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建民传-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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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东巴首府达卡，东巴脱离巴基斯坦控制便不可逆转。
5 日、6 日，中国代表和苏联代表在安理会内交替发言激烈辩论。
由于没有及时得到国内的指示，中国代表团一直在谋求停火、撤军并行，而苏联则坚持反对。僵持了两天，代表团才接到周恩来总理从北京1973年苏联代表马立克在安理会。
打来的普通长途电话，他批评代表团固守撤军有失灵活，此刻的首要着眼点在保住达卡，达卡不失，就有回旋的余地；反之，只能对东巴被分离徒唤奈何。因此美国人先停火提议是正确策略，尽快停火，达卡还在巴基斯坦手中。
乔冠华听到国内的指示后，连夜召###议，商议调整战略。第二天，中国代表团放弃立即撤军要求，只提立即停火。但马立克依旧反对，说这个提案忽视了印度、巴基斯坦爆发战争的根本原因。在辩论过程中，马立克还一再提议请东巴基斯坦的阿布·赛义德·乔杜里法官来安理会发言。黄华则每每批评这样做不啻干涉巴基斯坦内政，该提议遂告流产。
就在这紧急关口，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任命布托为副总理兼外长，赶赴纽约以谋求安理会尽快通过停火决议。布托到达纽约后就立即约见乔冠华，乔冠华随即与之会晤，并通报了他与秘书长吴丹就此会谈的情况。
６日，安理会做出决定，将辩论的问题提交给第二天召开的联合国大会讨论。乔冠华在大会发言指出：“印度政府是彻头彻尾的侵略者”，“苏联政府是印度侵略者的后台老板”，“联合国必须强烈地谴责印度侵略巴基斯坦的行为”。更多国家支持印度、巴基斯坦立即停火，两国军队撤回各自边界一侧。
马立克很有耐心地重复着种种反对的理由，他提出巴基斯坦政府必须“停止流血事件，立即无条件地承认东巴基斯坦人民的意愿”。唯苏联马首是瞻的华沙条约诸国都随声附和，特别是波兰的代表，与马立克积极呼应。结果乔冠华、黄华等在一起商议，认为应该在发言里点一点波兰。副代表唐明照随后在辩论发言中就说了这样的话，波兰历史上曾多次被瓜分，而如今当另一个国家面临被瓜分时，怎么竟然扮演推波助澜的角色？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联合国再不会只有美国和苏联的声音了（7）
当时吴建民听到这样的发言感觉特别痛快，他发现适当地援引一些历史事实，比外交辞令更来得有力量，搞外交的人应该多学习一点历史。此后，他对翻阅资料档案，了解历史有了更浓的兴趣。
苏联代表仍在大会上拖延。时间就这样一小时一小时，一天一天过去了，有约束意义的决议就是无法出台，阿里·布托对此异常愤慨，他发言说：“联合国有什么用？是空谈俱乐部、时装店！不解决问题！”他还点着苏联代表马立克的名说：“马立克！你这个样子就像新沙皇！”一个政治家，当自己的国家面临分裂和肢解，自己在外交舞台上却无能为力，布托流着泪的悲愤表情。当时在场的凌青，向中国代表团的其他成员描述了当时的情景，给吴建民留下很深的印象。由此可以推想1919 年，在巴黎和会上的中国代表顾维钧，这就是强权政治下的世界现实。
终于，印军攻陷达卡，巴基斯坦守军投降的坏消息传到了联合国。
此时，马立克才表态说苏联同意立即停火。而此时停火决议限制的是谁呢？当然不是占领者，而是想要夺回被占失地的人。外交时间的奥妙就在这里，一份内容几无变更的决议，几天前通过和几天后通过，作用完全是相反的。
中、美、巴以及支持巴基斯坦的###国家，为这样一份停火决议不懈努力了许多天，而到了真正通过的那一天，决议已成废纸，相反只具有束缚巴基斯坦手脚的作用。拿到这份决议的巴基斯坦代表夏希，愤怒地当众将之撕碎，并率其代表团拂袖而退。
虽然，中、美、巴三国在这场外交较量中没能实现所期待的目标，但这个过程对初到联合国的中国代表团却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因为这毕竟是中国代表团第一次在多边外交舞台，参与重大国际事务的处置。
增长了见识，了解了情况，并为尔后在联合国发挥应有的作用，打下了基础。
