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上层的革命:苏联体制的终结-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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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8年的这项对外贸易决议打开了通向富裕的重要大门。苏联对价格的松散控制使得很多苏联产品，尤其是石油、金属，对控制他们的人来说都成为潜在的有利可图的出口物资。这项决议颁布后，私营外贸公司、进出口企业以合法的合作形式如雨后春笋般成立了，这很快就引起了部分合法、部分非法且利润丰厚的出口贸易。3　000多个这样的公司成立了。虽然出口原材料需要许可证，但是对外经济关系部是易受贿赂影响的。甚至苏联电视、食品、药物都被这些私人公司出口到可以轻易找到的现成的第三世界市场。到
　　1990年和1991年，一个新的私人资本主义集团形成了，他们主要通过和外面世界的联系逐渐富裕起来。他们对亲资本主义联盟饶有兴趣。与正在形成的亲资本主义改革方向的任何偏离，不管是转向改革的社会主义，还是企图回到改革前的体制，都将威胁到他们有利可图的经济活动的根本。走向资本主义对他们的新兴交易的存在是必需的。
　　虽然他们很快变得富裕了，但在1991年，这个私人资本主义的集团还不是很强大，在苏联经济中也不占有重要的地位。如果这个团体来自旧体制的边缘——不满的工程师、科学家、精力充沛和个人主义的年轻人、掌管经济的行家——它的影响将是十分有限的。但是，我们在第7章将会看到，这个团体不是来自这些地方，而是来自党和政府的精英分子，他们在这个新的资产阶级的成长过程中扮演了主要的角色。
　　1985年至1991年苏联改革的进程主要是由一系列在苏联体制内运作的力量推动的。然而，苏联体制并不是孤立于世界之外的，在改革的后期，主要的西方大国开始对改革的进程施加有限的影响。在1990年至1991年，在苏联承诺“严肃的改革”的情况下，七国集团和其他工业国开始对苏联提供重要的援助。这意味着要采取和实施快速市场化的计划。但是这项援助要通过，必须首先得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同意。1991年，大笔外国援助徘徊于苏联的门口，如果由西方政府设计的经济改革被通过的话，马上就可进入国门。
　　如果苏联领导层在巨大的经济成功和国际很少反对的情况下，实行社会主义的改革，西方国家援助的影响将是微乎其微的。但是，考虑到1990年至1991年苏联经济和政治的形势，这些西方国家的援助将加强苏联国内那些想追随西方资本主义经济模式的人的力量。
　　激进的知识分子和新形成的资本主义的富有阶级，以大规模的西方援助承诺为后盾，成为支持亲资本主义立场的重要力量。但是，如果党和政府的大多数精英分子拒绝这一立场，或选择社会主义的改革，或回到旧体制，结果将大不相同。这一点是确定无疑的。当然，形势的发展将不会那么平稳。1991年，党和国家的精英分子依然控制着国家的机关，包括武装力量。而且，同1990年至1991年苏联经济紧缩导致的损失相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承诺的援助并不是大得诱人。
　　然而，在1991年底，亲资本主义的力量已经能够控制权力，击败先前专政的共产党，把社会主义的改革力量和试图恢复旧体制的力量推向一边。为了理解这是如何可能的，我们必须考察改革时期发生在苏联政治制度中的显著变化。
　　第7章
　　

党—国精英与亲资本主义联盟
众所周知，在1989—1991年间，苏联民众的大多数击败了党—国精英。在这场胜利中，他们推翻了国家社会主义制度，开始尝试着建立资本主义制度。一边是原有的党—国精英，他们试图挽救作为他们既得利益基础的社会主义制度，试图维护他们的既得利益。另一边是民众的大多数，他们已经厌烦原来的社会体制，转而支持那些由叶利钦领导的###。反对派在选举中获胜，他们想砸碎现行政治体制的战车，并最终在1991年底如愿以偿了。
　　这种解释和说明与在政治经济体制改革之初的主要观点似乎并不矛盾。在一开始，党—国精英反对对原有体制进行改革的提议，哪怕这只是改革并不是颠覆。塔蒂纳·扎斯拉夫斯卡娅是俄罗斯社会主义者，受戈尔巴乔夫改革新思维的影响很大，按照她的说法，政治经济体制改革从一开始就受到“一大部分的”官僚阶层的抵制。她说改革的阻力“在国家中心城市（莫斯科）的中层领导和其他地方的高层领导中”非常大。也就是说，除了发动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最高层领导外，苏联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官僚都抵制改革。这是在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那些年中西方占主导地位的观点。在改革的最后几年中，苏联的局势开始紧张化，越来越激进的知识分子认为那些当权的官僚阶级反对任何改革，而朝前看的知识分子已经开始成为戈尔巴乔夫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真正支持者。这种观点的争论，最终导致了现存体制的颠覆。党—国精英曾经作出抵制，但最终还是失败了。
