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建民传-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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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赴北京前，吴建民曾给在北京的哥哥写信，哥哥已经从四川江津防化学校，升入在北京的防化兵指挥学院。哥哥一直是家里的骄傲，从小学习成绩好，被母亲树为其他孩子的榜样；早早就入了共青团；“参干”进了江津防化学校，还在那里立了三等军功，街道居委会都来上门报喜……到人生地不熟的北京，有哥哥来接是最让吴建民慰然的了。
不巧的是哥哥任务缠身，没办法来火车站。但哥哥考虑得很周详，他给北京火车站写了一封信，说他是军人因公务不能接弟弟，请车站帮助照顾，并预付了10 元钱。
20 世纪50 年代中期的社会风气真好啊，火车站很尽责地做了安排。吴建民记得他到站一下火车，就听到广播里喊他的名字，让他在某处等。他到了那里，见到了车站上的人。他们告诉吴建民说，车站根据他哥哥的请求定好了旅馆，随后叫了一辆黄包车送他前往。
第二天，吴建民在天安门广场，找到北京外国语学院接人的牌子。
在老同学的帮助下，他乘汽车进了外语学院。
那个年代，讲究让革命来选择自己，做革命的螺丝钉，人生的志愿1961年出国前与哥哥在一起。
并不由本人自己选择。这对当年的吴建民倒是很合适，因为上外语学院就不是他自己深思熟虑的结果，究竟选什么专业他心里根本还没有什么成见。学院代他做了选择，分班的时候，把他编到了法文班。
现如今学外语选什么语种，背后有一大堆想法和掂量，但当时的吴建民却没那么多复杂的推敲。母语之外的任何一个语种，对他都是同样的陌生，都距离他此前的生活很远。对学习产生兴趣，并潜心努力，是在学院对学生进行了专业思想教育之后。
学院对新生开了一门专业思想教育课，专门教育新生端正学习态度，讲述学习外语的重要性。笔者还记得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马克思曾说过：“外语是人生斗争的一门武器。”想必会用做外语专业教育的经典语录。总之教育结束了，学习目的明确了，学习劲头也就来了。
在外语学习初期，吴建民还是遇到了一些困难。他的老家南京地方的口音，近似于江淮语音，“l”“n”不分。受方言影响，他常常把“啦”念成“呐”。而在法文中，“l”和“n”特别多，它的许多冠词全是发“l”的音。为了发好“l”的音，捏起鼻子来“啦啦啦啦”地练，的确很苦的。法文还有个小舌音，用得也很多，可一般中国人发不出这种音，也没有捷径可走，依然是花大量的时间苦练。
下大力气苦练，使吴建民过了发音关。其实吃苦耐劳的功夫，他从读高中对学习的意义比较清晰后，就逐步培养起来了。
那时大学里的星期天只供应两餐饭，有更多的时间学习。所以在星期天吴建民像平日一样，从来不睡懒觉，锻炼后就到教室里看书。在这个时间教室里通常就他一个人，非常宁静，他看书、做笔记，学习的效果很好。
在近代文学的历史上，法国的文学可以说放射着最为耀眼的光芒。
从伏尔泰、狄德罗、卢梭、夏多布里昂，到司汤达、巴尔扎克、雨果、梅里美、乔治·桑、大仲马、小仲马、福楼拜、左拉、都德、莫伯桑、凡尔纳、法朗士、罗曼·罗兰……特别是这些作家都是多产的，他们的几乎每一部作品都如同他们的名字一样响亮，铺天盖地地遮盖住了那一时段的世界文学长廊。面对如此丰富的语言文学宝藏，学习法语的人，应该是幸运的。
但吴建民回忆说，他读大学时能看到的法文原版书并不多，但他还记得当时看了雨果的《悲惨世界》、《巴黎圣母院》，莫伯桑的《俊友》，对冉阿让、杜洛瓦等主人公也留有深刻印象。他说：“开始看的是中文的，学习到一定程度后看了原文，发现看中文和看原文味道不一样。人物更活灵活现，人情味也更浓重。”吴建民比较喜欢雨果的作品，他从中感觉出雨果希望建立一个人与人之间平等的世界。
然而在大学期间，吴建民看得更多的，还是学校里发给学生的讲义。这些讲义都是学校自己油印装订的。他所看到的一些有吸引力、有意思的外文故事，也主要来自于讲义。由于经济的原因，吴建民没钱自己买书看，甚至连买做笔记用的本子的钱都不够。
为了取得更好的成绩，必须做大量的笔记。他就把高年级同学用过不要的讲义拿来，把油印的那一面翻在里面，用针缝在一起做笔记本。
当没有其他干扰的时候，能塌下心来学习，尽管生活比较艰苦，但会感觉过得很充实。
