帅远道从戎，良亦劳苦，行间一切事宜，实获朕心，至于赞襄招抚，尤大有裨益。不谓劳顿之身，又遭衔蹶之失，适闻痊可，大慰朕怀。”
按：上引孔传，有两点需要解释：第一，大凌河有警，何以须隔海的登州巡抚自陆路迂道赴援？第二，孔有德自登州夺围出海，向鸭绿江西岸的清军投降，取四十五度角，直指东北即可，何以北驶经旅顺口，致为黄龙所邀击？
要研究这个问题，首须了解，辽东在明朝，西起山海关，东至鸭绿江与朝鲜交界，在疆域上都属于山东。入清以后，习惯上辽东改称关东，山东大汉自芝罘渡海北上入辽，称为“下关东”；用一“下”字，即有关东仍隶山东之意。所以然者，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卷六十七“山东，辽东都指挥使，金州卫”下说得好： 电子书 分享网站
清军入关，贰臣立功（2）
卫（金州卫）控临海岛，限隔中外……旧置运道，由登州新河海口，至金州铁山旅顺口，通计五百五十里，至海州梁房口三岔河，亦五百五十里。海中岛屿相望，皆可湾船避风。运道由此而达，可直抵辽阳沈岭，以迄开元城西之老米湾。河东十四卫，俱可无不给之虞。
自正德以后，旧制浸废；嘉靖中虽尝举行，而议者旋以奸民伏匿为言，复罢。
夫创法之初，以辽隶山东者，正以旅顺海口，片帆可达登莱耳。乃修举无术，坐视辽左之匮乏而莫之恤欤？
这是痛惜海运之废。当初的运道，自江苏海州至登州，登州至旅顺，总计一千一百里。山东半岛与辽东半岛南北对峙，中间以一连串的大小岛屿，如链之联，并以区分为黄海与渤海。所谓“限隔中外”者，意指此“链”之西的渤海为内海，而之东的黄海为外海。是故外舰一入渤海，即成内犯。清末李鸿章经营旅顺港，在国防的观点上，绝对正确，无奈亦是“修举无术”。
如上所述，解答了第一个问题，大凌河失守，则金州卫不保，旅顺落入敌手，直接威胁“片帆可达”的登州，所以孙元化不但在行政区分上有赴援的义务，在守土责任上亦有预防的必要。
至于第二个问题，亦可从“岛屿相望，皆可湾船避风”一语中去体会；大海茫茫，不循运道，自取航向，不说当时船舶设备之简陋，就是现代的战舰，亦不能贸然从事。
自旅顺口至海州梁房口三岔河，亦五百五十里。
此海州为辽东都指挥使司属下二十五卫之一的海州卫，即今辽宁海城。《读史方舆纪要》记海州卫所属“梁房口关”云：“卫西南七十里，又东南九十里，即盖州也。海运之舟由旅顺口达者，于此入于辽河。”然则为今之营口无疑。又记辽河云：“在卫西南五十五里，自辽阳界流入，又南注于海，谓之三岔河。”是则三岔河即自辽阳入海的最后一段辽河。凡大川，上下游异名者，无足为奇；辽水自塞外迤逦南来，经铁岭、沈阳而至辽阳西南牛家庄驿（今牛庄）附近，纳太子河、浑河，南注入海，形似三叉戟，为三岔河得名的由来。
运道由此而达，可直抵辽阳沈岭，以迄开元城西之老米湾，河东十四卫，俱可无不给之虞。
沈岭指抚顺关口的薄刀山而言。开元即开源。河东者，辽河以东之谓。辽东二十五卫，十一卫在辽河以西，即广宁及中左右共四卫，又前后中左右五屯卫，加义州、宁远两卫；十四卫在河东，即定辽前后中左右五卫，加东宁、海州、盖州、复州、金州、沈阳、铁岭、安东、三万等九卫。定辽五卫及东宁卫，均在辽阳附近，大致南满铁路自开源（安东卫）以下两侧之地皆是。当时精华所在，则为金、复、海、盖四卫，“并称沃饶，为之根本”。至于“三万卫”，顾祖禹赞之谓“居全辽之上游，为东陲之险塞”，又记其四至谓“南至铁岭卫百二十里”，又谓安东卫在“三万卫治西南”，安东卫治开源，是则三万卫应在开源东北，而南距铁岭百二十里，夷考其地，应是今之金家屯；更北郑家屯，今为辽源，应为三万卫治北界，亦为辽东都指挥使司辖地北境之限，因为东北即科尔沁左翼中旗，在当时是蒙古的地方了。
按：辽河以西十一卫军食，除屯垦自给以外，不足之数可由关内补给，或由海道运粮至觉华岛屯储。辽河以东十四卫，则以辽河两岸泥淖三百余里，称为“辽泽”，水势涨落不定，大规模的船运极其困难，隋炀帝、唐太宗伐高丽，皆搭浮桥或以车为桥梁。因此河东乏食，难望河西接济。明朝嘉靖三十七年，辽东大水，辽督王忬（王世贞之父）请开海禁，以苏辽困；四十年，山东巡抚朱衡以海禁一开，登州防守不免吃重，因以“奸民伏匿，不便”，奏请复禁。此所以顾祖禹有“修举无术，坐视辽左之匮乏而莫之恤”之叹。如河东十四卫得因足食而不撤，则建州三卫，岂得猖狂？此亦清兴明衰之一大关键。
现在回头再谈孔有德。他与耿仲明降清为天聪七年四月，六月召赴盛京见太宗，已见前引孔传。就在这个月，太宗遍谘大臣，征明、朝鲜、察哈尔，何者当先？何以早不问，迟不问，问在此时？即因从孔有德处获得两大助力，太宗始有决定战略的可能；在此以前，根本谈不到征朝鲜。
清军入关，贰臣立功（3）
这两大助力，第一是八旗皆以骑射称雄，并无水师。天聪元年阿敏与岳托、济尔哈朗征朝鲜，其王李倧请和，阿敏不肯，而岳托与济尔哈朗密议，以和为宜，阿敏终被说服，原因即在清军无战舰，亦不习水师。如皮岛明军与朝鲜水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