　　从1991年的紧张斗争到现在的尘埃落定，人们不能不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冲突是非常激烈的，彼此之间斗智斗勇。当一个统治集团在革命中遭受失败时，它的成员往往是要退出历史舞台的——要么遭到流放，要么进入另一个世界，而更多是后一种命运。1783年，美国在对英国的革命中取得胜利后，把保皇党的同情分子统统流放到了加拿大。1917年俄国沙皇贵族以及主张专制的官员都逃到了巴黎。那么，最近这次俄罗斯革命的牺牲者到哪里去了呢？他们基本上留在原来的位子上——在取代苏联的国家里做着高官。苏联垮台以后两年，苏联15个加盟共和国中的11个，他们的首领都是以前苏联共产党的高级领导。其中五人曾是苏联共产党政治局委员。既然有人说党—国精英被打败了，为什么我们统计出来的原苏联领导人在后起各国的领导层中仍占优势呢？
　　扎斯拉夫斯卡娅的下面一段话或许是对的，她说，在政治经济体制改革之初，许多在传统体制下的中层和下层领导对党的新的领导人所倡导的改革是难于接受的。但是，真正的动力来自1987年前后开始的改革，我们上面所提到的改革的性质很快就发生了变化。从这场斗争的最终结果来看，我们接收到的消息是过时的。
　　事实表明：党—国精英中起决定作用的那一部分人，从怀疑改革很快就转变到以极大的热情拥护激进的改革——以资本主义来取代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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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国精英为什么会拥护资本主义（1）
党—国精英为什么会退回去加入亲资本主义同盟呢？怎样看待他们对社会主义的承诺呢？要知道，这是他们过去都表示要遵守的承诺。对他们大多数人来说，这种表示是毫无意义的。正如我们在第2章中所看到的，苏联党—国精英中的绝大多数在方法上，都是注重实际的，而不是执著于某种意识形态。他们之所以加入共产党，是因为入党对他们在职务上的提升有好处。他们受到激励，不是由于献身于某一意识形态，而是为了追求物质利益和权力。通过入党和进入到精英阶层，他们确实可以得到钱与权。这种对党的态度，当1991年7月一个担任政府官员很长时间的人在被问及他是否是一个共产党员时，他作了很好的表述：“我当然是一个共产党员，但是，我不是一个共产主义者！”
　　在20世纪80年代，绝大多数的党—国精英都是追求名利和地位的人，他们从没有考虑过为苏联社会的未来选择方向。中央集权制不允许对建设社会主义的目标有丝毫的怀疑。但是，一旦政治经济体制改革打开了人们对社会的前途和命运的讨论和争论的大门，不同的观点就找到了传播的捷径，这些党—国精英突然之间发现自己不得不面对这种讨论。
　　在20世纪80年代末，关于社会发展的前途问题，有三种相互争论的意见。戈尔巴乔夫及其同盟想对社会主义制度实现民主化和地方分权，让工人成为他们企业的主人，让人民在国家中获得政治上的自主。这种改革的方向使党—国精英受到威胁，他们手中的权力和物质利益方面的特权将会削弱。他们有可能真正成为人民的公仆，对人民负责，而不是做他们的主人。不管是在莫斯科某一国家部门掌权，还是在一家大企业当官，那些从事经济管理的人，就不得不对他们的手下放下傲慢无礼的老板派头，学会耐心做说服工作和学会妥协，而不是作出绝对命令。苏联政府官员平日里花言巧语，声称工人阶级的国家比西方有更多的民主，戈尔巴乔夫的这一改革措施虽然没有对党—国精英的职位作出很大的改变，但是，它却意味着这些精英分子所真正关心的物质利益和权力的减少。
　　党—国精英中确实有一些人相信社会主义的理想，而且坚持通过社会主义制度的改革来实现这些理想。戈尔巴乔夫在1985年至1991年的著作、演讲和行为表明，他从来没有放弃过社会主义民主的理念。在1992年10月，苏联总理尼古拉·雷日科夫坚持说他仍然支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他表示原来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目标“丝毫不包含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偏离”。他认为“转变经济体制、理顺社会主义内部的关系，使之更有效率”，这才是改革的正确的目标。叶戈尔·利加乔夫在最近出版的备忘录中甚至还把那些不友好的批评家当作是社会主义理想的真正信仰者。那些信仰社会主义的党—国精英，热情响应苏联社会主义改革和民主化的号召。但是，他们在数量上十分有限。