学习法语对吴建民来说，真的是从一张白纸开始，所以最初的学习成绩不是很好。但是只过了一年，成绩就慢慢赶上来了。在这以后，他的各门功课都是5 分，包括第二外语。
吴建民说他在大学之所以能把更多的精力用于学习，还在于他没有在此期间谈恋爱。之所以没有谈恋爱，一是年纪小情窦未开；一是因为没有条件，班上的女生年纪都比他大。
他有个很要好的同学，后来到了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工作。这位同学学习也很努力，成绩非常好，吴建民一直跟他摽着比着。
可后来有一段同学谈恋爱了，学习成绩就受到了一点影响。恋爱和学业有时好像是彼此对立的，因此没有恋爱的人就占得了先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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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鸣放”转为“反右”斗争（1）
进入下半年，“鸣放”转为“反右”斗争/大学团委停止了吴建民等人团支委的职务/批判的矛头，更多的指向了他自己/“苦其心志，劳其筋骨……增益其所不能”/面对成人社会的纷繁事物，大学告诉了吴建民复杂/但大学的校园并不平静，在这里发生的事，也并非全关学业。1955年他刚刚进校园，就赶上了批判胡风的运动。16 岁的吴建民还不知道胡风是何许人，也从没看过他的作品，批判实在不知从何说起。但他是团员，要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就通过听广播、看报纸，看人家是如何批判。这是他第一次参与政治运动，学习使用批判的武器。
1957 年上半年，中共中央决定在全党开展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还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方针，要求广大群众响应中央号召，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向党组织和党员干部提出批评与建议。当时对此有个专用名词，叫做“鸣放”。
吴建民班上有个同学，给学校领导写了一张大字报，其中有首讽刺打油诗，吴建民还记得有这么几句“我们的领导劳苦功高，左手马列主义，右手十字架一条”。当时也没有搞明白他为什么这么说，这几句话相互间有怎样一种关联。
进入这一年的下半年后，整风运动转换为“反右”斗争。那位同学的打油诗成为反面典型，被上纲为右派言论，讽刺党的领导，这位19岁的青年受到批判。
当时吴建民已是班上团支部的宣传委员，他不但要参与，还要走在运动的前头。但他连同团支部的其他成员显然不太称职，他们根据平日和这位同学的接触、生活，感觉他不像右派，也不像有些大字报写的那样内心对中国共产党有多少仇恨。
后来大学团委采取了断然措施，停止了吴建民等人团支部委员的职务，将他们班同其他班合并在一起搞运动。写打油诗的同学真的被打成了右派，本来那位同学的学习是很优秀的，可从那以后他的人生就非常不幸了。
班级合并后，吴建民跟大多数同学一样，也参与了对那位同学的批判。虽然他内心并没有想明白，但总觉得党是伟大的、正确的，领导总比自己高明，跟着党和领导的思路走是没错的。他初期对这位同学的看法，已被认为有右的倾向，所以他必须尽快跟上形势，转变立场。
很多很多年过去了，吴建民回忆起这件事，颇有感触地说：“我当年真的挺幼稚，这是我一生中每想起来就感觉不安的一件事。”其实青年时大多数人都犯错误，青年时的幼稚又属于那种最可以原谅的错误，而当你对你的某些举止真正地感到不安后，你就会格外警惕，不再做令你心灵感觉不安的事情。
也是在“反右”斗争中，由于吴建民进大学后在学习上一直很刻苦，成绩优良，因而有白专之嫌。于是他批判的矛头，更多的是指向他自己。1958 年，学校开展向党交心的运动，批判个人主义，他写了张大字报，题为《个人主义和我》。
他自我解剖说，仔细检查起来，自己有成名成家的思想，努力学习是为将来当外交官做铺垫。当外交官可以周游世界，在周游世界之后，他可以当作家，把周游世界过程中看到的东西都写出来。对人生有如此美好的设计，本不是什么坏事；但换一个角度就和个人主义联系起来了，成了丑恶的东西，这难道也是辩证法？
反正吴建民当时就这样对自我分析了一通，别人看了也对这种意识批判了一通。可当更多的人都进入自我剖析状态后，吴建民发现有他这种念头的人并不在少数。
