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证亲历1-时代风云-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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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8年1月15日，《新青年》杂志改用白话文正式对外出版，面目为之一新。《新青年》的编辑管理方式也发生了改变，由原来的陈独秀一人担任主编，改为由陈独秀、钱玄同、高一涵、胡适、沈尹默等人轮流编辑。
　　这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们以《新青年》为阵地，把一篇篇笔锋犀利的文章化为投枪，猛烈掷向统治中国数千年的封建制度和封建思想，向旧礼教、旧道德、旧文化展开毫不留情的抨击。他们殚精竭智，力图用科学和民主这两件西方的法宝，来改造灾难深重的国家。《新青年》搬到北京后的第一年，发行量由原先的千余份猛增至一万五千份以上，对广大民众，尤其是青年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1918年即将过去，39岁的陈独秀与29岁的李大钊在工作上的配合更加默契。他们积极筹办的《每周评论》于12月22日正式创刊。这是一个新开辟的阵地，创办它的目的是与《新青年》相互配合，协同作战。
　　新文化运动中产生的各种进步杂志
　　陈独秀自1917年1月应蔡元培之邀来到北京，至1920年2月南下上海，在箭杆胡同这个普通的四合院里居住了整整三年。尽管这段时间不算长，在陈独秀的一生中却十分重要，因为他开始由一个崇尚西方民主的普通中国知识分子转变为信奉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者。
　　陈独秀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是受到了一个刺激和一个启发。唐保林具体解释说：“一个刺激，就是巴黎和会的结果。把战败国德国原来侵占山东的权利判给了日本，他对于西方民主平等产生了动摇。一个启发，是陈独秀从1915年发起新文化运动开始，全国思想活跃，产生了三四百个像《新青年》、《每周评论》这样的杂志，带进了各种新思潮，但是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反对无产阶级专政。所以列宁说：衡量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试金石是你承认不承认无产阶级专政。陈独秀由此受到启发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
　　

陈独秀叱咤风云（2）
经过三年的曲折探索，陈独秀与李大钊开始考虑联手筹建一个无产阶级的政党。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正式成立；又过了28年，这个伟大的政党终于领导全国人民建立了新中国！
　　

李大钊传播新知（1）
李大钊早年曾东渡日本，进入东京的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学习。在那里，他积极参与了留日学生的反袁斗争，组织了神州学会。同时，他还向章士钊主编的《甲寅》杂志投稿，并且和章士钊、陈独秀结为朋友。
　　李大钊
　　也正是在留日期间，李大钊的思想发生了重大转变，他开始更加注重对辛亥革命以后中国现实问题的理性思考，开始思索民族思想的启蒙问题。
　　1916年5月，李大钊提前结束学业回国，先后在《晨钟报》、《宪法公言》、《甲寅》等报刊担任编辑或撰稿人。他以犀利的笔锋猛烈抨击军阀、政客和腐败的官僚，积极推进新文化运动。
　　这时的蔡元培正在忙着筹建北大新校舍。原先的老校舍显然已经不能适应一所高等学府的需要了，尤其是图书馆的工作，更需要加强。经原图书馆主任章士钊推荐，新的图书馆主任由29岁的李大钊接任。
　　1918年1月，李大钊就任北大图书馆主任，立即对管理工作进行改革，在大量购置新书的基础上，号召全校师生捐赠书籍以丰富馆藏内容；同时还加强对阅览室的建设，为全校师生提供良好的学习环境。他还直接参加了《新青年》杂志的编辑工作，成为重要的轮流编委之一。
　　“十月革命”中的俄国1917年，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这一重大事件使李大钊陷入了深深的思考当中，他似乎预感到，一种代表了新的世界文明的伟大潮流已经来临了。
　　1918年，以蔡元培、李大钊、陈独秀、周树人等为代表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在经历了辛亥革命前后的大动荡、大分化之后，已经重新凝成一股新的力量，如同地底奔突的岩浆，寻找着喷发的机会。
　　北京学生庆祝第一次世界大战协约国的胜利
　　时光在流逝。1918年接近尾声的时候，出现了一个引人瞩目的亮点：11月11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了。“只宣不战”的中国居然成为了战胜国！11月14日至16日，北京各校放假三天，庆祝协约国胜利。11月15日，在北大学生及各界群众召开的庆祝大会上，李大钊发表了他那著名的演说《庶民的胜利》。
