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上海 旧上海-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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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上海 新上海（1）
当年的南下干部 1949年初，上海面临解放，如何接管和改造这个远东第一大城市，成为摆在*领导人眼前的难题。早在1948年，陈云和*中央东北局的其他领导人就一再强调，目前党的“工作重心开始由乡村向城市转移”。要像在农村搞土改一样，加强和配备干部力量，去城市搞工业建设。
也就是在这个大背景下，一大批在北方城市有工作经验的*干部随军南下，成为历史特有的“南下干部”。1949年2月前后，华东局从华东财委所属的财办机关及其下属的机构和山东军区后勤部抽调了近2000名财经干部，作为华东南下干部纵队的组成部分南下，代号为“青州支队”，顾准任总队长，石英任副总队长，黄耀南任总队政委，下分财政、银行、外贸、商业、工业、交通、公用事业、房地产、劳动工资、农林等10余个大队，分头接管上海财经各部门。
不仅仅是在财经系统，在社会治安、民生保障、工业生产、社区改造、思想教育等等领域，*领导人都配备了大量干部，开始了一次历史上规模最大的都市改造行动。
摆在新政权领导者面前的首先是物价飞涨，财政紧张，这座中国的最大的工商城市已经成为濒于崩溃的烂摊子。顾准通过一系列的税收措施，不仅极力改善了处于危局中的上海财政状况，还将之变成支撑新中央政府的最大财源，这也为日后的计划经济体制奠定下基础。但顾准本人随后在“三反”时期被调离，并在日后成为体制内最著名的反对计划经济的思想者。
几乎与税收政策同步，管理者们对这个官僚资本，帝国主义资本和民族工商业三个共生综合体的资本主义堡垒，分门别类进行接收，监押，和收服，而在改造上海期间积累的经济经验，也成为日后管理整个国家经济的经验来源。
与经济领域相比，变化更大的是对社会领域的改造，根据不完全统计，1949年上海解放初期，有从业执照的娼妓人数在2000人左右，而隐藏地下的则有数万人，比起一夜之间禁绝的“北京模式”，上海则采取了相对较为缓和的方式，边收边改，直至最后全部禁绝。与此同时，大量的游民、散民、灾民、难民被吸纳、改造、镇反，所有市民最终都在单位、居委会等组织化的系统中找到自己相应的坐标，而一个自上海开埠以来形成的华洋杂处、五方汇聚的移民社会也逐步被整齐，规制化的新社会所取代。
大上海的“新主人”
离开上海9年后，34岁的顾准重返上海接管这里的财政系统。到三年后他离开上海时，这座中国的最大的工商城市已经从国民党手里濒于崩溃的烂摊子变成支撑共产党新中央政府的最大财源，也为日后的计划经济体制奠定下基础。
文/国家历史主笔 黄艾禾
1949年5月27日，人民解放军彻底攻占大上海。解放军战士尚在露宿街头，市区里硝烟与零星枪声还未散去，身穿草绿色细布军装的*上海财经接管委员会财政处处长顾准已经率领着他的部下们，在武装护卫之下，来到国民党上海政府财政局实施接管。
地下党的财政局纠察队长王伟鼎站在门口欢迎他，并把顾准带到了豪华的局长室。待顾准在办公桌前坐定后，财政局的地下党支部书记程子嘉，便传唤早已静候在一边的国民党财政局长汪维恒和几位主要官员上前，依次移交权力——这些官员们已在两天前接到国民党上海代理市长赵祖康的紧急指令，要求各局确保档案和财产完整齐全，准备向*移交。
旧上海 新上海（2）
汪维恒走上前，神色似乎有点异样。他突然对顾准说，我可以单独和你谈一会儿吗？顾准点点头。避开了众人之后，汪维恒告诉顾准，他其实是共产党！
原来，汪维恒在1925年便加入*了。1927年他奉命潜入国民党军队后，一度与共产党失去联系，到1937年才又和*社会部副部长李克农再接上关系，开始源源不断为*提供情报。1949年4月，他从台湾到上海“休养”，准备策反当时的国民党上海市长陈良，却被陈良委任为了上海财政局长兼上海银行董事长。
