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剑英在关键时刻-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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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并未能阻止住国民党顽固派继续制造屠杀事件，向八路军、新四军发起新的进攻。1941年1月6日，爆发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在蒋介石制造皖南事变之前，叶剑英就协助周恩来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在重庆领导和团结国统区的抗日力量，采取各种方式，同国民党顽固派进行了不懈的斗争。在收到新四军被包围的告急电后，叶剑英立即找国民党代表交涉，多次向蒋介石、何应钦、白崇禧等提出抗议，强烈要求制止围攻新四军。1月17日，周恩来和叶剑英获悉国民党反动当局发布通令，诬蔑新四军叛乱，悍然宣布取消新四军的番号，再次提出严重抗议。当天夜里，得悉《新华日报》关于揭露皖南事变真相的报道和社论被新闻检查官扣压，周恩来立即题写了“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和“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两幅题词，要《新华日报》社将题词手迹制片登在被扣去的稿件位置上，加快编排和制版印刷，组织发行力量，抢在次日各大报发出之前送到广大读者手中。由于叶剑英等南方局的同志连夜奋战，第二天一早，载有周恩来题词的《新华日报》便到达读者手中，并出现在重庆大街小巷的阅报墙上，报纸销量从平时的1000份猛增到5000份。蒋介石看到报纸，大发雷霆，把陈布雷、戴笠骂了一通，说周恩来的题词比一篇社论还重要。
为了彻底揭露蒋介石打内战的阴谋，叶剑英组织军事组赶写了《新四军皖南部队惨被围歼真相》的传单，用大量事实从八个方面及时揭露了国民党顽固派的血腥屠杀和罪行。传单印好以后，大家分头出动，冲破国民党特务的重重阻挠，通过各种关系和渠道散发到山城重庆，“皖南事变”真相很快大白于天下。叶剑英不仅为解救新四军之危急，陪同周恩来与国民党当局抗议交涉，还帮助解决贵阳、桂林等八路军办事处交通站等遭到的迫害问题。同时，还与梁漱溟、沈钧儒、邹韬奋、张申府、章伯钧、黄炎培、张君劢等爱国民主人士多次交谈，揭露国民党制造摩擦的真相，巩固和发展抗日统一战线。
叶剑英在国民党军队中广泛开展交朋友活动。他除了同国民党代表进行多次谈判外，还经常会见国际友好人士、各党派代表人物和社会各界（包括港澳）名流，接见记者和爱国华侨，宣传中共团结抗日的政策。南洋华侨回国慰问团发起人、爱国侨领、华侨筹赈总会主席陈嘉庚、庄西言等经重庆去延安，叶剑英同林伯渠、董必武等与其亲切会晤，热情招待，共商救国大计。叶剑英以他特有的胆识和才智同国民党进行了多种形式的合作与斗争，有效地促进了统战工作的发展。
在日寇大举侵华（15）
《新华日报》社根据当前斗争需要和广大读者的要求，出版了《叶剑英抗战论文集》，书中收入了叶剑英自1938年至1940年初公开在报刊上发表过的报告、文章、信函等三十一篇，共十二万多字，全书分为“论战局”、“论抗战中的几个主要问题”、“论战略”、“论敌后抗战”、“八路军抗战的经验”、“纠集和悼文”、“其他”七个部分。该书出版后，广为发行，很受读者欢迎。有一篇评论说：“叶剑英在军事上有极高的素养，文章才华横溢，脍炙一时。”著名记者赵浩生在重庆曾与叶剑英有交往，他回忆这段往事写道：
“当时叶剑英任十八集团军参谋长，和周总理、邓大姐同在重庆中共代表团工作。他们的作风和当时国民党官员不同。多数的国民党官员躲记者，敷衍记者，怕说错了话出纰漏，对一切问题的回答多是‘无可奉告’。中共代表团的人不但在业务上帮助记者，且主动地和记者做朋友。我和叶剑英的第一次友谊接触是在一个舞会上。那天是陶行知先生的育才学校举行校会，仪式完毕有跳舞。中共代表团的领导人包括叶剑英在内都在人群中与众同乐。叶剑英那天穿了一身草黄色呢军服，看上去虽然略显陈旧褪色，但贴身舒适，潇洒利落。他那方正饱满的面孔，一撮浓劲的小胡子，一双深邃典型的广东人的眼睛，闪着机智果敢的光彩，给人的感觉是英俊豪迈，平易近人。一首音乐结束，我和我的舞伴正停在离他很近的地方，他正在和我认识的一位朋友谈话，也加入进去。当他知道我的舞伴正在念英国大文学家雪莱作品的时候，他兴致勃勃，以铿锵的调子朗诵出一段雪莱的名句，这时我才知道这位叱咤风云的将军也是一位学贯中西的诗人。我的舞伴并不知道他是谁，当我告诉他这位熟记雪莱作品的人就是叶剑英将军时，她吃惊之余，对她所受的十几年的###教育都发生了疑惑，她没想到被认为‘###’的将军，却是一位如此博学多才、温文儒雅的人物。”