　　李大钊生前最后一幅照片在李大钊看来，庶民的胜利即广大民众的胜利。北京行政学院侯且岸教授这样分析：“李大钊当时讲的庶民的胜利、布尔塞维主义的胜利，是民主主义的胜利，是人民的胜利，是民众的胜利，是一种新的文明。布尔塞维主义所带动的世界的新潮流，是只能迎，不能拒的！”
　　在1919年的五四运动以后，李大钊相继创办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和“共产主义小组”，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到了1924年，他又与孙中山一起促成了第一次国共合作，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中国共产党北方区委书记的双重身份在北京开展工作。
　　1926年4月，奉系军阀张作霖进入北京，宣称凡“宣传共产、鼓吹赤化，不分首从一律处以死刑”，北京陷入恐怖之中。1927年4月6日，在敌视苏联的英、美、日等国家的默许下，数百名军警特务不顾国际惯例，强行闯进苏联大使馆，将李大钊等八十余人逮捕。
　　4月28日上午10时，所谓的“特别法庭”秘密开庭，宣布对李大钊等20人判处死刑。下午2时，他们被押解到西交民巷京师看守所后院，刽子手使用了刚从外国进口的绞刑机，李大钊第一个受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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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钊传播新知（2）
在李大钊生前的最后一幅照片中，他身穿一件褪色的灰布长袍，脸部有些浮肿，但神态却依然安详。那一年，他刚刚38岁。
　　

野心勃勃的段祺瑞和想复辟的溥仪
清末段祺瑞曾是袁世凯的亲信掌握了北京政府实权的段祺瑞1918年，以蔡元培、李大钊、陈独秀、周树人等为代表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在经历了辛亥革命前后的大动荡、大分化之后，已经重新凝成一股新的力量。然而，当时操纵着中国命运的，却是其他一些特殊的人物。段祺瑞就是其中之一。
　　段祺瑞原是袁世凯的亲信，为配合袁世凯窃取辛亥革命的成果而立下“汗马功劳”。后来因为不满袁世凯称帝而辞职。在袁世凯垮台后，段祺瑞复出，任国务总理兼陆军总长，掌握了北京政府的实权。
　　幼年溥仪
　　小皇帝溥仪
　　1917年，正当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欧洲战场打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在北京，工于心计的段祺瑞在“府院之争”中，战胜了亲美派总统黎元洪，又赶走了拥立溥仪复辟的军阀张勋。在自任总理之后，段祺瑞正式宣布对德国和奥地利宣战。
　　实际上，段祺瑞之所以积极参战，自有其不可告人的目的。他以“参战”为名，向日本出卖国家利益，大肆借款，建立所谓的“参战军”，竭力扩充着自己的势力。
　　1918年的北京，在各色人物尽情表演的大舞台上，有一个小孩子却常常被人们忽视。他时常骑着自行车，在锯掉门槛的巨大庭院里转来转去。他就是躲在紫禁城里的清逊帝溥仪。
　　溥仪的确是个与众不同的人物。他不仅是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末代皇帝，而且也是唯一一个当了三次“皇帝”的人。
　　溥仪第二次当皇帝是1917年的“张勋复辟”。当年，张勋率领“辫子兵”气势汹汹地进入北京城，到处叫嚣着“奉还大政”。那时，北京满大街嚷嚷着“大清复辟啦”，穿着清朝袍褂的前清遗老遗少大摇大摆地走在街上，脑袋后面拖着已经消失了好几年的辫子——那是他们不失时机地赶到店铺里订做的。而一度冷冷清清的紫禁城内，也一下子热闹了起来。
　　在小皇帝的心里无疑盼望着复辟的成功。北京大学王晓秋教授讲了这样一个小故事：当张勋的“辫子兵”与段祺瑞的军队打仗时，有太监告诉溥仪说，宫里供着的关帝显灵了，昨天晚上帮助张勋的军队打仗，关帝的坐骑赤兔马都跑出汗来了。溥仪急忙去看，说是不是真的。
　　可是，12岁的溥仪跟着太妃、王公、师傅、太监们高兴了没几天，形势就变了。段祺瑞重新执政，“辫子将军”张勋和他那支怪模怪样的军队终于被赶了出去。
　　经历过这次复辟的溥仪虽然还未成年，但他也从失败的痛苦中感受到一丝希望：看来天下渴望复辟者大有人在，他重新登上皇位的愿望更加强烈了。溥仪怀着对祖先的无限崇敬痛下决心，一定要把辛亥革命夺走的东西再夺回来！
　　对紫禁城里的人来说，1918年并不存在，他们称其为“宣统十年”。他们也并不关心在那高高的宫墙外面正在发生着什么事情，心中所想的就是两个字“复辟”。然而，高墙外面的变化却正在发生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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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飘萍“铁肩辣手”