后来，被肢解的东巴基斯坦宣布独立，又于次年新成立孟加拉人民共和国，并申请加入联合国。尘埃已经落定，一个完整的巴基斯坦，裂变为一个巴基斯坦一个孟加拉国，世界的格局，就在身在联合国的吴建民眼皮下呈现了变幻。在这个过程中，吴建民目睹了外交作用力的不容忽视。而当时的中国根据反对肢解一个主权国家的原则，第一次在安理会行使了否决权。1974 年巴基斯坦承认孟加拉国后，中国遂同意对孟加拉国进入联合国重新审议。
美方特派双倍的武装警察在14 层昼夜值班/过家鼎说：“施燕华是我的‘监护人’。”/看电影当晚到次日凌晨间，出了人命关天的大事/吴建民锻炼的身影，出现在美国的《生活周刊》上/代表团到纽约，住在由罗马尼亚代表团帮助预租的罗斯福酒店。酒店位于曼哈顿东区，离联合国总部很近，步行15 分钟即可抵达。
除了一两间长期住户外，第14 层全被中国代表团包下来了。说是第14层，实际是第13 层，因西方人忌讳13。
由于打前站的人对代表团成员的情况并不熟悉，结果把施燕华和另一位男同志分在了同一房间。吴建民他们到了，才发现弄错了，遂把他们俩调到一个房间。可另外不了解情况的人提出了疑问：“咦，这一男一女怎么住到一起去啦？”又得做解释，他俩是夫妻。
美国方面对中国代表团的安全还是很重视和负责的，特派了双倍的武装警察在14 层楼昼夜值班，24 小时不间断，每班两名警察。他们面对电梯而坐，监视着每个从14 层楼电梯出来的人，绝不允许受邀之外的人进入。代表团给警察们空了一个房间，使他们可以轮流在里面休息。
许多媒体记者因不能进入酒店的14层，就常常守候在代表团人员就餐的酒店餐厅里，结果搅得中国代表团人员无法正常用餐。酒店遂为代表团专门新辟了就餐处，并派保安严防。过了两个月了，也没出过什么问题，大家感觉还是挺安全的。
但到了1972 年初临近尼克松访华的时候，有媒体透露风声，说有人会对中国驻联合国人员下毒手。代表团随之也接到一些恐吓，就提高了警惕，连周末的“放风”也取消了。所谓放风，就是可以到美国的街面上走一走。可是这种走一走有要求，不能单独行动，必须两人以上结伴而行，相互“看护”。过家鼎就曾经开玩笑说：“施燕华是我的‘监护人’。”而吴建民、施燕华虽是俩人，但夫妇不算，外出还需再有一人“陪同”。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联合国再不会只有美国和苏联的声音了（8）
为了改善除了到联合国开会就整天憋在酒店里的单调生活，常驻领导决定放个电影娱乐一下。那晚在旅馆走廊里放电影的是公务员王锡昌，他原来曾在匈牙利使馆当公务员，吴建民和他认识。然而，就在看电影的当晚到第二天凌晨之间，就出了人命关天的大事。
第二天上午公勤人员学习，可很晚了王锡昌也没有到，打电话叫他，可电话没有人接，人们就去敲他的房门，许久没有回应，吴建民也被这敲门声惊动了。后来酒店服务员拿钥匙开了门，发现里面的铁链子还挂着，冲开门一看王锡昌仰卧在床上，心脏已停止了跳动。马上打电话叫救护车，美国的救护车来了，一检查人已经死了，调头就走，说处理后事不是他们的事。
据说此事被立即汇报到北京，周恩来马上向毛泽东报告。毛泽东亲自做出指示：要代表团领导立即同美方交涉，表明事情发生在中美关系解冻之际，美方对查清此事有义不容辞之责。细心的周恩来总理还专门指示代表团，死者的尸体不能火化，务必等查清后再作处理。
常驻代表黄华随后约见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向他递交了正式照会，要求美方对此事件进行彻底调查。美国国务院接到报告后，责成纽约市警察局进行调查。法医对尸体作了解剖检查，发现死者血液中含有致人死命的尼古丁。在检查王锡昌卧室的器皿和用具时，发现在暖瓶里剩余的水中也含有尼古丁。
显然，这是蓄意谋杀。凶手将尼古丁投放到王锡昌的饮水暖瓶里，王锡昌在饮水后中毒身亡。但当班的警察追述，并未发现有陌生人进入中国代表团驻地，对环境调查后发现，王锡昌住房附近有个货物电梯，这里恰恰是守卫观察的死角。王锡昌在放电影时没锁房门，因此推测凶手是在代表团全体人员看电影时，从货梯上楼，进入了王锡昌的房间。
中国的要求是追查凶手，予以严惩，但美方调查了许久，最终也没能查出凶手，此事终成悬案。但据当时中国代表团人员自己分析，行凶的主使者有三种可能：一是台湾方面干的；一是苏联人干的；一是美国的右翼分子干的。这样做的目的是企图以此破坏中美接触的势头，给尼克松访问中国添加麻烦。而当时最不愿看到中美关系改善的，首先是苏联人。