身居虎穴的叶剑英和南方局的同志们，在重庆经常处在国民党特务、宪兵严密监视包围之中，特别是“皖南事变”之后，蒋介石密令监视周恩来、叶剑英，不得让他们离开重庆。国民党特务头子徐恩曾、戴笠、康泽密商速捕四川省全部共产党员。面对一片白色恐怖，叶剑英主动出击，进行了大量公开与隐蔽相结合的活动，顽强地坚持有利有理有节的斗争。他布置负责情报工作的曾希圣等同志出面，同国民党政府军统局电讯台报务员张蔚林、冯传庆、张露萍（中共地下党员，外号“干一场”）等7名“军统”成员建立秘密联系，获取了许多重要情报。使斗争由被动变为主动。他经常给同志们讲传统，讲气节教育，领大家唱国际歌和革命老歌，坚定地对大家说：“我们共产党人天不怕，地不怕，要沉着应付，处于虎口，稳如泰山。”当看到地下党辗转传来的方志敏烈士狱中手稿，他异常激动，立即建议《新华日报》刊登《可爱的中国》，并向在场的同志讲述方志敏烈士的斗争业绩，然后挥笔写下《看方志敏同志手书有感》：“血染东南半壁红，忍将奇迹作奇功。文山去后南朝月，又照秦淮一叶枫。”后又将这首诗题写在方志敏同志遗照上。周恩来非常喜欢这首诗。在一次南方局和八路军办事处工作人员大会上，周恩来讲了方志敏、陈铁军、周文雍在刑场上的故事，特意背诵了叶剑英这首诗，对大家进行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气节教育，号召大家向烈士学习。在场的同志深受感动，纷纷向叶剑英索诗，竞相传抄。郭沫若读后，特次叶韵和诗一首：“千秋青史永留住，百代难忘正学功。纵使血痕终化碧，弋阳依旧万株枫。”
巧布“空城计”，智退敌兵
1941年12月，叶剑英告别周恩来，结束了长达4年之久的国统区斗争生活，从重庆飞回延安。这时敌后抗战进入最艰苦、最困难阶段。日军集中重兵疯狂进攻根据地，实行“总体战”，频繁进行大规模的扫荡，妄图分割各抗日根据地，逐次消灭抗日人民武装力量。更危险的是有相当一部分国民党正规军打着“曲线救国”旗号，公开投敌，充当伪军，配合日军作战。为打破敌顽夹击，中共中央战胜双重困难，坚持进行中华民族的神圣抗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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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寇大举侵华（16）
叶剑英在最高统帅部的重要岗位上，受到毛泽东等中央领导的器重，成为毛泽东、朱德指挥全国敌后抗战的得力助手。叶剑英在王家坪、中央军委所在地，肩负重担，运筹帷幄，决胜千里，每天要办理几十件以至上百件中央军委上呈下达的文电。日夜思虑着如何给中央、军委当好参谋。如何根据战争风云的变化，观察分析战争的发展趋势，正确驾驭战争。当时任参谋部参谋的石敬平十分敬佩这位红色“参座”，他回忆说：“在延安期间，叶参谋长工作很忙。凡军委机要处来的电报，送谁，找谁，都要经过他批发，急件随到随办。二局送来的情报，反摩擦斗争的情况通报，前方来的战况、通报，都经过他阅批，每天整理，综合上报，日常事务十分繁忙。他与朱老总住一个院，叶住前院，朱住后院。起草的电报，叶批给朱老总看，然后送毛主席。主席起草的电报，先送叶，然后给朱老总。他常常告诉我们这些参谋人员：考虑问题要站在参谋长的位置。他对部属要求严格。汇报情况，不清楚的地方，他就追问。他告诉我们，不能用‘可能’、‘大概’、‘差不多’这些词句来回答问题。作为一个军事参谋，掌握情况要准确，不清楚的一定要搞清楚。假如在他面前说一句假话，他一辈子都记住你，他不允许这样做。”
叶剑英在工作中总感到自己不足，总是先做学生后做先生，带领参谋部的同志刻苦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军事业务知识。在他的窑洞前面摆放着一大块青石板，晚上点一盏油灯，总是学习工作到深夜。学习是为了更好地指导工作。他在总参谋部组成了专门研究时局和战略的班子和资料研究室，对国际国内各方面的态势进行深入研究，随时了解和掌握情况。为了准确及时地获取敌对各方的情报，叶剑英亲自起草了《关于建立情报网的决定》，由中央军委正式颁布执行。根据这个决定，在第十八集团军总部、各敌后根据地、新四军，首先建立起10个情报网的联络基点。叶剑英对每个联络点抓得很紧，使各地同延安总部的情报联络渠道畅通无阻，保证了中央、军委准确及时地掌握情况、指挥作战。叶剑英还组织各根据地设立气象观察所，建立健全气象观察制度，规定设立气象观察所细则、气象观察项目和方法，以及气象报告内容，等等，这不但保证了当时作战指挥的需要，也为根据地农业生产提供了方便条件。