　　第二种主要观点认为应该回到原来的旧体制，只能作点滴的改革。共产党应该继续执政，应该继续在莫斯科指挥经济的发展，政治生活也应该回到勃列日涅夫时代，党—国精英为什么不能坚定不移地回到这一地位，就像他们告诉我们的消息中所说的呢？
　　大多数的党—国精英确信原有的体制需要作很大的调整。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旧体制越来越没有效率。这些党—国精英都不愿意为这种效率越来越低下的体制负责。如果这种效率的下降得不到有效的遏制，最后，他们是无法维持自己的统治的。不支持改革，党—国精英也会感觉到压力。在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变得越来越明显的是，改革的方向确实有多个。大多数人所坚持的社会主义方向与党—国精英所坚持的个人利益方向是背道而驰的。但是，这种观点与第三种观点是完全不同的——这第三种观点，在以前看来是完全不可想象的——这就是向资本主义转变。
　　乍看起来，党—国精英主张选择资本主义似乎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想一想，一个天主教徒会突然之间变成无神论者吗？美国商会难道会呼吁私有企业的国有化吗？教友会教徒会把一年的奖品颁发给一个像绵羊一样软弱的人吗？然而，苏联的党—国精英最终却拥抱了他们曾经在意识形态领域强烈反对过的敌人。如果有谁去对这种转变作一些审查，他就会发现这种转变不仅自然而且还特别合乎逻辑。

党—国精英为什么会拥护资本主义（2）
党和国家的领导成员由于位居精英层确实有许多物质上的利益。和一般人相比，他们的工资收入很高。由于工作需要，他们可以使用豪华汽车。他们可以住进豪华别墅。通过特殊安排，他们可以得到质量上乘的食物、饮料和其他消费品。通过广泛的社会联系，他们能确保小孩进入最好的学校读书。
　　苏联精英分子的物质利益虽然是大大增加了，但是，如果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精英相比，他们在物质上所享受的特权也就相形见绌了。正如我们在第2章中所看到的，在苏联体制下，社会上层和底层之间的收入差别，比在资本主义体制下的差别要小得多。一个苏联大企业的总经理的报酬大约是一般产业工人的4倍，而美国企业总裁的报酬一般是普通工人的150倍。
　　苏联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收入从来没有公开过。但是，《星火》杂志编辑、苏联精英分子的猛烈抨击者维塔利·科诺提奇在1989年声称，政治局委员们的收入每月在1　200卢布～1　500卢布之间，最高领导层的收入也最高，大约每月2　000卢布。当时的苏联企业一般工人的收入大约是每月250卢布。因此，在苏联体制下，最高领导人的工资是一般产业工人的8倍。1993年，在美国，产业工人的平均收入大约是每年万美元。这种工资水平的8倍那就是一年20万美元。而美国高层精英每星期的收入都超过这个水平。
　　苏联高层领导拥有舒适的住房，但是，它也不能和美国公司和政府部门的高层领导的私人住宅相比。戈尔巴乔夫总统本人住的是一套有四间住房的、外表很普通的房子，坐落在列宁山区。紧邻着是希武德那兹将军的家和另一个不知名人士的家。苏联前总理尼古拉·雷日科夫在退休之后，在莫斯科郊外有一个舒适的家，但是，要是在美国，一个比较成功的医生和律师就可能拥有这样一栋房子。尼古拉·雷日科夫的财富和权力是无法和资本主义国家的高级官员相比的。
　　对于苏联党和国家的中级和下层领导来说，物质方面的报酬就更加有限，要知道，苏联是世界上两个最大的超级强权国家之一。美国研究苏联政治问题的专家杰里·霍克（Jerry　Hough）这样来描述他们的状况：
　　相比较而言，苏联行政人员的工资很低，而且生活状况很可怜。明斯克（白俄罗斯共和国首都）党委第一书记和妻子、女儿女婿一起生活在一套两居室的房子里，而有一些高层领导和妻子住的是在列宁格勒的一居室的房子。
　　苏联党—国精英不仅在物质生活条件方面比西方国家的领导要差很多，而且，正如我们在第2章中所看到的，他们这种生活水准在很大程度上还是靠他们个人职位的临时津贴来维持的。党—国精英所享受到的奢侈品——豪华汽车，较大面积的住房等——都是工作需要的补贴，而不是私人财产。在苏联社会主义制度下，通过合法的途径积累物质财富几乎是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