只要你细细推敲，###，其实是和经济实践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的，总是和经济体制的选择，经济道路的选择，经济政策的选择，经济进程的设计搅在一起。反右斗争还在进行着，中国经济的大跃进就开始升温。
大跃进期间有全民大炼钢铁运动，有大兴水利的会战，有为建国十周年献礼的首都十大建筑的建设高潮……北京的各大学都组织学生们积极参与，但参与了劳动，就挤占了学习的时间，这是简单的加减法。
不论是什么运动，只要是党号召的，党倡导的，吴建民都积极参加。因此把吴建民往白专范畴里算，真是挺委屈他的，他在政治上，一直是很主动地向组织靠拢的，坚持不断地给组织写思想汇报。
“鸣放”转为“反右”斗争（2）
在大炼钢铁运动中，系里的党支部组织同学到北京石景山钢铁厂劳动，跟工人结合。大家热情很高，连星期天也不休息。身子板有些单薄的吴建民，劳动起来很拼命，还被推为劳动小组长。
修十三陵水库的大会战，学校也组织去了，吴建民在库区劳动了一个星期。挑土石筑堤坝，箩筐有大有小，他总是拣大筐挑。不管天降不降大任于你，“苦其心志，劳其筋骨……增益其所不能”，总是一个人的成长、成熟、干事业所不可或缺的，这同样是增长知识的过程。如此看来，这个加减法又不简单了。
人生于社会，总有一天要面对成人社会的纷繁事物，大学告诉了吴建民复杂。这里不再像小学和中学时，只要解决好学业的问题，单单是靠埋头刻苦学习一切就迎刃而解，老师就欣赏你，同学就认可你，你就可以理所当然地有了几分骄傲的资本。
在大学，你还要睁大眼睛看窗外的事，你面前时常有异议纷纷、歧路条条，却再没有老师或什么人能时时为你指点迷津，并替你偿付错误的代价。你必须自己思考、比较、做出抉择。这，是进入大学以前的他过去从未感受到的。
因此他才开始有了迷惘，有时会不知所措，有时会做出错误的回应，并为此长时间地感到不安或耿耿于怀。但无论如何他必须面对，一步一步地把自己的人生之途走下去，开始用自身更多的实践和碰撞来体验生活，依然继续。好在和大多数人的境遇一样，上苍并不轻易赐予莫大的福祉，也不随意地出手残酷一击。
“中国需要体育，就像一个结核病患者需要治疗一样。”/秉持一种正确的观念，对坚持一种行为，是有力的维系要素/除了学识的长进，感觉到人世的复杂之外，大学期间的吴建民，还收获了一些有益的副产品。这些副产品在平时好像不起眼，但在某些特定的时候，则会显现不寻常的意义。
刚进大学有一段时间，学校不太管学生的作息时间，可以睡懒觉。
后来风气变了，学校抓起了作息制度，要按时起床，还推行了一段集体晨练。虽然这个集体晨练校方没有善始善终，可就在这段时间里，吴建民已经养成了习惯，自己坚持了下去。
吴建民说他能够有意识地坚持锻炼，还在于大学期间有幸听了清华大学体育部主任马约翰教授的报告。马约翰教授可以说是中国现代体育的奠基人，是他在20 世纪20 年代就呼吁“中国需要体育，就像一个结核病患者需要治疗一样。”30 年代的他就指出体育除了能健壮人的体魄之外，还能“培养人的性格——勇气、坚持、自信心、进取心和决心”，“培养人的社会品质——公正、忠实、自由、合作”。他的体育理论中还包含了许多精神方面的内容，如奋斗到底绝不退缩；高尚的道德品格；能为社会做出贡献和牺牲；互助友爱团结合作……
正是基于这样的体育理念，马约翰的报告对吴建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听得很认真，以致到如今还记得一些报告的内容。例如马约翰当时讲的锻炼身体并不需要很多条件，关键在坚持。坚持和不坚持大不一样，一定要持之以恒，这对培养人的良好性格也大有裨益。没有锻炼条件怎么办？上下楼也很好啊。
秉持一种正确的观念，对坚持一种行为，是有力的维系要素。因此从那以后，一直到如今，吴建民早晨起来第一件事儿，就是锻炼身体。
久而久之成了习惯，成了他生活不可分的一部分。他说他一生不论到哪里，锻炼从不间断，只不过因环境不同形式不一样而已。
“我去出差，人们都说你总是满精神的，这和我锻炼有关系。你进行体育运动，得到的不仅仅是体魄的健壮，有时人生不太顺当的时候，你锻炼完了，精神也会随之好起来。我这一生从此受益良多。”吴建民这样说。看来，他不仅是外语学院的好学生，他还是马约翰的好学生，而且学到了马约翰的精髓。
在北京外语学院，吴建民晨练主要是长跑，每天围着学校的操场大概要跑3000 到5000 米，跑下来他觉得很舒服。因此不论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