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上海 旧上海-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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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弹1人。
　　至1952　年底，上海市共建立居委会3891　个，委员49854　人，涵容人口421　余万人，占全市人口的85％，全市街道里弄的90％　。其中以居民代表会议组织形式，建立居委会的有34　个，其他的都是从冬防队转变而来。
　　水大博当选副主任没多久，矛盾就出现了。直接原因是，“符合政府要求的可以称为合格的积极分子”不出来工作，而“真正掌握权力的是水为首的冬防队人员”。调查报告称，“水通过拉拢落后分子把持居委会”，导致一些人认为“居委会离了水大博不行”。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旧上海　新上海（28）
而事实上，水大博的确有权威。工人出身的王云轩等两个积极分子，力图取代水，但没有威信，一说话“大家就吵”；而水大博“一句话，大家就寂静”。
　　这一权威显然是民间性的，而水大博还主动有意寻求这种民间认同基础，他“迎合落后分子的胃口，时常说自己是自愿出来为居民服务，不去联络上级的。说人家（其他干部）要出风头，有事无事到办事处、派出所去”，因而很多居民都拥护他。
　　这样一来，区政府对这个居委会深感不安，所以并“不批准这一组织，布置里弄工作是通过积极分子王云轩进行”。然而，区政府也不得不承认，“王在群众中没有名义，威信无法建立，工作是有一定困难。”因此，最后“不得不仍通过水等去工作”。
　　另一个让区政府不安的信息是，水大博不仅不支持王云轩，而且与原负责民警孙某拉拉扯扯，当孙在“三反”运动中被批斗时，水主持大会，“公开暗示群众‘大家要公正讲话，不要打落水狗’”。
　　1951　年4月，曹漫之在《街道里弄组织工作总结及今后任务》的报告中说：“居民委员会的性质是居民自己的福利组织不是行政机构，不能担负行政任务行使行政权力”，稍后的一份文件中也强调，“街道里弄居民的组织性质，应该是群众性的居民居住生活福利安全的自治组织，不是一级政权”。
　　但考查上海市居民委员会的历史，可以发现解放初期，居委会的任务是相当繁重的，其中政府事务占了大头。以1952　年对久安里的调查为例，两大方面工作中，“运动占80％，日常工作占20％　”，前者包括1950　年防轰炸搞防空，　1951　年抗美援朝捐献，制定爱国公约，五一大*，国庆庆祝活动；1952　年三反、五反，爱国卫生，改造旧警察，禁烟禁赌，司法改革，劳动就业登记。日常工作则包括福利、优抚烈军属、文教、卫生、调解与治安几大类。
　　与繁重的政府事务相应，居委会的实际权力增大，问题也接续出现了。
　　整顿，再整顿
　　“毛泽东同志，你是我们全国最伟大的领袖，所顾到的事情很多，但我们身居在上海的小市民，所感到的痛苦和压迫是上级所不知道的……”这是1951年12月9日，上海市民李某写给毛主席的信。反映的是部分市民对居委会工作的不满，居委会虽然只是“居民居住生活福利安全自治组织”，但权力太大，比如可以强迫派岗，或者利用特权“请人代值”。
　　上海民政局根据此信进行了专门调查，在给市政府的报告中，承认李某反映的情况的确存在，甚至更为严重。民政局认为，原因是由于居委会由冬防队转变而来，“一些解放前的不纯洁的分子”，特别是镇反运动之后，在经济上另谋出路，政治上改头换面，甚至“摇身一变”成了积极分子。
　　调查结果令人大吃一惊，居委会“不纯情况十分严重，令人不安”。如杨浦区，“初步统计，566个居民里，就有174个非职工的所谓‘威望人士’”。江宁区居委会中，参加过反动党团、任过保甲长、参与过流氓活动的“合计占全区居民委员总数的15％”。总之，问题是严重的，整顿是必须的。
　　于是，1952年9月到1953年3月，上海居委会开始了一次大规模的整顿。重点是人员变动，要让“成份好、扎根牢”的工人成为领导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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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大博，这个早就让政府忍无可忍的居委会副主任，终于在这次整顿中“下台”了。上级政府直接找到水大博，“宣布他停止工作”。在这次大换血中，江宁区五千多个居委会委员中，换上一千多个失业工人，还有1700人是职工，“组织基本上得到了纯洁与扩大”。