叶剑英利用“情报网”的成果，定期组织参谋人员综合分析各战区的情况，汇编《军委战况通报》《作战室周报》《国际资料》等刊物。他亲自审阅材料进行批改，供中央和军委领导参阅。毛泽东看了这些材料后很高兴，说这样做“大有帮助”，并且嘱托叶剑英对作战局和资料研究室的同志在生活上多加照顾。叶剑英非常重视通信联络工作，并亲自起草指示、解决电台、报务人员、通讯技术等一系列问题，组织出版《通信战士》，并为之题词：“革命的马达在飞转，产生出解放人群的热，幸福的光。”为了做到上通下达，提高统帅部的指挥效能，叶剑英还经常邀请中央和各根据地、各战区的领导同志朱德、贺龙、陈毅、徐向前、聂荣臻、陈赓、罗瑞卿等前来王家坪参加参谋部，分析研究敌情和研讨战略的会议。听取“各路诸侯”的意见和建议，使军委制定的战略和策略更符合实际，具有更大的科学性和权威性。
叶剑英善于审时度势，精心运筹。他在参与中央军委对日作战的指挥、制定战略行动方案过程中，经常提出带有决策性的意见，受到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等领导人的重视和采纳。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后，形势十分严重。对敌军动态应当如何估计？侵华日军主攻方向是北上配合德军进攻苏联，还是南进？对此，延安总部参谋人员和国内外的军事家看法各异。叶剑英组织参谋部进行讨论，并吸收在延安的日本共产党员野坂三一起参加讨论，全面分析研究当时的国际局势和日本的国情，认为日军南进的可能性大，因而我们作战指导思想的侧重点，要放在对付日军南下上，并将这一意见上报给中央，供决策参考。他的意见被党中央接受，后来日本“御前会议”决定发动太平洋战争，日本偷袭珍珠港事件证明，叶剑英对日军动向的分析结论是完全正确的，对中央决策起了极其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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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寇大举侵华（17）
叶剑英领导的总参谋部，成了中央和军委名副其实的指挥中心，受到中央领导和各战区领导的赞扬。胶东军区司令员许世友有一次派人专程到延安，送给中央一根黄灿灿的金条，毛泽东特意指示把它作为奖品送给了总参谋部作战部门。
当时延安统帅部在领导对日军作战的同时，还要针对国民党顽固派制造摩擦的阴谋活动进行斗争。叶剑英在协助毛泽东、朱德等制定反摩擦的斗争的方针政策方面，也取得很大成功。1943年夏，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第三次###高潮，集结五十万军队，准备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陕甘宁边区根据地大举进攻。当时，八路军主力部队大都已深入敌后对日作战，陕甘宁边区兵力薄弱。大敌当前，局势险恶，如何应付？叶剑英经过深思熟虑，与情报部门研究，提出了一个以智退敌的“政治宣传战”方案。他建议使用中共掌握的军事情报，公开揭露国民党军队的进攻阴谋，以为退兵之计。毛泽东、朱德对叶剑英这个建议十分赞赏，完全采纳。决定除按预定计划部署兵力，做好保卫边区的自卫准备外，大力开展政治攻势，动员一切舆论，广泛开展宣传战，公开揭露国民党反动派调动兵力、破坏抗战、制造内战的阴谋。从7月4日开始，朱德以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名义连电蒋介石、胡宗南、何应钦，揭露其“闪击延安”的兵力部署、行动计划，呼吁团结，避免内战。新华社广播了朱德电报全文，并详细公布了国民党军队调动的情况。紧接着，延安召开数万人的群众大会，通电全国。毛泽东亲自动手特为《解放日报》撰写了题为《质问国民党》的社论，警告蒋介石：必须立即撤退进犯边区的军队，纠正一切错误。敌后各抗日根据地军民和国民党统治区爱国民主人士纷纷###，发表声明和通电，声讨顽固派。同时，增调部分兵力充实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在军事上也做好了应付突然事变的准备。
这一场以军事实力作基础的声势浩大的“政治宣传战”赢得了国内外各界人士的同情。由于我方掌握了国民党军队的一切行动计划直至兵力部署、行军路线等确凿的情报，并对其揭露无遗，使得正在日夜调兵遣将，准备内战的国民党顽固派大为震惊，十分狼狈，进退维谷。当年负责通风情报工作的戴镜之回忆此事说：“叶参谋长约我到延安去，问我这样做暴露了电台机密，对我�
