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驻德记者见闻:柏林日记-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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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惶姿乱�30点，几乎相当于配给卡总额的三分之一，但如果你买睡袍的话，就可节省5点。一件新大衣或西服套装将花掉60点。今晚我计算了一下，用我的衣服配给卡（购买衣服还要受季节限制），从12月1日到4月1日可以购买：两双短袜，两条手绢，一条围巾和一副手套。从4月1日到9月1日：一件衬衫，两副衣领和一套内衣。在一年的其他时候：两条领带和一件汗衫。
柏林，11月18日
昨天，布拉格大学9名年轻的捷克学生被带到一个德国行刑队面前并被枪决。在今天中午的新闻发布会上，我们质问政府这是为什么。他们答道，这些学生在10月23日和11月15日组织了反德示威游行。“在战争时期这可不是开玩笑，”我们的新闻发言人说道，对于我们的问题甚至显得有些不耐烦。当天晚些时候，德国人承认还有3名捷克人，其中有两人是警察，因“攻击一名德国人”而被枪毙。我敢拿衬衫打赌，300万苏台德日耳曼人在捷克统治20年中，没有一人曾因参与示威游行而被处决。
昨天，在德国有3名年轻人因“叛国罪”而被处决。今天，在奥格斯堡（Augsburg）有两名年仅19岁的孩子因在一名士兵的家中偷窃而被判死刑。
《先驱论坛报》的比奇·康格尔（Beach Conger）一个月前才来到这里，今天在德国政府要求下被迫离开。纳粹不喜欢他写的一篇文章。他们要求收回这篇文章。他拒绝了。在最后时刻，比奇说道，一名高大的纳粹官员把他叫进屋里，“提出”让他得到一家大型美国电台网络驻柏林记者的工作，这使他相当吃惊，令我也受惊不小。大多数美国记者都到车站欢送他，还有人向康格尔夫人献了鲜花。
虽然纳粹不喜欢我，但我估计自己永远不会被赶出德国。他们的困难是我的电台播音稿事先都经过审查，所以无论我在播音时说了什么，都不能用来对付我。报纸记者可以用电话将想写的任何内容告诉外界，同时也就会冒康格尔所冒的风险。这甚至要比我必须承受的新闻审查更为糟糕，因为纽约新闻协会和纽约报社不喜欢被一脚踢出来的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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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11月19日
迄今为止几乎有两个月时间没有发生陆战、海战或空战了。然而，从与德国军方人士的谈话来看，我确信如果认为德国人将会接受同盟国把战斗限制于经济战线的做法，那将是一个错误。帝国在那种类型的战争中将处于不利地位。而这也是为何这里的大多数人都期待着军事行动尽快开始的原因之一。
弗兰克（Frank）（被占领的波兰的总督）今天宣布华沙的“隔都”（ghetto）从此以后必须与首都的其余部分用路障隔离开，并处于警察严密控制下。他说，犹太人是“疾病和细菌的携带者”。今晚，一名由华沙返回的美国朋友告诉我，纳粹的政策就是要灭绝波兰犹太人。他们被驱赶到波兰东部地区，被迫住进没有取暖设备的小木屋，并被剥夺了任何为自己挣得面包和奶油的机会。几千名来自帝国内部的犹太人也被遣送到波兰东部去送死，他说道。
柏林，11月20日
纳粹分子强迫可怜的奥古斯特·威廉王子（德皇第四子）出席今晚在宣传部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以否定最近谣传的希特勒迫害霍亨索伦家族成员的说法。“奥维”（Auwi）（人们习惯于如此称呼他）是霍亨索伦家族中唯一积极参与纳粹党活动的人。他实际上是冲锋队的一名成员，今天波默尔博士将他介绍给我们时，称其为“大队长奥古斯特·威廉王子”。他有些紧张并且对自己扮演的角色也感到有些羞愧，将要求他说的话告诉了我们，并以一句响亮的“希特勒万岁”结束了讲话。我不禁想到，这对霍亨索伦家族而言真是个奇怪的结局。那个充满活力的普鲁士家族产生了腓特烈大帝以及腓特烈的父亲还有威廉二世，并且先是将普鲁士随后又将德国提升到世界大国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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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11月21日
