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建民传-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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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北京外语学院，吴建民晨练主要是长跑，每天围着学校的操场大概要跑3000　到5000　米，跑下来他觉得很舒服。因此不论盛夏还是严冬，他都坚持跑步，北京市举行环城赛跑，他也参加。坚持锻炼，还使他养成了早睡早起，不睡懒觉，生活规律等习惯。
　　在临近毕业时，吴建民曾特别想留校，原因之一就是学校生活有规律，能坚持锻炼，喜欢这个节奏。后来到了外交部，锻炼的时间少了，但工间操他一直坚持做，就是别人都不做，他一个人也要做。
　　大千世界芸芸众生中，这一个与那一个的差异，个人风格的形成，其实就是这样一点一点的，一个方面一个方面积累的。在开始并不明显，在寻常时也感觉不出什么重要意义。
　　周恩来总理感觉新中国的好翻译太少/他也有能力部分分担起大家庭的开支了/“这小伙子挺能干，法文说得还不错。”/他早早地找到了在特定环境中轻松和自如的感觉/
　　

当翻译官的命运（1）
1959　年吴建民毕业了，外交部从他们这期毕业生中挑选了几名学业优秀的，送进了外交部的高级翻译班。这个翻译班上课还是在外语学院，而这位原本对翻译官形象皱眉头的小伙子，此刻看来大概逃不脱当翻译官的命运了。
　　有这样一句谈论人的命运的格言：命运常常和人开玩笑，你原来想进这个房间，却进入到那个房间里去了。但吴建民的命运好像是还没有来得及想，就被人推进这个房间里去了，而这个房间也确实适合他。在吴建民的童年和少年，乃至青年的初期阶段，他真的有许多是要感谢命运的。而一个人知道感恩，才会有回报的意识，才会做更多与己之外的有益的事情。
　　外交部办这个翻译班，是由于周恩来总理感觉新中国的好翻译太1959年大学毕业。
　　少，为了更好地培养这方面的人才，就有了这个翻译班，后来外交部许多卓越人才，都出自这个翻译班，这显示出周恩来的眼光。
　　进这个翻译班的，不光是外语学院的好学生，还有来自北京大学的，几十人里挑一。翻译班分几个语种，每个班也就五六个人，吴建民所在的班同学都是外语学院的。翻译班的老师是花钱从国外聘请来的，教法语的老师就是从法国请来的。由于面对的学生少，所以能教得很细，学习效率也较高。
　　到翻译班与以往有一个重大的变化，就是吴建民开始拿工资了。由于家里经济状况不太好，他上大学时，每月都是哥哥给他十几块钱，交伙食费，还有2　块零用钱。他记得当时的工资是42　块钱，他也有能力分担起部分大家庭的开支了。后来他妹妹上大学，就由他每月寄20　块钱给妹妹。
　　没多久，举国上下就在准备迎接新中国成立10　周年，第一个十年的庆典自然要办得隆重，各国的，主要是社会主义阵营的领导人都将被邀请来参加，许多非社会主义国家的工人党、劳动党的领袖也受到邀请。由于来宾很多，翻译班几乎所有学员都被调去做翻译工作，吴建民被召到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
　　当时国家对接待来宾的工作十分重视，参加接待的人都要进行集训，为期近三个月。集训的内容包括与外国人打交道的各种常识和礼仪，包括西餐怎么吃，刀叉怎么用等等细微末节。
　　吴建民觉得这三个月集训对从事外交工作很有帮助，因为这些交际基本常识后来再没有系统地教授过，结果有些没受过训练的人不太知晓个中的规矩，在外交场合难免出一些洋相。
　　集训还包括一些接人待物的常用词汇，还有如何向外宾介绍中国的情况、北京的情况等等，例如人民大会堂、故宫、颐和园的基本历史文化背景之类，很多东西要背下来，口语要求发音准确。
　　这次参与十年大庆的庆典活动，是吴建民第一次做翻译。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接待的是共产党、工人党的来宾。分配他接待的是一个葡萄牙共产党代表团，先是到飞机场去迎接，外交部长陈毅、北京市委书记彭真都去了，后来又陪代表团在北京、上海、杭州参观。
　　当时的吴建民刚20　岁，他主要负责生活方面和游览活动等事务性的翻译，当举行政治会谈时，中联部副部长伍修权就来了，吴建民不担任这种会谈的翻译。和外宾在一起，参与外事活动，吴建民感觉很新鲜。
　　第一次当翻译，有关方面认为吴建民工作得不错。于是，当再有外国代表团来华，吴建民又几度被借去当翻译。1960　年4、5月份，亚、非记者会议在中国召开，中国记者协会负责接待法国《回声报》的社长和他的夫人，没有翻译，就把吴建民借去了。在陪伴这对老夫妇的日子里，吴建民赢得了他们的赞赏：“这小伙子挺能干，法文说得还不错。”好的评价产生了雪球效应，紧接着又有一个团来访，他被继续留用。后来，中国法律工作者协会开会，邀请了外宾，又把吴建民要来当翻译，他得到了更多的实践机会，而学习母语以外的语言，最珍贵的就是语言氛围。吴建民是幸运的，他被不断地放置在这种难得的氛围里，他的语言水平提高得更快。
　　更重要的是较多的浸润于这样的氛围里，使他早早地找到了在特定环境中轻松和自如的感觉，高水准的翻译和松弛自如的心态，对一个翻译来说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他后来能为最高领袖做翻译，几次以翻译的角色置身于难得的历史现场，乃至于后来成为外交部的新闻发言人，显然与他在特定场合中的自如与淡定不无关联。因此他从心底感谢自己的国家，翻译班在他的记忆里也是那样的美好。
　　然而，陪同外宾的好处还不仅在业务方面。吴建民在翻译班的1959　年到1961　年，其中大部分时间处在共和国历史上被称为“三年困难”的时段，拿1960　年为例，经济统计出现了如下数据：1960　年与1957　年相比，城乡人民平均的粮食消费量减少了，其中农村减少了，植物油人均消费量减少23％，猪肉人均消费量减少70％。为了共同渡过难关，中央人民政府不得不将每个国民的口粮定量减到最低限。“低标准，瓜带菜”，中共中央紧急号召全体共产党员带头，国家干部带头，首先是领袖们带头。当年毛泽东自报的粮食定量是每月26斤；刘少奇报了18　斤；周恩来报了24　斤；朱德26　斤。而此刻的吴建民正处在长身体的阶段，他对饥饿和营养不良感觉更敏感。当有外宾来他被借调去做翻译的时候，能够和来宾一起住在大饭店，享受特殊待遇。
　　几次借调，他就把在学校里的营养亏欠找补回来了。
　　在那段日子里，每当他接待完外宾回学校，学校的人都感觉他胖了。而当又有外宾来，他去调用他的部门报到，认识他的人又会说：“你好像瘦了。”吴建民说由于这种特殊情况，他在困难时期身体并没有受太大的损耗，刚到北京时身高不过1　米6，到大学毕业时他已经长成1　米75　的男子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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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可（1）
第一次乘苏联飞机的难忘印象/那时参加国际会议，就一位代表一位翻译，轻车简从/翻译水平和工作能力一再得到认可/1961　年1　月20　日这一天，虽说过得也平平淡淡，但仍然让吴建民很难忘怀。因为在这一天，吴建民告别了校园生活，真正成为国家公务员，走上工作岗位。
　　那天他吃罢早饭，在回宿舍的路上，碰到翻译班的党支部书记蔡方柏。让他们两个谁也没想到的，是在37　年后，他们中的一个人接另一个人的班，出任中国驻法国大使，而且两人在任内都做得非常出色。
　　蔡方柏通知吴建民说：“可能要你出国去，今天就要去报到。”“要出国？”吴建民感到突然。他随即去了外语学院的人事处，人事处的人正式通知他，他已经被借调到共青团中央的国际联络部，今天就去报到。
　　午饭后，吴建民扛着自己的小行李，走出了他学习生活了五年多的北京外语学院。
　　突然地，就与熟悉的专心读书的日子告别了，他隐隐约约生出几分当年与南京、与家辞别相似的情绪。但他毕竟已经成人，已经积淀了相当的才学与阅历，与学生时代告别，为祖国奉献自己的青春和热忱实际上是他早就在期待的。而此刻心头泛起与当年相似情绪的主要成分，是由习以为常和感恩而牵出的依恋。
　　在团中央的国际联络部，一位科长和他谈了话，他随后被定了一个第三章级别——21　级，从此他就是国家干部了。离开学校时，蔡方柏打招呼说他是要马上出国的，可到了团中央后，谁也没向他提起出国的事情。
　　此后的几个月里，也几乎没有什么外国代表团来，吴建民连和外宾打交道的机会也没遇到。组织上只是不断地交给他一些法文的资料，要他翻译。后来他才琢磨明白，组织上大概是要考验考验他，看他的法文到底怎么样。由此也可以感到，中国在那个年代，在涉外的事情上是多么的谨慎。
　　直到1961年8　月，世界民主青年联盟在莫斯科举办世界青年论坛，中国派代表团参加，吴建民才被告知担任代表团的翻译。中国代表团的团长是一年前新增补的团中央书记王兆华，成员有团中央联络部部长、全国青联副主席钱李仁，全国青联常驻世界青联代表朱良等。