著名报人邵飘萍
　　在中国新闻事业发展史中，著名报人邵飘萍的名字是被经常提到的。
　　《京报》馆旧貌
　　1918年10月，邵飘萍在创立新闻编译社之后，又在北京创办了《京报》。这张报纸的宗旨是：“必使政府听命于正当民意之前，是即本报之所作为也！”为了激励报社同人，他还挥笔写下“铁肩辣手”四个字，悬于报社办公室内。
　　“铁肩辣手”出自明朝杨继盛的一副对联，上联是“铁肩担道义”，下联是“辣手著文章”。邵飘萍非常欣赏这副对联，特别欣赏其中的“铁肩”、“辣手”这四个字。他将其置于报社，表明他之办报要为民请命，要监督政府，要有一定的社会责任。
　　位于北京宣武门外魏染胡同的《京报》馆，是《京报》业务量扩大后搬迁的报社新址。虽说这里的住户几经变换，可是这座两层的砖木结构小楼，还保存着旧日的模样。这栋小楼的临街立面采用西洋式砖壁柱装饰，大门处有古典柱式门廊，楼门的上方中央镌刻“京报馆”三个字，是邵飘萍亲笔题写。当年，为了使报刊内容更加贴近社会现实，邵飘萍进行了一系列改革。邵飘萍重视时政的报道，一些重大的事件均由他亲自采访、写头条、写评论，能够及时地反映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的信息。这使得《京报》的发行量从原先的两千份猛增到一万多份。
　　《京报》
　　化装采访的邵飘萍
　　邵飘萍和夫人祝文秀
　　据说，邵飘萍是个很讲究“派头”的人，他自己抽的香烟是特制的，印有他的名字；他外出采访时乘坐的洋车装饰得很华丽，两边各装了三盏十分漂亮的灯，一看就知道是他的专车，后来换为马车，再发展为小汽车，都显得很豪华。然而，对邵飘萍来说，如此讲究“派头”，却有着特殊的原因。
　　那时的北京，作为中央政府所在地，处于最混乱、最腐败、最没有秩序的时期。邵飘萍要周旋于各派势力之间，这就迫使他不得不讲派头。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所长尹韵公解释道：“比如说当时很多人没有小车，他自己有个小车，他买个小车，买小车对他来说采访是很方便的。别人一看，邵飘萍居然开上车子了，说明他肯定有实力。”因此，邵飘萍并不是有意去耍派头，而是为达到工作的目的，不得不这样做。
　　1918年，邵飘萍在蔡元培的支持下，在北大成立了新闻学研究会，教授新闻采访课。当时，在聆听邵飘萍讲课的学生当中，有许多后来十分著名的人物，如毛泽东、高君宇、罗章龙、谭平山、陈公博等人。而邵飘萍讲授的新闻实务课，更引起了学生们的热烈反响。
　　1918年即将过去，32岁的邵飘萍还在为他的《京报》而忙碌。
　　在第二年爆发的五四运动中，邵飘萍在《京报》上设置专栏，对五四运动做了长达一月之久的连续报道，并且亲自撰写文章，揭露当局的卖国罪行。
　　邵飘萍激进的办报行为触怒了段祺瑞政府，1920年《京报》馆被查封，邵飘萍也被迫流亡日本。也正是在流亡期间，邵飘萍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并于1925年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段祺瑞政府垮台之后，他又一次回到北京，恢复了《京报》的出版。
　　1926年4月，被邵飘萍斥为“独夫民贼”的奉系军阀张作霖进入北京。4月24日，邵飘萍返回报馆料理事务，被早已埋伏的军警逮捕。4月26日凌晨，邵飘萍被押至天桥刑场。临刑前，他向行刑官挥手作别道：诸位免送！枪手当即开枪，子弹由后脑射入，自右眼下穿出。一代著名报人，就这样与世长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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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第一次北京之行（1）
1918年8月19日，一列从湖南开往北京的火车上，坐着二十多名湖南学生，他们准备到北京学习法文，然后再赴法国勤工俭学。这次活动的组织者毛泽东是一位高大英俊的年轻人，这一年他刚刚25岁。
　　毛泽东来到北京之后，起初住在湘乡会馆，后来搬到了东城区鼓楼豆腐池胡同，住进了他在湖南时的老师杨昌济的家里。
　　当时，在北大哲学系任职的杨教授住在一所幽静的两进院落的四合院内。前院的北房东侧是杨先生的卧室，住在北房西侧的是他的女儿，名叫杨开慧。而毛泽东则住在前院靠院门的房间里，与他同住的还有提前来到北京的蔡和森。
　　18年后，毛泽东在接受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采访时，曾经谈到了这次北京之行。他说，那年夏天，我决定到北平去，那时叫北京。当时湖南有许多学生打算用“勤工俭学”的办法到法国去留学……虽然我协助组织了这个运动，而且新民学会也支持这个运动，但是我并不想去欧洲。我觉得我对自己的国家还了解得不多，我把时间花在中国会更有益处。
　　毛泽东和埃德加·斯诺
　　北大红楼
　　因为当时来北京的新民学会会员居住得较为分散，联络不太方便，毛泽东等人就在景山东街三眼井租了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