顾准确实吃惊不小。接管上海前，顾准对上海的情况有过大量研究。他们这支准备接管上海财经系统的“青州总队”当初在江苏丹阳集训时，看过大量的地下党送来的情报。那情报无所不包，有国民党要员的家庭住址电话，各类物资的存放地点，特务机关的组织结构……当上海滩的著名阔老卢绪章身穿解放军军装出现在丹阳时，连许多上海地下党的老同志看着这位由周恩来直接领导的地下党员都傻眼了。但就是这样，顾准也没想到，眼前这位有国民党少将军衔的财政局长，竟然也是共产党。
接管仪式在谈话后照常进行。接管一结束，顾准就派人把汪维恒秘密送到了上海军事管制委员会秘书长潘汉年那里。不久，汪维恒的身份解密，根据汪的要求，他转到地方工作，成了顾准的一名副手兼亲密同事。
此时，34岁的顾准已经被任命为新上海的首任财政局长兼税务局长，忙得不可开交，他太需要人手了。
解放军中的“人精”
顾准离开这座城市已经9年，他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当年他离开这里投入苏南根据地时，坚信总有一天这里将会是共产党的天下，他将以胜利者的身份重返故园，但他没想到会这么快。岂止是他没想到，共产党的领导人们也没有想到。
从1947年11月12日解放军占领石家庄开始，共产党的大军如排山倒海从北向南席卷中国，从农村跨入大城市。1948年9月24日解放军攻克济南，1948年11月2日解放沈阳，1949年1月15日攻克天津，1月31日解放军和平开入北平，4月23日占领南京，5月27日接管大上海。
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城市，它的重要性，不仅仅在于它拥有600万人口——是人口最多的中国都市，而且当时中国一半的贸易额和工业产值都集中在上海。上海的重要和复杂，使得*领导人曾经希望再晚一点接管它——有人曾回忆说，上海的接管比预计的早了一个月。
希望晚一点接管上海，也是鉴于此前接管石家庄等城市的教训。当时任*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的薄一波，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披露，解放军攻克石家庄后，“有不少士兵拿取东西，他们还鼓励城市贫民去拿。开始是搬取公物，后来就抢私人财物，以至于不得不实行*，甚至枪决了几个人来制止乱抢现象”。而后来由曾山主持的接管济南和陈云主持的接管沈阳，就有秩序得多了，被总结为济南经验和沈阳经验。陈云后来写了《关于接收沈阳经验简报》被*中央批转，让全党学习。具体说，这经验就是：“各按系统，自上而下，原封不动，先接后分”。陈云还说，“接收一个大城市，除方法对头外，需要有充分准备和各方面能称职的干部。依目前形势看，中央和各战略区野战军，均需准备有专门接收大城市的班子。”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旧上海 新上海（3）
1948年10月28日，*中央作出了《关于准备夺取全国政权所需要的全部干部的决议》，提出，未来两年内，新解放区五级政权及大城市共需各项干部万人左右。其中从华北调万人，华东万人，东北万人，西北3000人，中原3000人。
历史上有名的“南下干部”队伍，就这样开始组建了。
接管上海的准备是从1949年的2月份开始的。当时，*华东局和解放军三野共抽调了近两千名干部组成将接管上海财经系统的“青州总队”，培训的内容主要包括：毛泽东、刘少奇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入城纪律守则》《接管城市工作学习提纲》《城市政策》、上海地下党转来的情报与经济常识（如什么叫工会、公会、租界，如何与外国人打交道）等等。这支队伍中的许多人都有过财经工作的经历，在南下干部队伍中，显得格外精明强干，即将出任上海市长的陈毅，称他们“统统都是人精”，而34岁的顾准，12岁入会计行当练习生，19岁时即写书《银行会计》，25岁离开上海赴苏南根据地前，已经成为上海名倾一时的会计专家，在几所大学兼课，后来在根据地他也显出了过人的财经才干，这些都是他能被任命青州总队队长的重要因素。尽管陈毅下令部队进上海后要露宿街头，却又格外爱惜这些“人精”，命令他们进了上海就住高级饭店。“新政府等着用钱！”陈毅特别对顾准强调。
“经济淮海战役”