　　20　世纪60　年代初期，　中苏之间的裂隙已经开始逐渐地公开化了，但一直在校园的吴建民当时还并不知道其中的多少内情，心底里更多的还是最早宣传的概念，列宁、斯大林，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阵营的旗帜，想起来就充满景仰。由于与讲法语的国家1961年8　月，世界民主青年联盟在莫斯科举办世界青年论坛，中国派代表团参加，吴建民（左二）担任代表团的翻译。图为他和会议代表们在一起。代表接触不多，如来自非洲法属殖民地国家的青年代表，翻译的任务并不重，可这毕竟是吴建民第一次出国，所以留下了一些较深的印象。
　　从北京到伊尔库茨克，乘坐的中国的飞机。那是吴建民第一次坐飞机，心里不免有点发怵，但并没有觉得什么不适。可从伊尔库茨克到莫斯科，换乘了苏联的飞机，他总感觉有一股闻着不舒服的怪味道，等飞机下降时，他终于呕吐了起来。直到几十年后，他上俄罗斯的飞机，还是能分明地感觉到那种味道。
　　到了莫斯科后，他们下榻的是乌克兰旅馆，离气势恢弘的红场不太远。代表团的伙食很好，面包随便要，还有牛肉、俄式西餐。住宿条件在吴建民眼里也讲究，像他这等“小萝卜头”，也是一人一间大房子，每天还有澡洗。而此刻，国内正是三年困难时期，对比十分鲜明。
　　让吴建民难以忘却的还有三样东西：一是肥皂有怪味，冲了半天手上的怪味仍去不掉；二是手纸太硬；三是床一睡下去就窝到底下去，因1961年9　月初，国际###在河内召开声援越南南方反美斗争的国际会议。吴建民作为翻译与中国全国###第十六届委员会主席胡启立一同参加会议。图为胡志明与会议代表们在一起，第二排右二为吴建民。
　　为此前一直睡的是硬板床。21　世纪初，他又一次到莫斯科，住的是更高级的十月旅馆。可洗个手还是那个味儿；手纸还是那么硬，而且过去给一大堆，此时就给三张了。一个国家“30　年不变”，就成问题了，他从这些小的细节上就体味了出来。

认可（2）
到了论坛，都是青年人，年轻人的特点就是富有活力和热情。但是吴建民没有赶上“一边倒”政策的初期，没有看到那时中国与东欧诸国青年在一起，那种相见甚欢亲密无间的场景。所以他这次出国，对人与人的接触，脑海里倒没有留下多少可以追述的内容。
　　论坛之后，吴建民随王兆华等到苏联的阿拉木图做了访问。尽管在这第一次出国参加外事活动的过程中，吴建民并没有获得太多展示翻译才华的机会，但在善于发现和培植青年人才的团中央领导眼里，这个年轻翻译还不错，对他认可了。
　　在1961　年8　月底9　月初，国际###在越南北方的首都河内召开声援越南南方反美斗争的国际会议。与国际###对应的是中国全国###，就由全国###第十六届委员会主席胡启立做代表去参加会议。
　　其实，国际###的工作语言是英语，但因为这次国际会议是在越南召开的，而越南曾经是法国的殖民地，所以在大会上使用更多的是法语，吴建民亦因此作为翻译随胡启立赴会。一位代表，一位翻译，轻车简从。但因为就两个人，吴建民的事务就比较繁杂。
　　胡启立的发言稿子写好了，要马上翻译出来，连夜打印出来。他们带了一台打字机，打字、校对、油印、交会务处散发，都由吴建民一手包办。开会时他还要给胡启立做翻译。和外宾接触的时候，胡启立讲话他翻译成法文，外国人讲话，他就跟胡启立“咬”耳朵。
　　共青团系统的领导比较容易相处，也特别理解年轻人的心理，熟悉年轻人的话题和语言。因此陪同胡启立的这次出访，吴建民感觉相处融洽，甚至可以聊几句工作以外的轻松话题。胡启立看着吴建民颀长的身材，半开玩笑地说：“你以后找对象可得找个子高一点的。”后来的事实，还真就应验了胡启立的这句玩笑。
　　这次出访，吴建民的翻译水平和工作能力再次得到认可，结果9月中旬刚从河内回国，领导上就通知吴建民，赶紧收拾行装，去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到世界民主青年联盟的总部担任翻译工作。
　　世界民主青年联盟成立于“二战”后的1947　年，是以苏联和资本主义国家内共产党领导的青年团体为骨干的国际组织，包括在反法西斯战争中与共产党一起并肩作战的其他青年组织，以及亚非拉地区的民族主义的进步青年组织。简直是青年年龄段的“联合国”。当时青年年龄段的“联合国”还有一个，就是国际###，总部设在捷克斯洛伐克的首都布拉格，中国也有代表常驻。
　　青年吴建民一踏入真正的外交实践，就进入了青年级别的多边外交前沿。那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