　　1954年，上海市委指示说，本市已有近140万职工和文教工作者完成了*改革和思想改造工作，然而一万一千多条里弄，还隐藏着残余的反革命分子、封建残余势力和社会治安的危害分子，居委会和妇女组织中骨干不纯，还未能确保工人阶级领导，至于机构不健全，工作混乱，以及贪污浪费、违法乱纪等现象更为普遍。4月，上海市又开始了一次大规模的整顿，长达一年。
　　按整顿要求，干部必须过几关：参加学习班，交代，群众大会，处理意见。这其中，工作队搜集材料、交代是压力最大的阶段。工作队“深入群众，依靠劳动人民及家属，以及政治上可靠熟悉情况的人，个别访问或座谈会，广泛接受群众检举、密告、揭发”。从1954年4月试点开始，7个月后，发生了110起自杀事件，其中在交代阶段自杀的占。次年2月起，不到3个月，徐汇区自杀人数上升到145，逃跑上升到103人。
　　一时间，居委会干部们惶惶不安，“这一次调整，我们过去的工作白做了，成份不好，保不住了”。他们想出各式各样的办法，“有的以生病为借口，有的故意不好好学俄语，想下台。有的互相吹捧，打击别人。”
　　如此，1954年的整顿成果极为显著：清除了“社会治安危害分子和有政治问题的人，新选出干部一万多，几乎换了一半，“基本确保了工人阶级在居民工作中的领导作用”。
　　通过整顿，按照中央内务部规定，上海市的居民委员会公杂费和委员补贴费，同全国一样开始由政府统一拨发。这样一来，居委会委员就从“义务制”转变成为支取国家薪水的“专职人员”。学者郭圣莉认为，这样，“居委会完成了它从半国家半社会的基层社会组织到彻底国家化的国家代理人过程。”
　　更重要的成果是，此次整顿同时对居民“进行了一次政治思想教育”，妻子揭发丈夫、丈夫揭发岳父等行为大量出现，监视可疑分子也成为里弄普遍现象。同时也涌现了一批“检举”典型，比如蓬莱区凌家宅居委会主任周水月一人就写了108份检举材料。
　　至此，以居委会干部为首，里弄的绝大多数居民，都自觉认为自己不再是简单的居民，而是人民中的一员；少数敌人是人民和国家的对立面；而且人民之中，可能还隐藏着一些敌人；那么，“阶级斗争”这根弦便不能放松。
　　（参考书目：郭圣莉《城市社会重构与新生国家政权建设》，特此致谢。）
　　

“打鸡血”往事（1）
“打鸡血”往事　　从1959年到“*”期间，一种将鲜鸡血注射进人体的“奇效”疗法蔓延全国。在“打鸡血”这个形容人亢奋、好斗的词语背后，是一段狂热的岁月。
　　文/国家历史记者　杜兴
　　1959年5月26日上午8点，上海永安棉纺三厂（次年8月转为上海无线电三厂），一个叫俞昌时的医生，在依约而来的病人眼前，给自己打了一针鲜鸡血。五年后，他回忆这次“当众表演”时说，“不到三小时，就感觉奇饿，中午吃了八两饭”。
　　医生的亲身示范消释了病人们的疑虑。从下午1时开始，四十多人让俞注射了鸡血，奇迹立刻显现：“有的频频咳嗽，注后五分钟即愈；有的喘息数月不能睡，当晚即睡得极甜；有的胃痛即止；有的疖肿大消”。
　　这已经不是俞第一次打鸡血。在过去几年里，坚信“鸡血疗法”对百病都有“奇效”的俞昌时已经暗自搞了一些实验，而“大跃进”的到来，更让他觉得有了“攻关”的动力。只是当时谁也没有想到，这看似不可思议的“鸡血疗法”，竟然会伴随着狂热岁月的激情，得以四处蔓延，并最终流行了十多年之久。
　　肇始
　　1903年生于安徽南陵的俞昌时，有一份红彤彤的革命简历。19岁时，在上海医科大学读书的他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一年半后转为*党员。“五卅运动”期间，他活跃在上海*和总工会。1926年底，回南陵创立*南陵特支并担任书记，在南（陵）芜（湖）一带领导农*动，还曾在武昌被捕入狱。
　　据俞昌时自述，1952年11月，在江西南平搞卫生工作的他，偶然从鸡肛门量了量鸡的体温，竟在42℃以上，又测了好多只，平均都在43℃左右。他判断，鸡的“常温如此之高，当然是其神经中枢的调节作用，和血液的发热机能特别高的原故”。在中医传统文献里，有很多内服或涂敷鸡血以治病的记载。俞冒出一个大胆的猜想：如果把鸡血注射进人体呢？