共产党接手的大上海是个从来没有碰到过的烂摊子。缺米，缺煤，缺棉纱。米只够全市吃半个月，煤只够烧7天。占全市产值74％的轻纺工业处于半瘫痪，棉花只够主要纱厂开工一个月。全市万家工厂，只有30％勉强开工。据上海档案馆的资料，当时散在民间的国民党游兵还有三四万，估计潜伏的国民党特务有一两万。而上海的难民、乞丐、小偷等游民，总数达12万。
上海新政府刚进上海时并没有钱，是陈毅从华东局财经委员会先借了一笔钱将工作运转起来。新政府执政第二天，就宣布即日起使用人民币。谁料还未满10日，恶性通货膨胀就出现了。人民币的价格在市场上一路狂跌，从1银元兑100元人民币，跌到1银元兑1800元人民币，到6月8日，银元价格已经涨到2000元以上。当时的市民一拿到人民币，就赶紧去买米、煤、布等紧俏商品，或者换成银元，甚至人民币早上从人民银行发出，当天晚上就几乎全部回到人民银行。
人民币在上海站不住脚，就意味着共产党站不住脚。为了挺人民币，人民银行在6月6日曾抛出银元10万枚，不料竟如泥牛入海，一点响动没有就被吸干了，银元价格巍然不动。
6月7日晚，*华东局举行会议研究对策。最后决定采取政治手段——强力查封银元交易的中心场所：上海证券交易所。陈毅在会上说：“一定要把这次行动当作经济战线的淮海战役来打，不打则已，打就要一网打尽。”6月10日上午8时，华东警卫旅派出一个营的兵力乘10辆大卡车直扑位于上海汉口路的证券大楼，迅速将其武装包围，另有1万多名工人学生在外围封堵，此时由公安局长李士英率领的200余名已经穿便装进入大楼的公安人员同时亮出身份，喝令所有人员不许动，大楼内的投机商们顿时呆若木鸡。
那一天，当场逮了238人，抄没黄金3千多两，银元3万多枚，人民币1千多万，第二天，《华东区金银管理办法》公布。此一役，用薄一波的话来总结，“人民币从此占领了市场。”他还说：“从事经济工作的同志一定要有这种观点，首先要学会从政治上看问题。如果只是埋头于具体的经济事务……就可能变得头脑不清醒，甚至迷失方向。”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旧上海 新上海（4）
银元风潮被压下去以后，上海新政府紧接着就面临粮食和棉纱的物价飞涨。6月24日，涨价先是从棉纱开始，米价随后跟上，涨到最高潮时，已经是5月底时的13倍多。
而共产党政府对付涨价的办法是大量调集物资抛售。7月中旬，国营的上海粮食公司抛售的粮食总量已经占到市场成交总数的36％以上。然而政府抛，粮食商们就吃，抛多少吃多少。一时粮价仍然有升无降。
但是粮食商们没料到，他们要对付的不是一家公司，而是一个政府，这个政府可以调集全国的资源，而且不计成本。1949年11月，上海市粮食公司抛售的大米总量相当于8、9、10三个月抛售总量的三倍半，是8月份的10倍。粮食商们终于顶不住了。同时，政府采取收紧银根的政策，征收税款，收缴公债，公家的钱只能存放国家银行不准向私营银行和私营企业贷款。用薄一波的话说，这叫“资本家两面挨‘耳光’”，他们完全失算了。
物价就是这样稳定下来。“当然，我们也付出了代价”，薄一波写道，“那时，从四川调运大米到上海，运费和粮价差不多，销价不提高，都是国家补贴。赔钱做买卖，私人是不会干的。”
“税务魔鬼”
1949年*面临的通货膨胀，不仅在上海，在武汉等一系列大城市中都在发生。此时解放战争尚未结束，军费开支仍然浩大。政府的财政压力可以想象。这时政府有两种选择：或是增发货币，或是增加税收。12月19日，*中财委第8次常务会议讨论如何弥补赤字，权衡的结果，大家一致同意多收税。陈云说：“世上没有点金术，也没有摇钱树，又要养活900万人吃饭，所以路只有两条，印钞票和增税。靠印钞票的路我们不能走。”中财委给*中央的报告说：“两者比较，在可能限度内，多收一点税，比多发钞票，为害较小。这样做，工商业负担虽稍重，但物价平稳。”
这样，作为上海财政局长兼税务局长的顾准，任务就非常重了。入城之初，顾准遵循“原封不动，先接后分”的原则，宣布国民党政府原有的各项国税市税，仍暂继续征收，只取消了保卫团费等6种捐税和一些重复收的捐税，而且旧政府中的税务人员，除少数部门裁并，开除了几十名劣迹斑斑者，其余基本接收下来。收税的原则，采取“自报实交，轻税重罚”，大街小巷贴满征税布告，顾准当时与公安局长李士英一同成为“出布告最多的”局长。虽然政策比较宽松，但从6月到8月，税收收入相当可观，征收实绩已比国民党时代高出了好几倍。到8月，上海市政府已经可以收支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