后来，根据国内指示，王锡昌的尸体从纽约市医院取出在美火化，骨灰放在一个深黄色的铜盒里，由信使带回国内。过了些日子，代表团听到了北京传来王锡昌被追认为烈士的消息。
在王锡昌遇害的那段时间里，整个代表团的情绪都受到了影响。当时适逢春节，已经对美国的饭菜倒胃口的代表团成员，终于吃上了盼望已久的中国菜和饺子，但人们却未流露欣悦的神情。
代表团要求大家提高警惕，严防再出现意外。从此大家回到酒店里，喝水格外地谨慎小心起来。特别注意的一条，是喝水要喝新鲜的，许多人宁愿喝凉水。如果要喝茶，用热水时一定要现接水现烧开了，热水瓶里的陈水绝不再用。
也是出于安全考虑，代表团成员们非因公更不能随便外出了。除了到联合国总部开会以外，大家全部时间消磨在旅馆里，收看美国电视几乎是他们唯一的文娱方式，以致这些身居纽约的人，对纽约的大致地貌也说不清楚。
26 届联大结束后，联合国的会议也进入“鼓瑟稀”的阶段。乔冠华等离开美国后，人一下子少了一小半，留下常驻的约有30 人。热闹劲过去了，人员也少了，罗斯福酒店14 层的70 多个房间依旧照租着，但住在里面的人却更多地体味到沉闷和压抑。
此刻，购置永久性住所成了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的头等要务。其实，寻找合适办公地和住所一事从抵达纽约起就从未间断，看过的房屋已不下数十处，但不是房子面积太小，就是年久失修，或售价过高又不实用。
过了几个月，代表团终于相中了曼哈顿66 街166号林肯广场对面的一座十层大楼。这是一座汽车旅馆，有200 多个房间，卖方开价485 万美元。报告国内后，经周恩来亲自批准，买下这座汽车旅馆，购置费是用现款一次付清的。
2005 年一本非常流行的畅销书《非常道》说：“70 年代，中国进入联合国的时候，派出了以邓小平、乔冠华带队的赴美代表团。当时什么都安排好了，突然发现去联合国不能用人民币，得用美元。于是中央紧急下令全中国的所有银行将美元收集起来，共找出38000元，成了当时赴联合国唯一的现金经费，以至于代表团住进了美国的豪华酒店，工作人员给不起小费。”
联合国再不会只有美国和苏联的声音了（9）
这言之凿凿的叙述有个基本常识性错误，1971 年中国代表团赴联合国的时候，邓小平还没复出呢，他如何带队？从一次便付清485万美元这件事看，所谓美金使用捉襟见肘一说亦属无稽。作为亲历者的吴建民也说事实并不若此，当时中国正在全力支持越南的抗美斗争，许多物资都要用美元购买；同时中国正对非洲好几个国家进行经济援助，慷慨地动用着美金储备。他的实际感觉是代表团手中的美金尽是大票，有时需要用一些小钱时，倒有些不太方便。
1972 年4 月，吴建民他们搬进了新楼，摘掉了“林肯汽车旅馆”的招牌，换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的铜牌。驻地的大门依然请美国警察看守，24 小时值班，这高昂的费用又花了许多年。
除了美国警察外，代表团自己的人也要值班，主要是懂外文的人值，从晚7 点到次日早晨6 点，特别是在周末。
代表团搬进大楼后，首先做的一件事，就是对楼内进行了彻底的检查。因为买下这栋楼后，原楼主提出要中国代表团暂缓一周搬入，理由是为了安全要进行清扫去除隐患。代表团猜测这一安排别有目的。检查的结果果然不出代表团的意料，在楼内房间的灯具、门把、天花板、卫生间内，竟发现了200 多个窃听器。
因此后来代表团内部的会议，通常要到楼内的地下车库里去开，就是担心楼内的窃听设备可能没有清除干净，仍会遭到窃听。2005 年8月，吴建民到纽约又重莅旧地，但那座熟悉的旧建筑已不复存在，代之而起的是一栋新公寓楼。
搬进新驻地，让吴建民高兴的是楼顶有一个大阳台，可以在那里锻炼身体，还有很好的露天游泳池，夏季可以游泳。而在罗斯福酒店时，早上起床后无法到酒店外锻炼，因为违反二人同行的规则，那几个月把已经习惯晨炼的吴建民憋得够呛。
此外，这座旧汽车旅馆的每个房间都有电视，这在当时的中国是难以企及的。但看了一阵后，领导就觉得不加约束地看美国的电视，难免受到一些不良影响，遂把电视收了起来。只允许业务人员看一看，从中了解一些国际新闻和相关的信息。可见当时中国对防范西方意识形态熏陶，始终怀有很高警惕。
在中国代表团新驻地的西面，有一座更高的楼。中国代表团一搬进新驻地，马上就有媒体记者住进了那座高楼，他们架起了照相机、摄影机，镜头居高临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