　　1950年代初，中国各地学习、推行苏联的“组织疗法”，把人体的某些组织，如皮肤、肝、脑、胎盘等作为注*，或将埋入病人皮下以治病。“我想鸡血也是一种组织，可能有同样作用。”俞昌时决定先在自己身上试试看。他从一只公鸡的身上抽了血，注射进左臂三角肌，结果“一点也没有感觉——不痛，不痒，不胀”。其后一两天内，他觉得精神舒适、食欲增加，三四天后“发现奇迹”，脚癣和皮屑病等痼疾同时痊愈了。
　　“于是，我就大胆地再打了几次，又打到别人身上。”俞的试验对象，包括自己经常腹痛的15岁的女儿，一个大腿发炎的农民，一个患*癌的妇女，“都在短时间内获得了很好的疗效”。
　　1959年元旦，《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迎接新的更伟大的胜利”的社论，肯定1958年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4月18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说：“一九五九年的国民经济计划，是一个继续大跃进的计划。”在这场报告中，周恩来强调，“……计划规模是宏伟的，任务是艰巨的。但是，决不能说，我们的潜力已经挖完了，计划指标再不能够超过了。在生产和建设中，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的可能性是无限的。”
　　俞昌时的机会来了，藉着大搞“技术革命”的东风，1959年6月，已经进入上海永安棉纺三厂的他开始在职工中试验，“一个月多的时间内，打了三百多病例，都只打了一二针，最多的五六针，就发生了许多的奇效和显著疗效”。

“打鸡血”往事（2）
静安区卫生局调查证实，俞的确用“鸡血疗法”治过203例，“由病人口述所得的资料分析：对月经过多、胃溃疡、偏头痛等主觉症状有改善者达65％”，但同时也指出，“其中有36％发生高热、寻麻疹、淋巴结肿大等反应”。据此，卫生局认为需要进一步实践，经过时任区委书记李梅生同意，组成包括俞在内的研究小组，设置实验室。
　　后来风卷中国的“鸡血疗法”，便肇始于此时。被纳入研究小组的俞昌时激情满怀，准备大干一场。
　　试验
　　研究小组首先进行动物实验，“初步印象”是，鲜鸡血有血清反应，但比马血清弱。半年之后，“就在有抢救休克准备的条件下开始了临床应用”。到1962年为止，共治疗1320多人。
　　上海市卫生局的调查报告显示，根据两年多试验积累的688个病例分析，近期内疗效较好的是：月经过多，有效率达；其次是消化系统溃疡，有效率78％。大部分病人注射后食欲增加，睡眠改善，精神好转等。但是不良反应也较严重。打过4针以上鸡血的980例病人中，发生反应165例，占，大都在接受鸡血治疗后第五至七天发生反应，包括畏寒、发热、腹泻、淋巴结肿大、荨麻疹、局部红肿疼痛、休克等。其中大多数为发热反应。反应程度与注射剂量成正比。而且，还出现了6例休克反应。病人注射鸡血后，立即发生胸闷、气愈、头晕、眼花、四肢无力、面色苍白、两眼球结膜*、心率增速等情况。但报告特别强调，“经急救恢复”。
　　由于鲜鸡血过敏性血清反应严重，静安区卫生局与上海生物化学制药厂协作，将鲜鸡血制成脱敏鸡血粉，“经试用观察，未见任何反应”。于是，在1962年下半年开始，该局就停止使用鲜鸡血，改用鸡血粉。截至1964年底，共试用15000多人次，均无反应，“并具有一定近期疗效”。
　　俞昌时十分不满，认为是个别专家“夸大反应”，否定疗效，使鸡血的研究机构工作停顿。而制鸡血粉，“不仅大大失去疗效，且仍有反应，而且制造繁复，成本高昂，正与多快好省的精神相反。”
　　据俞自述，从1959年搞鸡血起，他坚持每隔一两天必定注射一次，有时每天注射，毫无不良反应。“我是拿它当最好的营养品来滋补身体。长期应用下去，可以达到‘有病可以治愈，无病可以健康’的‘祛病延年’”，甚至可以“返老还童”。他还让爱人以及一些老友试用，“都获得了很好疗效”。
　　据他统计，自己5年来亲身注射鸡血的疗效至少有24种，胆石症、丝虫病、脚肿、心脏病、老花、腹泻、睾丸硬化、冻疮、褥疮、脱皮、脱发等病痊愈，而且精神健忘乐观，视力增进，抵抗力强，面色红润，不怕冷，*旺，睡眠佳，大便畅，无任何病痛。
　　“仅以对妇科月经过多的疗效，可以达到100％，这难道不是对人类的贡献？”在俞的自述中，“鸡血疗法”当时也得到了“医务界许多正直而前进的人士”一致“公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