盖世太保头子希姆莱今天声称，他已经发现了半月前那个在慕尼黑安置炸弹并差点将希特勒炸成碎片的人。他的名字叫格奥尔格·埃尔塞（Georg Elser），今年36岁。据希姆莱称，在他背后是英国情报机构和奥托·施特拉塞（纳粹党前领导人，现在则是希特勒的死敌，目前住在法国）。希姆莱关于埃尔塞如何行动的报告听上去实在可疑。今天，一名德国人在看到报道后告诉我：“现在我可以肯定，那颗炸弹是希姆莱安的。”有几个月的时间，在几乎每一次纳粹新闻发布会上，我们都会询问何时审判埃尔塞。开始时，我们被告知，他将会与国会纵火案的“罪犯们”一样，在莱比锡（Leipzig）最高法庭接受审判。这似乎非常恰当，因为纳粹党在两件案子中都有嫌疑。几周以后，我们每天必提的问题“何时审判埃尔塞”，只会惹得记者们发笑并使波默尔博士（宣传部外国新闻司司长）、施密特博士（DrSchmidt）（外交部新闻司司长）和其副手冯·斯图姆男爵（Baron von Stumm）感到越来越尴尬。最后，我们终于不再觉得此事可笑。在充分利用此事开了几个月的玩笑后，我们最终不再提它。据我所知，埃尔塞从未被审判过。无人知道他是否已被处决。
希姆莱今天还宣布（似乎是为了迷惑公众），英国情报机构负责西欧的头子，一个什么贝斯特（Best）先生及其帮凶斯蒂文斯（Stevens）上尉，都于11月9日在德荷边境被盖世太保抓住。这也证实了我们听说的阿姆斯特丹传来的绑架案消息。荷兰人称，此事发生在荷兰领土上。
《人民观察家报》的记者在明天的报纸上将会说，当看到埃尔塞后，“你几乎忘记了自己正与一名恶魔待在一起。他的眼睛是聪慧的，面貌相当柔和。”
希姆莱及其手下进行这一系列活动，显然是企图使容易受骗上当的德国人民相信，英国政府打算通过谋杀希特勒等人来赢得这次战争。今天，新闻审查员删去了我的播音稿中关于国会纵火案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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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11月23日
感恩节。在临时代办亚历山大·柯克（Alexander Kirk）家，约100名饥饿的美国人冲向堆放在餐桌上的几只火鸡。晚饭时，我在奥克斯纳家又吃了一次火鸡，在午夜时分又拉上多萝西·奥克斯纳一起去播音室，就她如何在实施战时配给制的德国准备一顿火鸡大餐做了一次采访。她解释得非常好，说自己使用一种新型机器将奶油从黄油中提炼出来，并以此作为制作南瓜馅饼所需的生奶油。
12月1日以后，凡是不属于正规农场的马、牛和猪也都要使用食品配给卡。
柏林，11月26日
比尔·怀特（Bill White）［威廉·艾伦（William Allen）的儿子］来到了这里，他在本周还帮助我对战时夜生活进行了调查，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希望我今晚就此题目作一次播音。我们发现柏林的夜生活非常丰富。明天将去日内瓦待一些日子。
日内瓦，12月1日
苏联入侵芬兰！昨天红军空军轰炸机攻击了赫尔辛基，杀死了75名平民，有数百人受伤。工人阶级最伟大的斗士，反抗“法西斯侵略”的了不起的宣教士，“一丝不苟地遵守条约”（引用莫洛托夫一个月前的讲话）的最正义的旁观者，现在却违背了至少半打“庄严的条约”，扑向了欧洲最规矩、最勤劳并实行民主制度的小国。过去10年苏联在国际关系上赖以立足的道德基础像纸牌搭建的房子一样坍塌了，而批评者和###分子一贯都是这样认为的。斯大林表明自己与希特勒、墨索里尼和小日本都是一丘之貉。苏联外交政策原来与沙皇时代一样具有“帝国主义”特色。克里姆林宫已经背叛了革命。
我愤怒了足有30个小时；昨晚几乎无法入眠，虽然实际上我也没有机会睡觉。自从昨天中午开始我便不断向赫尔辛基、斯德哥尔摩、柏林、伯尔尼、阿姆斯特丹和伦敦打电话，为我们从芬兰作播音进行通讯准备。我下定决心一定要将此事办成，不仅是出于自己的目的，也是为了使美国国内能够听到芬兰人为自己辩护的声音。这是一项艰苦的工作，一个失败接一个失败，但是我们就是要把此次播音工作办成。首先，马克西（Maxie）代表全国广播公司与日内瓦电台（我们唯一中立的对外联系渠道）达成了协议。他还率先与芬兰人和瑞典人进行联系，并设法使对方同意，让芬兰总统卡利欧（Kallio）、外交部长埃尔库（Erkko）只接受全国广播公司记者的采访。给赫尔辛基政府打了个电话，澄清了这一事实，原来并非如此，至少芬兰人这样说。但是我很难说服斯德哥尔摩的瑞典人，使他们相信参与采访的并非全国广播公司一家，还包括我们公司。而且，我还必须依赖他们转播所有从芬兰发出的信号。昨天整个下午都在寻找一家转播电台。柏林的德国广播公司既不会向我提供转播电台，也不会提供用于转播的电话线路。他们接到不要冒犯俄国人的命令。给阿姆斯特丹打电话，试图使荷兰人借给我一个转播电台，但是他们太害怕违犯自己的中立地位了。实际上只要有利可图，无论是俄国还是德国无疑都不会尊重什么中立地位的。最后爱德·莫罗解决了我们所有的困难，不过我们既不会将此告诉德国人，也不会告诉瑞典人，甚至也不告诉芬兰人。他让英国广播公司接收瑞典中波电台转播的信号，而后者则是通过电话线接收来自芬兰赫尔辛基的报道再进行广播的。英国广播公司再将他们接收的信号通过电缆传输到“橄榄球”电台，再通过短波发射台传送到我们在纽约的播音室。从赫尔辛基播音的通常做法是，通过电话线将播音经瑞典、德国传到瑞士，然后再通过日内瓦的发射台用短波传送到纽约。但是，德国拒绝为我们提供转播电话设施，马克西又独占了日内瓦的发射台，使我们无法这样做。纽约方面反馈说，我们对赫尔辛基报道的转播要比全国广播公司的转播好得多。他们的转播很明显是由日内瓦接收斯德哥尔摩中波发射台的信号，但是由于伦敦的接收设备性能要比日内瓦的优越，我们的转播效果自然也要出色得多。
今天下午，我安排《基督教科学箴言报》（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驻赫尔辛基记者对赫尔辛基遭受轰炸作了首次现场报道——一条独家新闻。哈拉尔德·迪特里希，是德国广播公司短波部主任，同时也是一名冷静而优秀的技师。他对于美国广播电台在接收欧洲电台信号时所面临的技术工作，几乎具有一种艺术家的敏感。虽然是个需要提防的狂热纳粹分子，但我在德国与他合作得最顺利也最成功。哈拉尔德打电话告诉我，将尽全力促使戈培尔允许我们使用转播用电话设备，只是我必须保证通话者都是美国人。
由于流感而发着烧，但必须继续处理这些在芬兰进行播音的事务。苔斯努力投入工作，帮了大忙，往往要用几种语言对着电话叫喊几个小时，其中包括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语言，她的丹麦语说得不错。她还得发出并接收电报，这些都必须在电话旁完成，对我帮助很大。两天来我的电话账单已经超过了1000美元，包括打给赫尔辛基、斯德哥尔摩、柏林、阿姆斯特丹、伦敦和纽约的无数紧急电话。我的海底电报和普通电报帐单一定也达到将近500美元。但是保罗·怀特和克劳伯（Klauber）坚持要求：“一定要播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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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12月7日
通过电话与斯德哥尔摩的比尔·怀特取得了联系，并叫他前往赫尔辛基为我们报道芬兰战争。他从芬兰前线发回的感人的圣诞节播音还上了罗伯特·舍伍德（Inspire Robert Sherwood）的剧本《夜晚不再》（There shall Be No Night）。有趣的一件事：我们公司在纽约的一些人认为，有一天晚上他在这里的报道完全脱离了中立立场，拍电报称虽然他们个人同意比尔反纳粹的倾向，但他应该努力更客观一些。当我返回柏林前往德国广播公司时，迪特里希手里拿着比尔的播音稿向我走来。我想，他可能会挑起一场争执。
“看看这个，”他说道。
“有什么问题吗？”我说道，并决定维护这篇播音稿，虽然这篇稿子在讥讽嘲弄纳粹方面确实有些过火。
“噢，它非常精彩！我们这里认为这是一次非常出色的播音，机智但是公正。如果你能够忘掉你个人对纳粹主义的反感，有一天你可能也能做到。”他说道。
即使我在德国住上100年，我也无法理解这些德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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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12月10日
在这个安息日的夜晚，爱德·莫罗和我进行了柏林和伦敦之间的首次电话交谈，自开战以来两地间的电话联络即被切断。这是一次播音节目。我相信这是保罗·怀特的主意，他特别热衷于做“姿态”。我们的声音的确是作了一次长途旅行。埃德的声音由伦敦通过短波发射到纽约，再从那里由短波发射到柏林，然后我才能听到。我的声音则沿着同一条路线作反方向旅行。为了不至于给敌方提供有价值的信息，我们事先都写好交谈内容，我将我的问题和爱德的回答以及他的问题和我的回答都提交给德国人，而他对英国人也是如此。两国在对待稿件方面都表现得相当宽宏大量。听到爱德的声音令人高兴。有一两次他的声音模糊不清，我也无法听到提示我说话的暗号，但总体而言十分有趣。
似乎埃莉诺·K是在由阿姆斯特丹到柏林的路上，被盖世太保在靠近德荷边境的本特海姆逮捕，并且从关押她的当地旅馆顶楼跳下。几乎是个奇迹，她没有被摔死，但背部、双腿和一只手臂骨折。我听说，她现在已被释放，并前往纽约。必须将此事查个水落石出。我敢肯定秘密警察在她身上没有抓到什么把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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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12月13日
“不来梅号”客轮成功地突破了英国的封锁，沿着挪威海岸由摩尔曼斯克返回德国港口。英国海军在此事上显得不那么能干。乔丹和我在谁将对海军准将阿伦斯（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